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正是江南好風景

孫昌建

今天是2017年5月4日，已到春夏之交時節，下午的窗外似雨非雨，正是讀國文詩歌的好時光。我想我這樣的開頭，不僅僅是交代一個寫作時間，更在於要指向一個曆史的節點，即中國新詩一百年的節點，由此來看國文的詩，可能會更有意思。

感謝互聯網，今天讀詩，準確地說讀朋友的詩已變得十分容易和親切。國文博雜而寬厚，對己甚為嚴苛，但對朋友的詩文，他一直是以讚美和鼓勵為主的，尤其是在形成文字之後。國文願意嘗試多種風格，他的詩歌一直在做著把西湖與大海打通的努力。這種努力的心理前提是，他對之前的詩作是有所不滿的，更進一步說，他對同時代的不少詩人的詩作也是並不滿意的，我想這應該是詩人寫作的另一出發點，所以國文試圖改變此種境況，從我閱讀的感覺來說，大約是從去年開始，我越來越覺得國文的詩很像台灣詩人的詩。

台灣詩人，如洛夫、瘂弦、餘光中等，可能因為近期來杭州次數多了，他們也可以公開出席活動並被報道了，不像二三十年前，隻能在小範圍內品茗、喝酒。我們最早是從流沙河的《台灣詩人十二家》開始對他們有了較為係統的了解，初讀驚為天人，因為當我們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在向民歌學習時，人家早就義無反顧地奔向了歐美現代派，而我們那時的民歌又停留在假大空和順口溜的水準上，而非真正的風雅頌、真正的賦比興。然後出生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那批台灣詩人，即使他們是裸奔向西方，也還是黃皮膚、黑眼睛的根底，即不管他們的詩寫得多麼洋派，也還是中國的當代漢詩，而且跟民國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是血脈相連的，跟徐誌摩、戴望舒還是一個譜係的。近些年我也聽到一些議論，說台灣的中生代詩人有很大的局限性，這一點我也承認，但從社會和文化的現狀來看，我以為大陸詩人的處境要更為蕪雜，有時還處在一種犬儒的狀態中，無非一種是坐穩了犬儒的位子，還有一種沒有坐穩，所以暫時以流氓的姿態示人。

讀《江南書》，江南撲麵而來。這在他的《我是江南王朝的末代廢主》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我是江南王朝的末代廢主

我隻做了三天君王——

第一天 千裏鶯啼

第二天 水光瀲灩

第三天 暗香浮動

第四天 大雪紛飛

我向虛無拱手讓出我的江山

我遣散百花妃子

讓她們回到水湄回到山坡

回到美和春天

回到大家閨秀或小家碧玉中去

隻帶著芍藥：我忠貞的王後

開始在宋詞中的逃亡

我是江南王朝的末代廢主

我不期望分封 更無意複國

我將西湖瘦西湖斫成琵琶

將秦淮河斫成胡琴

將蘇堤白堤楊公堤三根琴弦

裝在這三把樂器上

我隻願做一個永遠的廢主

懷抱三把獨弦琴

任內心的黑暗

在江南五千年的頹廢和孤獨中

長出一身閃光的木耳

還有諸如《若惦念，請來舊時光裏尋我》《讓我離開自己一會兒》等無不都是這樣一種趨勢，僅從詩題上也可看出這樣的情調。這顯然是壓抑的效果，這種壓抑，就是不再高八度，他不是寫開花，而是寫落花，是落花飄在流水之上，是落花死在了泥濘之中，他是用低音來吟唱這樣的意境，因此格外迷人和別致，或許也還有一點點頹廢之美。這樣的寫作，已經為國文在朋友圈裏獲得了“江南廢主”的名聲，雖是戲謔，卻也是在語言上的一次冒險。對這一批詩，我願意用標題把它們列出來，這是我在這本詩集中較為喜歡的——

秋天記

我在江南坐牢

我可不可以這樣倒退著看雪

在一麵青銅鏡裏辨認故鄉

卷珠簾

有些廢墟是我們一生無法抵達的高度

沒有誰曾把西湖比作硯台

清明

一聲細小的鳥鳴也可以切開天空

我們每天都在一點一點死去

唯有故鄉喊我，我才會將整個靈魂轉過去

……

我覺得這樣分行的排法，且不加書名號，可能更具美感，這就讓我們知道《江南書》是一部怎樣的書了。

國文在詩觀中說到了寫作這一批詩的體會，他說:“在時光的侵蝕下，我們明顯地‘舊’了。然而，對此我卻沒有絲毫的沮喪或悲觀；相反，我卻越來越迷戀這種‘舊’的氣息。歲月褪去了我們身上曾經的鮮亮，生命還複一種璞真，如同某次我在青島一蛇館看見的剔去了皮肉的蛇的骨殖，它盤旋在標本架上，潔白、細膩、精致、美麗，宛如一首生命之歌。”是的，這是生命之詩，但這生命卻是舊的是老的是前世的，尤如他虛構的“江南廢主”，或者就是暗指那個春花秋月何時了的李後主（在另一首詩中他也寫到了這位詩人）。

