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以宜春遠

有朋友自遠方來是一件很高興的事，因而在向他們介紹市情時常常會禁不住讀出“，江山多勝遊”的詩句，每每如此。現在想來還真有一種說者動容，聽者怦然心動的感覺。我們秀麗的宜春山水也因了這幾許厚重人文，讓那些來自遠方的朋友平添出許多向往之情。

這句詩是韓愈寫的，他是唐朝的大文豪，文壇上的領袖人物。韓愈積極倡導古文運動，他文風雄奇奔放、風格鮮明，一掃漢魏以來的浮靡文風，從而成為“唐宋八大家”之首。今天我們經常說到的“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就是他留下來的至理名言。

當年他的同科進士，翰林學士王涯貶為袁州刺史，韓愈寫了兩首詩在長安灞橋為他送行。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昔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這首詩虛詞用得好，典故用得活，敘述友情和勸勉友人，皆能情真意切，曆來被詩家視為上乘之作。相比“初唐四傑”之一王勃的名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在意境上還要顯得更加豐富，情感上還要顯得更加動人。詩的最後兩句意思是這樣的：您不要以為宜春偏僻遙遠，那裏有著許多美麗的傳說，民風淳樸，風景如畫。今天我們生活的時代通訊發達，交通便利，可能很難理解詩中所指的宜春，在地理位置上是如何的偏遠，而在一千多年前的人們卻都認為，除了中原大地適宜於人類居住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是蠻荒之地，遠隔京城數千裏的宜春當然也不例外。韓愈選在灞橋為好友送行，因為古代這裏是出長安的必經之路。當年那些失意的與得意的，留守的與調遷的，豁免的與發配的，多少離情別緒使得這裏沉積了人們太多的離愁別怨、太多的冷暖炎涼和太多的抱負才情，也使得這裏成為朝與野、廟堂與江湖的一個拐點，因而它被稱為中國文學史上情感最柔軟的地方。灞橋兩岸有很多垂柳，非常有名，微風吹過垂柳依依，“柳”“留”諧音，觸景生情，在此送別，不由得讓人更添傷感。韓愈折柳贈別，既表達依依不舍的情感，也寓意人去他鄉，宛如柳木隨遇而安，發展壯大。他在這裏以詩贈友，勸勉友人，表現出了一種樂觀通達、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

曆史似乎對韓愈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就在他送別王涯貶放袁州的十二年之後，也就是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因上表力諫憲宗皇帝迎佛骨也同樣遭到了貶謫。他先被貶潮州，次年正月量移袁州。唐朝時，因罪遠貶的官吏遇到特赦而調遷近處任職叫“量移”，相對於潮州，袁州距離長安就近多了。這樣，當年王涯的貶謫地袁州也就成了他韓愈的貶謫地之一。皇命不可違，韓愈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到達指定的貶謫之地。他被貶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趕出了京城，年幼的女兒也病死在他貶謫途中的驛道旁。有政治抱負卻無以施展，懷一腔熱血卻慘遭冷遇。這種仕途上的挫折，以及家庭的不幸一起降臨在他的身上。他當時的心境之苦，我們可以通過他在貶謫途中寫給他侄孫的一首詩來體會，也就是他在過藍關時寫的那首至今仍然膾炙人口的詩。詩是這樣寫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藍關是秦嶺深山中最負盛名的地方，是當時通往荊楚最接近長安的一段險道，雄偉險峻，崎嶇艱險。仕途上遭遇挫折之人，心情本來就沉鬱悲涼，又遇家門不幸，此時的韓愈麵對高山險道觸景生情，更是愁苦淒哀。今天我們讀這首詩，依然可以感受到那充滿在字裏行間高寒幽暗、蔭蔽淒涼的詩韻。

然而，掙紮在苦難命運旋渦裏的韓愈，卻以傳統文化積極入世的精神，在幾個月的袁州刺史任期內，開啟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人生片段，贏得了曆代袁州人的景仰與緬懷。

