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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九江九八·九江
葛羽哲

第一章 石破天驚

● 老天漏了,長江瘋了。

● 懸河長江,不堪重負。

● 洪魔出籠,頓時石破天驚。

● 大戰一觸即發!

1.防汛第一號令

1998年6月26日,在日曆上隻是一個普通的日子,但又是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重要日子。

這天,美國總統克林頓與夫人希拉裏一行,應邀前來我國進行國事訪問。25日夜抵達中國古都西安。26日,他們參觀了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秦始皇兵馬俑和陝西曆史博物館,訪問了兵馬俑博物館附近的下和村,沉醉於5000年燦爛悠久的華夏文明。

全國各級黨報都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美國總統訪華的新華社通稿,而細心的讀者發現,唯獨《九江日報》對這條新聞的處理稍有不同,頭版頭條位置赫然刊登了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揮部總指揮長的《第一號令》,署名為劉積福。

《第一號令》宣布九江全市進入防汛抗洪緊急狀態,斬釘截鐵地連續用了“七個必須”:

各縣(市、區)特別是沿江濱湖地區,所有市屬機關、駐市單位、駐潯部隊,必須服從命令,全力投入抗洪,務必確保大小圩堤和水庫安全度汛;

所有防汛責任領導、巡邏隊、搶險隊,必須在6月27日8時前到崗到位,加強巡邏查險,落實報險信號;

所有沿江濱湖圩堤,必須在6月27日18時前每公裏搭好一個防汛值班棚,劃分好責任段,落實責任人,突擊隊由鄉、村幹部帶班,住棚待命;

所有防汛物資必須按標準備足備齊,險工險段的搶險物資要立即到位;

各級防汛指揮部必須做到晝夜值班,領導帶班,風雨無阻,上傳下達,聯絡暢通;

各級紀委、監察機關,必須加強監督檢查,設立舉報電話,對違抗命令、玩忽職守的依紀、依法嚴肅查處;

廣大黨員、團員、幹部必須身先士卒,帶領廣大群眾奮勇抗洪,做到水漲堤高,人在堤在,誓奪今年防汛抗洪工作的全勝。

這“七個必須”仿佛部隊上前線時的動員令,讓人聽了有一種大戰將臨的熱血沸騰。在6月下旬就宣布全市進入防汛抗洪緊急狀態,這在江西省乃至全國都是最早的。

這個第一號令,擠占了國家重要外交活動新聞稿的位置,使敏感的九江市民感到了一絲不安。廣播電視和報紙在不間斷喊的“狼來了”,可能真的要來了。

軍令豈是兒戲。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揮部發出這道過去隻有軍隊才使用的命令,不是拍腦袋的決策,而是建立在多年水文氣象數據分析的基礎上,特別是深刻把握當年全國汛情而作出的慎重決定。

山雨欲來風滿樓。1998年,是厄爾尼諾現象最為猖獗的一年,水災、旱災、蟲災、沙塵暴、森林大火等肆虐全球,我國也不例外。春節剛過,本該屬於枯水季節的長江,水位卻比往年高出好幾米。罕見的早汛引起了水文氣象專家的警覺,4月底,他們深入分析有記錄以來的水文氣象數據,詳細起草了一份《九江市1998年5—9月降雨趨勢預報》,提出警告:今年我國大氣環流變化異常,將會造成長江流域大範圍持續降水,要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準備。此報告送到了九江市委書記劉上洋、代市長劉積福案頭。

劉上洋和劉積福,是分別從江西省委副秘書長、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宜春地委書記任上同時調任九江的,時間是1998年2月。雖然是平級調動,其實質上是重用。九江市在江西這個內陸省份有著特殊的地位,它既是省域副中心城市,昌九一體化的雙核之一,也是開放的港口、改革的樣板、發展的引擎,地位作用相當於江蘇的蘇州、浙江的寧波、安徽的蕪湖。