這就讓我感覺國文的氣質仍是浪漫主義的，或者說他的全部家當是浪漫主義+古典主義，或者叫新古典吧。這是他的命中劫數，無關褒貶，已成基因，放在全中國來看，國文這樣的詩人或許尚能數出幾個來，但放在浙江，那隻有一個他了。他的這種風格可以近作《吼夜》為例，且看——

行至路盡頭。他像一頭瀕臨絕境的老狼

運足丹田之氣

對著前方布袋似的夜空怒吼

他的怒吼聲，令夜色顫了幾顫

他將一條火龍從喉管裏吐出

從窨井裏吼出清風

從淤泥裏吼出蓮花

從峭壁中吼出裂縫

他從綿羊的頭顱上吼出犄角

從豆腐中吼出刀子

從酒盅裏吼出俠骨

從血脈中吼出子孫

他從自己的身體裏，吼出一支黃巾軍

詩有好多種，有的詩我們看下來，找不出一個標點符號的毛病，但我不感動；有的詩我覺得很有感覺，但還是發現有一根小小的刺，刺進了詩歌的肉裏麵，把這根刺拔將出來，是我的一廂情願，但也有可能久而久之，這根刺風化成了一顆美人痣，成了某種標誌之一，這樣就得從曆史的語境中去看了，正如徐誌摩詩中的“沙揚娜拉”。也有可能，是根本沒有這根刺，是我的眼睛花了。

我這樣說，是我以為好詩也隻有在批評和討論中才能更上一層樓，正如我對“江南廢主”的最後一句“長出一身閃光的木耳”中的“木耳”百思不得其解一樣，我知其形象，但不知為什麼要用這個形象。還有，我對這一首中的“他從自己的身體裏，吼出一支黃巾軍”中的“黃巾軍”也覺得可以拿出來討論。如果光從意象上看。這是不錯的，至少有顏色，且是中國色，也喻意為“造反”或“造反派”，也會讓人想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燕雀安知鴻鵠之誌”的陳勝、吳廣等老前輩們。

先不談“木耳”和“黃巾軍”這個意象的所指，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硬盤和軟盤。我想講的是這樣的詩這樣的寫法，實際上是把自己逼到了懸崖絕境。我認為“木耳”和“黃巾軍”是兩根小刺，尤其是後者，實在是一種觀念上的問題。這不是國文的問題，也不是我的問題，這是曆史已經把這些詞給汙化了，而且我以為在詩歌中做非黑即白的道德評判是頗為危險的。在這本詩集中，以人物為題的一些詩，除了幾位古代詩人之外，我以為相對來說就草率了一點。

既然講到曆史這個詞，我以為這倒是解讀國文詩歌的一把鑰匙，至少是一個撬點。比如《口紅》一首，一上來就是“一支西周的口紅，打敗了烽火台”，這作為詩句的確動人，但作為一種曆史觀或女人觀，實在乏善可陳，我倒更期待鄰居女子用一支口紅能打敗詩人的領帶……我知道這不是在一個語境上述說，但我們讀國文的詩，的確是要去找到他那個曆史的撬點，在這個撬點上，撬起了詩人的才氣橫溢、語詞華麗、節奏明快、收放自如，這些無一不在顯示著國文的成熟和造詣，同時他的詩又適合朗誦，特別是適合他自己來朗誦。

另外我要說的一點是，國文的“非詩歌”卻能把非詩寫得非常像詩，這意味著國文的努力和自覺已經開花結果。建構和解構都是構，木構鋼構也是構，這就涉及創新和懷舊的統一，曖昧和準確的同步，豐富和抽象的合一，更在於會不會有一顆意想不到的子彈射來。在國文那裏，我以為子彈還藏在他身上，他還舍不得掏槍，他喜歡用飛鏢，飛鏢一出手，江南便落花，這讓我想到了杜甫的那句詩，用在今天也可應景，因為今天就是曆史中的一天：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杜甫的傷感就是國文的傷感，也是我們共同要麵對的問題——這就是新詩一百年後的大問題——什麼是好詩，什麼是一般的詩，什麼根本就不是詩？國文以一本《江南書》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而我通過閱讀國文的詩來表明我的一些觀點，其中見仁見智或見謬都在所難免，因為不管怎樣，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這樣的詩句擺在那裏，而且已經擺了一千多年了，我們還能怎麼樣呢？

（2017年5月4日於杭州體育場路218號）

孫昌建：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浙江省作協詩創委副主任、杭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杭州《都市快報》圖書工作室主任，出版有詩集《反對》、長篇小說《我為球狂》《我為星狂》《我愛跆拳道》、評論集《我的電影手冊》《我的新電影手冊》《成長電影》、隨筆《浙江一師別傳：書生意氣》《向來風花雪月》《民國有個紹興幫》《讀白》等二十餘部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