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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九作家，不忘憂國

略薩說：一個作家不能僅僅局限於藝術創作之中，他在道義上也有責任關心周圍的環境，有責任關心他所處的時代……

當新冠病毒疫情撲麵而來時，毛九的作家們以筆墨為武器，參與到抗疫行列之中。平溪慧子為“湖南詩歌”和“湖湘文學”“毛九作家”等微信平台組稿抗疫作品二百餘篇（首），推出一批充滿情懷、理性客觀和積極向上的文學作品，激勵讀者們正確防疫，理性麵對疫情，不吝筆墨歌頌逆行者，毫不留情揭露不良行為。在抗擊新冠病毒行動中，起到了正確良好的輿論引導作用。

毛九女詩人，張家界市詩歌學會的副秘書長，詩歌學會會刊《詩峰》網刊的編輯歐陽清清，發動詩峰群員和微信好友創作抗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詩歌，共收到全國各地詩友來稿一千二百多首，國內許多大詩人也投稿支持，比如著名詩人喬延鳳老師，中國詩歌網“現代詩歌”欄目主任編輯何中俊老師，婁底電視台台長、毛八班班長龍紅年等等。現已在《詩峰》平台推出精選抗疫專刊１０期。歐陽清清說：我會把《詩峰》抗疫專刊繼續下去，直到疫情徹底退去，作戰需要衝鋒號，做事需要精神力量，詩歌可以把人心引領到更加美好的境界，健康美好的心靈更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美好。“醫生醫身，詩人醫心”，詩人也是戰士，眾誌成城，正必勝邪。

在抗疫期間，麵對疫情和醫務人員的奉獻和付出，王麗君無法釋懷，在春節假期用五天五夜的時間創作了８８００字的《白衣戰士》，《長沙晚報》整版發表。接下來還撰寫了一個在武漢援助的呼吸治療師的故事《蒼穹之下共呼吸》，即將發表於《湖南日報》。下一步打算以醫務人員為主體寫一部長篇報告文學《保衛春天——湖南抗疫工作紀實》，以湖南的抗疫工作折射全國的抗疫工作。

在雷鋒家鄉望城，毛九作家李偉因疫情雖然宅在家中，但時刻關注著疫情中廣大逆行者的戰鬥，報告文學作家的身份也讓他拿起了手中的筆，歌頌著那些普通平凡的街道社區工作者。他利用遍布長沙城鄉的同學關係，用微信進行采訪，通過和當事人電話交談、視頻記錄現場和實景圖片等方式，記錄了長沙坡子街社區、望城坡街道竹馬塘社區、望城高塘嶺街道湘陵社區的抗疫故事，描述了金山橋街道米地亞小區和疫情狹路相逢的驚心場麵，抒發了隔離病毒不隔離愛的動人情懷，歌頌了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隻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這一人間真理，寫成了７０００字的《長沙的早春》和４０００字的《沒有時間悲傷的人》。２月１６日，《長沙的早春》發到了中新網、湖南作家網、紅網、星辰在線、掌上長沙、絲網、藝術長沙等網絡媒體中。

毛九永州女作家楊錦芳，作為一名政協委員，應有所作為和擔當，於是上班之後進行了調研和采訪，寫下了《關於疫情之下如何保障糧食安全的社情民意》，被全國政協采納。《“戰疫鐵娘子”許旭陽的擔當》被省政協湘聲報采用，《一呼百應，藍山政協凝心聚力齊戰役》等稿子被永州市政協公眾號采用。毛九沅陵作家張遠文疾書《浮生困——“疫”中備忘錄》發表在《湖南散文》雜誌，胡勇平的詩歌《別告訴我媽媽》《紀念李文亮》發表在湖南詩歌學會官網，株洲毛九攝影家鄭安戈在戰疫中逆行，他所拍攝的《株洲加強火車站、汽車站、高鐵站防疫》的圖片在“紅網時刻新聞”播發。他到株洲中心醫院拍攝的一組照片《抗疫，影像放射科在行動》在湖南省藝術攝影學會官網發表。毛九作家，《湖南武術》雜誌總編範如虹在抗擊疫情中，發起湖南武術人文化助力，齊心戰“疫”的活動，一些著名的湖南武術人寫出一批書法作品，為抗疫前線送去了湖南武術人“大愛無疆，守望相助”的溫情。

王天明給處於抗疫前線的兒子王博的家書《別停步，當前行》發表在《湖南日報》，李映紅寫給白衣天使的女兒《給最美逆行者鞠躬》散文發表在《湘潭日報》，讓三湘四水的父母驕傲、淚目。還有堅持在教育崗位上的鄭學誌、李稔香、李燕子三位高級教師，為響應停課不停學的號召，都成了主播。

