文學的嚴肅性

嚴肅這個觀念在我們現代文學開始發展時是認為很重要的。當時與新文學的創造方麵對抗的是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的小說。他們的態度，不論對文學、對人生，都是消遣的。新文學是嚴肅的。這嚴肅與消遣的對立中開始了新文學運動，尤其是新文學的創作方麵。

本來在傳統的文學裏，所謂“文”的地位是不很高的。文章，小道也。在宋朝還有人說作文害道。作文對道學有害，這是一種極端的看法，作文至少是小道。這裏麵的小說，更是小而又小了，在新文學運動開始時，對人生先有一個嚴肅的態度。對文學，也有一個新的文學觀念，這觀念包括文學不是專門隻為消遣，茶餘酒後的消遣；他們認為文學有重大的使命和意義，這是一層。第二，文學並非小道，有其獨立的地位。從前向來是不承認的，就是詩與文在文學中的地位很高，比起道來，仍然很差。五四運動開始時．反對“文以載道”，因為這樣一說，文便成為一種無足輕重的東西，主要的是道。道把文壓下來，所以要反對。但當時新文學運動如何表現這兩個觀念呢？這還得和鴛鴦蝴蝶派對比著來看。

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寫的多是戀愛故事，但不是當做一件嚴肅的事情（有時也有為戀愛而戀愛），總帶點把戀愛當遊戲的態度。看小說的，也是茶餘酒後，躺在床上看看。雖然看到悲哀的時候，也流幾滴眼淚，但總不認真似的。他們的文學大部分是文言，就是用白話，也是從舊小說裏抄來的，不免油腔滑調。新文學在文字方麵的態度很認真。教你不能不認真地看。有的人看慣了舊的，看新的作品覺得太正經，不慣，在內容方麵，注重攻擊禮教，諷刺社會，發掘中國社會的劣根性而表現出來，在這方麵見出認真的態度。

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倒合乎中國小說的傳統，中國小說本來是著重在“奇”的。如唐朝的“傳奇”，明朝的短篇集叫“拍案驚奇”。奇就是不正經，小說就要為的奇。我們幼時，看小說還叫看閑書。小說自身就以不正經自居。明朝雖有《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名稱上似乎注重社會的作用。但這三種書被選出編成《今古奇觀》，足見仍然也是以“奇”為主。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就在滿足好奇的趣味，所以能得到許多讀眾。新文學卻不要奇。奇對生活的關係較少。要正，要正視生活。反禮教，反封建，發掘社會病根，正視社會國家人生，因此他們在寫作上是寫實的，即如犯人日記，裏麵雖然是象征意義，但卻用寫實筆法來寫，這種嚴肅的態度，維持不斷。直到後來，社會比較安定些，知識階級的生活也安定下來，於是嚴肅的態度改變了，產生言誌載道的問題。

新文學初期反對載道，這時候便有人提倡言誌。所謂言誌，實在是玩世不恭，追求趣味。趣味隻是個人的好惡，這也是環境的反映，當時政治上還是混亂，這種態度是躲避。他們喝酒，喝茶，談窄而又窄的身邊瑣事。當時許多人如此，連我也在內，但這種情形經過的時間很短，從言誌轉到了幽默。好像說酒要一口一口地喝，還不成，一直要幽默到沒有意義，為幽默而幽默，一麵要說話，一麵卻要沒有意義，這也是一種極端。生活的道路，越走越窄，一切都沒有意義，變成耍貧嘴，說俏皮話，這明明白白回到了消遣。

人生原是兩方麵的，時代的壓迫稍鬆，便走到這一邊來。但中國的情形不允許許多人消遣。結果，消遣的時間很短，又回過頭來，大家認為這種態度要不得。於是更明白地提出嚴肅的口號，魯迅先生介紹了一句話：“一方麵是嚴肅的工作，一方麵是荒淫與無恥。”這兩者相對比嚴肅和消遣相對更尖銳，這表示時代要求嚴肅更迫切了。

這裏應該補充一點。創造社的浪漫和傷感成為一時的風氣，那是那個時代個人求解放的普通趨勢。個人生活中靈肉的衝突是生死問題，是嚴肅的問題，民國十四年五卅以後，反封建、反帝更是迫切。大家常提起魯迅先生介紹的那句話。並且從工作擴大到行動。於是文學運動又回到嚴肅。

現在更是嚴肅的時期。新文學開始時反對文以載道，但反對的是載封建的道。到現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實還是在載道，隻是載的是新的道罷了。三十年間雖有許多變遷，文學大部分時間是工具，努力達成它的使命和責任，和社會的別的方麵是聯係著的。

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