上任伊始,他們還來不及細細勾畫九江發展的前景藍圖,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汛情,一頭紮進了防汛抗洪的戰鬥中。6月中旬接連發生的兩次大範圍集中強降雨過程,更是向他們發出了強烈的示警信號。

6月17日,九江市委召開防汛緊急會議研究應對之策。會上,聽取了氣象、水文專家和防汛指揮部汛情預測報告,劉上洋書記要求各級把防汛抗洪作為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迅速組織動員力量,以臨戰姿態投入防汛抗洪工作,不能大意失荊州,不當曆史的罪人。並對市委領導作了分工,劉上洋負責全麵工作,劉積福任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揮部總指揮長,市委常委、農工委書記張華東任常務副總指揮長,副市長呂明任副總指揮長。

危難之際走馬上任的總指揮長,迫不及待地向全市幹部群眾及駐潯部隊發出了防汛抗洪的總動員令。

透過曆史的天空,可以清晰地看到,九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地區,其中洪水就是九江人的無盡夢魘。

公元421年,鄱陽湖邊繁華的梟陽縣,一夜之間淹沒於湖底;

公元425年,擁有600年曆史的海昏縣神秘消失,有民謠“沉掉海昏縣,吳城立起來”為證;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夏大水,桑落、封郭二洲堤潰,災民多乞食於市;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六月連日大雨,山洪陡發,白鶴、甘泉、楚城等鄉衝毀民房千餘間、民田700餘畝;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九江德化夏秋雨,江水陡漲,郡城西門由舟出入,秋季始落,嚴家閘潰,大小民房盡被摧毀,淹斃無數;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五月積雨,平地水深數尺,城內水高齊屋簷,居民逃亡,淹斃者無數;

1926年,內澇成災,九江西門外正街全淹,水深4尺,街上行船;

1931年,出現特大洪澇,長江水位高達20.71米,全縣大小圩堤30多座潰決,破口120多次,農作物顆粒無收,溺斃1810人;

1935年,6月下旬江水泛漲,赤心堤等圩堤潰決22座;

1938年,國民黨軍隊為阻止日軍入侵,在永安徐家灣地段挖開長江大堤,農田受淹4000餘畝;

1947年,長江水位比1931年僅低0.1米,受災麵積3.63萬畝,災民2.32萬人;

1949年,長江水位升至21.09米,全縣圩堤潰盡。

新中國成立後發生特大洪水5次,尤以1954年為甚。從4月14日至7月19日,境內平均降雨量高達1375.3毫米,長江水位最高至22.08米,對岸的黃廣大堤和同馬大堤相繼潰決,九江市的街道幾乎都遭水淹,西門口以西街道行船。全市大小圩堤漫溢崩潰,受災人口8.8萬餘人,淹沒農田12.78萬畝。6月27日江新洲洪水漫頂。7月4日赤心堤上2000米長泡泉塌坡潰堤。

說起1931年、1954年這兩場特大洪水,老一代的九江人記憶猶新。被當地群眾稱為“逸事華佗”的李金彪老人,是鎖江樓塔一帶小有名氣的個體醫生。談起1931年那場大洪水,仍心有餘悸,他說:“記得1931年九江發大水時,我才13歲,懵懵懂懂的。洪水漫堤後,城裏亂成了一鍋粥,就像到了人間末日。我父母相信迷信,拉著我的手說:‘兒啊,別怕,沒事兒,江邊的鎖江樓、鎮江塔會把洪魔鎮住的,上天會保佑我們全家的。’話沒落音,大水已衝到家門口,父母拉著我趕緊跌跌撞撞地上了二樓。不久,二樓也進水了,隻聽到周圍的房子在大水裏轟隆隆地倒掉了。父母極為後悔沒有及時跑走,隻得下了一塊門板,把又冷又餓又害怕的我放了上去,我才撿回一條命……”

曆史是否將在這裏重演,所有九江人的心也都是懸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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