毛九的作家們，通常在生活與寫作的關係處理過程中，因為直麵一線的各樣普通生活，且又注重心靈世界的豐富和完整，所以，就有了對生活的一種思考，一種超越，形諸作品，則具備了另一種心靈抵達的可能性，即超越了作家自己心靈的精神常態，所思考的一些東西，既有著普通人的關切和欲望，同時又有著比普通人更廣泛的關愛、關懷與關切。同學們會經常關心家國大事，更關心人的生存、精神狀況的改善。很多情況下，他們不是世俗的“狂歡者”，而是一群具著憂患意識的獨立思考者，甚至，與洶湧而來的潮流保持著距離，在理解的基礎上保持一種或多或少“抵抗”的態度，保持自己人格的相對獨立性，以及對事物的獨立見解，以此，寫真誠的文章，做真誠的人。同學們彼此之間，於生活，於寫作，多葆有自己的信仰、信念與意誌力，墨香字句中融浸著對底層百姓，對世俗中人的關愛與憐憫，對國家命運前途、人類前途的關懷與關注，對生活本質真實的不斷尋找與發現。

鏈接：信用危機中的中國

文 / 紀紅建（著名報告文學家，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

中國曾被稱為“禮儀之邦”，文明道德素質在當時的世界上被人們稱道。信用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種道德準則，更是一個人修身養性、為人處世的倫理規範。然而，就在當下信用已經上升為社會對合格成員要求的必備條件時，它似乎離我們遠去了。

正是在這樣的危急時刻或尷尬的背景下，我讀到了擁有律師和作家雙重身份的胡勇平先生的“非虛構”文集，或者說自由手稿——《信用戰爭》。實話說，剛開始我僅僅看了這本書的自序和後記，就立刻認定這是一本非常及時的書，不僅是當今法律界、文學界，更是當今社會普遍迫切需要的書。這似乎隻是一本結構隨意、內容龐雜的自由手稿，但讀完全書，我想說的是，作者不僅呈現了一位職業律師的工作常態、獨立思考與彌足珍貴的擔當精神與勇氣，同時也呈現了當下中國不斷惡化的社會信用環境，讓我的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這種震撼首先來自胡勇平“介入”與“參與”現實的姿態，來自他敢於直擊當下中國可怕的信用危機，更來自他描述的十足的真實，以及飽含人文主義精神的憂慮與思考。

這部作品，雖然作者自命為自由手稿，寫作的難度實則高於一般意義上的散文或是紀實文學的創作。它不僅要求作者有深厚而又生動的文學表達，還要求作者具有專業的敏銳的豐富的辨析思維能力。即是說，這部作品不是單純的文學作品，也不是單純的律師手記。可喜可敬的是，胡勇平以一個職業律師的正義與擔當，以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執著，深入龐雜的現實生活，甚至矛盾和糾結之中，用腳丈量中國，用眼睛觀察現實，用心靈感受大地，並用思維對自己２０年的從業經曆進行認真梳理總結，深思、辨析與反省。記得法國哲學家和文學家薩特說過這樣的話：作家就應該為他的時代而寫，與時代和大地共呼吸。胡勇平做到了。他將散落在他從業生涯的各個時間段的案例和故事串了起來，精彩地呈現在了讀者眼前。中國律師的魔鬼詞典，千年寒暄，製勝者必以禮法，寧可錯放三千、不可錯判一個，《信用戰爭》等五輯，看似零亂，但因均緊扣“信用”這個核心，讓讀者始終感到信用危機對於當下中國和人們生活構成的緊迫感。這不僅需要花大量的工夫，更需要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勇氣。於是，在作者的筆下，不論政府，還是企業，抑或是個人，他們都有可能會受到法律的裁決，都會麵臨信用的考量。如胡勇平筆下的湘籍農民工福建漳平殺豬案告訴讀者，中國的農民工生存是多麼地艱難，不小心麵對刑事訴訟時，又是多麼地無助與無奈。在這起案件中，明明是當地檢疫檢驗部門個別工作人員的不作為，而三十多個湘籍農民工因食品安全問題被提起訴訟。但最終結果是，為首的農民工被判無期，其他都被判有罪，還每人處罰金３０萬元。這麼一起荒唐可笑的案件，卻通過了一審判決。在這個信用危機的時代，即便是曾經風光無比的官員與企業家也可能會麵臨因為信用缺失帶來的不公。如胡勇平的《軍神敗局：顧雛軍與張慶民命運的異同比較》告訴我們，有些獲罪，並不意味著獲罪者本身有罪，也不會因為你是官員或是企業家，就可避免獲罪。正如胡勇平在文中所寫：“警方明知詐騙罪不能成立，所以抓了人後，挖地三尺，尋找張慶民的犯罪事實與證據。”原來顧雛軍獲罪是因其強硬的個性所致，而張慶民的獲罪則完全是地方保護主義炮製出來的……