當時的袁州，由於地處偏僻，文化落後，買賣人口，學校不興，弊政陋習極多。韓愈到任後不像其他貶官那樣寄情山水，酒後小詩，也不以宜春地處偏遠而懈怠政事，而是積極把中原大地的先進文化帶到偏遠落後的宜春，以戴罪之身興利除弊，造福當地。他在袁州為官隻有九個月，時間很短，卻實實在在地辦了幾件事情，政績卓著，以至於千年後的人們對此依然讚不絕口。第一件事是解放奴婢。當時的宜春，不少人由於欠債還不起，隻好去充當債主的奴婢來抵債。韓愈到任後通令各地，改掉舊習，凡抵債奴婢一律放回到父母身邊，所欠債務一筆勾銷，共解放奴婢七百三十二人。後來他應召回朝官拜朝散大夫，還“奏乞以在袁州放免傭奴之法，推之天下，著為令”。第二件事是大興書院。韓愈十分重視文化教育事業，一到宜春就大力興辦書院，倡導務實文風。韓愈是著名的文學家，文章寫得很好。他在赴袁州的貶謫途中，得知友情篤厚的柳宗元去世消息後所作的《柳子厚墓誌銘》，頓挫盤鬱，被視為墓誌銘文範本而選入《古文觀止》。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袁州大地文風昌盛，出現了像盧肇、易重、黃頗等一批學有成就的學子。唐朝時江西共出過兩位狀元，即盧肇和易重，都是袁州人。今天的宜春城內還有狀元洲、重桂路、黃頗路這樣的地名。也正是因為韓愈的影響，唐朝中後期，袁州讀書風氣濃厚，人才輩出，先後考取進士三十多位，贏得了“江西進士半袁州”的美譽。五代詩人韋莊曾在他的《袁州作》中用“家家生計隻琴書，一郡清風似魯儒”對當時的袁州進行了生動描述。韓愈到任那年，恰遇袁州春夏大旱，民不聊生，他親率府衙官吏士紳到城外的仰山祭天祈雨。這篇祭文不長，卻聲情並茂，凝練精當，今天讀來依然朗朗上口。尤其是文中那句“若守（指韓愈自己）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韓愈大旱麵前不抗旱而勞師動眾跑到城外去求神祭天，自然有他的時代局限性。但單純從這篇祭文的字裏行間，韓愈為了祈雨，寧願神靈降罪於個人，其為民之心溢於言表，讓人看到了一位封建士大夫的獻身與擔當，難能可貴。

人們說，橋的價值在於能夠承載，人的價值就是在於能夠擔當。古往今來，擔當曆來是評價一個人的重要尺度。擔當是什麼？擔當就是責任，就是奉獻，就是勇氣。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小到一個單位一個家庭，概莫如此。晚清名臣，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曾國藩臨終前總結自身人生經驗和成功心得，口授學生寫下了壓案之作《挺經》，挺就是擔當，擔當須實幹，這是曾國藩幾十年人生的深刻總結。從一定意義上說，人生就是在有擔當中成長，在敢擔當中前行，在能擔當中輝煌。因為有了擔當，我們人生才盡顯大氣與豪邁；因為有了擔當，我們家庭才擁有和諧與溫馨；因為有了擔當的脊梁，我們的社會才能謀得天下福祉。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用擔當促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麵；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他以一己之力擔當起國家存亡的責任；韓愈“若守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他以強烈的擔當精神挺身而出。擔當既代表著“在其位，謀其政”的履職盡責，也體現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寬闊胸懷，還代表著“知其難為而為之”的執著理想和勇氣。廟堂之高，江湖之遠，千裏之外的韓愈以戴罪之身積極擔當，體現出一種樸素的民本情懷。

韓愈量移袁州幾個月的時間，政績卓著，散文寫作頗豐。除去一些應製公文外，後人在整理他的年譜時，收列了他在唐元和十五年所寫下的散文共計二十三篇，其中他在袁州期間就寫了二十一篇，包括《祭柳子厚文》《南海神廟碑》《新修滕王閣記》和《祭湘君夫人文》等。讀過中國文學史的人都知道有“杜詩韓文”一說，杜詩，指的是唐代詩聖杜甫的詩，韓文則是指韓愈的散文，這裏當然就包括了他在我們袁州所寫下的這些名篇。韓愈貶放袁州，並不因為袁州地處偏遠而不為，他在積極興利除弊的同時，還對當地的曆史文化發展產生積極影響。重情重義的袁州百姓為了表達對韓愈的敬仰，立韓文公祠祀之，進而擴建為“昌黎書院”，如今又在公園的絕佳位置修建了氣勢雄偉的昌黎閣以為紀念，韓愈贏得了不朽的生前身後名。

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一位被朝廷貶謫的官員從這裏匆匆走過，猶如那劃過天際的一顆流星美麗耀眼，雖然短暫，卻給人們留下了許久的美好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