這一幅幅殘酷的信用危機下的中國現實圖景，是多麼真實！又是多麼觸目驚心！胡勇平以鬥士般的筆觸，讓讀者看到了信用缺失下的中國圖景，而這樣的圖景，在當今中國是何等廣泛而普遍。事實上，胡勇平筆下每況愈下的信用危機環境，正是當代中國的縮影，它所映射的，也正是中國數以億計的人民共同的命運：無論是誰，都將麵臨信用考量，信用危機的最終結果，必將是社會的不公正，必將讓某些人為此付出慘痛甚至生命的代價。環顧一下我們的周圍，個人誠信缺失已滲透到生活的很多方麵，說假話、考試作弊、買賣假證件、學術造假、偷逃稅款、騙取保險等，不一而足。正如胡勇平所說，“無論是三聚氰胺爆出的奶業潛規則，地溝油爆出的餐飲業危機，故宮失竊爆出的國寶資產商業化，還是郭美美炫富導致的慈善信用危機，南京彭宇案引發的良知危機，無一不在警示我們：當下沒有比拯救信用、重建秩序更重要的工作了。信用意識並不是一個抽象體，法治精神也不是烏托邦，它隻是一種象征。一旦連象征都保護不下去，這樣的生活便混沌如沼澤、輕飄像鴻毛，會漸漸滑向一個共同的悲劇。”胡勇平的敘述也在警示著強勢群體，不要以為自己身處高位、手握重權，就可以規避信用危機帶來的侵襲。他的敘述讓我們察覺到了這一邏輯的背反，並不得不思索：當權貴的子孫後代不再身處高位、手握重權時，他們是不是同樣會麵臨因為信用缺失而帶來的不公呢？

胡勇平用“戰爭”來形容當下中國緊迫的信用危機，絕不是危言聳聽，這是他對自己從業２０年來的深刻反思後得出的結論。信用缺失，社會公平就會失衡。如果企業誠信缺失，直接影響到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如果政府誠信缺失，嚴重失信於民的行為，必然會影響政府的形象與聲譽，甚至行政地位。比如美國政府近來麵臨棘手的信用問題，其現有國債已經超過了國家負債的法定上限，平衡預算的憲法修正案如果不能通過，其行為將會使中國等債權大國的利益受損，甚至引發美國的金融災難以及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所以作者在文中說：“食品安全問題，房屋遭強拆，因言獲罪……這些變成了我們活著的人共同的糾結，一旦我們每一個人背後的職業道德、倫理一同被送上祭壇，信用危機就可能轉換成國家風險，如果不打贏這場信用戰爭，就可能將我們前輩拋頭顱灑熱血建立起來的秩序徹底葬送。”他敞開心扉，坦坦蕩蕩地，對當下社會信用怪象進行探析甚至批判，呈現著法律的考量和溫和的人文主義精神。他把目光投向社會中或個人或企業或政府，去發現、敘述他們命運的異同，去解開社會生活中潛在的，或者被現代性宏大話語有意或無意掩蓋了的真相，並由此去思考、尋找、解決當下中國信用危機的前路。而事實上，當下信用危機，不僅僅是對某個人、某些人的考量，而是對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考量。

讓我們肅然起敬的是，胡勇平不僅僅是一個就事論事的寫書者，而且是以一個踐行者的身份進入案例現場，論證當下中國的信用危機，也呈現著當前律師的生存狀態。如果說當今中國的信用是一場進行中的戰爭，那麼他早就投入到了這場戰爭之中。在他看來，法治是一個民族的最高責任。也正因為此，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公平正義，為了弱勢群體，為了道德良知，他總是拍案而起，竭盡所能地為需要幫助的人做著各種努力，即便在病床上，他也會拔掉針頭，不顧個人安危，及時趕赴現場，字裏行間處處洋溢著一個職業律師的擔當精神、英雄氣概，以及一個知識分子的正義與良知。當然，胡勇平是否真正找到了拯救或是緩解中國信用危機的處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介入現實的姿態，是他探求真相與真理的執著與膽量，是他以理性、公正的立場來呈現中國信用現實的寫作方式，以及他對於自己經曆的信用細節的描述與評述。於是我看到了一個緊握拳頭，正在為信用頑強而戰的胡勇平。我認為，這正是《信用戰爭》的獨特和不可替代之處。因為它既有真生活，亦有真情、真思、真理，才如此有厚度與分量，才如此充滿力量，才如此讓人心潮澎湃。

麵對危機，在憂慮和思考之外，胡勇平依然表達著一份謹慎的樂觀：“我曾這樣努力地想，律師的明天一定是有序世界的明天，就像向日葵欣欣向榮，永遠追隨光明。”其實，他所表達的心聲又豈止身為律師的自己，又何嘗不是我們普天之下尋常的黎民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