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除夕

每逢過年，就會想起母親。

那時，每年的大年三十，都是母親最忙碌的時刻。除夕的團圓飯，則是她最幸福的時光。

母親是寄養在慈化街上開小雜貨鋪的老外婆家長大的，從小失去家的庇護，對“家”有特別的期盼。寄人籬下，難免遭人白眼，幸虧在外做女傭的外婆能寄點錢回來度日，甚至還念了幾年書。新中國成立後，進了中學讀書。讀書期間，生下了我姐姐。緊接著，基本上以兩年一個的頻率，生下了我及大弟、二弟、小妹四人。

用不著驚訝，因生活無著落，1943年，十六歲的母親就嫁給了父親。並且，在生姐姐之前，已經有過三個孩子，而這三個孩子都因病或因餓先後夭折了。這都是發生在舊社會裏的事。為此，年輕的母親銘痛於心，對“家”有了更深的情結。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工農子弟，政府推薦她考入宜春初中，讀了三年書，畢業後成為一名人民教師，端上了國家的飯碗，生下的五個孩子，個個健康活潑。她一邊教書，一邊生養孩子，盡管忙呀，煩呀，神情卻都是樂嗬嗬的。外婆老是說，幸虧有了共產黨，你媽媽才有了紮紮實實的一個家。

老家慈化，地處偏遠，古風甚濃，非常作興端午、中秋、春節這些傳統節日。母親從小在石板街上長大，耳濡目染，也把這些節日看得分外重要。每逢過節，總是想方設法地搞豐盛一些，臉臉麵麵的，讓全家人高高興興地歡聚一堂，尤其是年夜飯，更是費盡心思。

然而，從1966年起，連著兩年，全家人都在心驚肉跳中度過，過年過節沒有半點心思。首先是父親，一個小學校長，成為石板街上第一個被揪出來的“走資派”，沒完沒了地寫檢討，一次次地上台接受批鬥，並被戴高帽子遊街。不久，母親也被人寫了大字報，說她經常散布資產階級思想。這令她百思不得其解，她從小生活在鄉村小鎮，甚至連資產階級都沒見過，何來的資產階級思想？而她曾在鄉公所做過幾個月臨時幫工的事也被挑出來，成為一個沉重的“曆史問題”。緊接著，讀小學二年級的大弟弟，又莫名其妙地被人指控，說書寫了反動標語，縣公安局派人偵訊，甚至不斷追查“背後的指使者”，假若牽扯到父母，無疑是滅頂之災。惶惶然中，全家人兩年裏都沒有心情吃上個寬心飯。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母親總是喃喃自語。

母親以前受過苦，有過刻骨銘心的疼，因此倍加珍惜後來的日子，參加工作後，身上總有使不完的勁，下鄉動員農家子女入學，進門第一件事情就是坐進灶台前，幫主婦燒火，一邊燒一邊聊子女的教育如何重要。課後輔導學生唱歌跳舞，總是把晚飯拖到掌燈時分才吃，業餘時間到夜校掃盲，經常是一個人深夜方回家門。平時嘴裏還常常哼著“山連山來水彎彎，果樹開花紅豔豔”之類的歌曲。而現在，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她不知所措，以至走路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招來無妄之災。

1968年10月，“廣大幹部下放勞動”，父母親都被列入下放名單。母親又愁又喜。愁的是全家人下放到農村，這麼一大家子，孩子尚小，該如何生活？想到以前夭折的三個孩子，她不寒而栗；喜的是，既然是“幹部下放”，這就說明身份還是清白的，還是“自己人”。

茫然中，下放行動已經雷厲風行地實施。深秋的一個陰沉沉的日子裏，父親挑著行李去了設在花園嶺上的“五七”大軍。母親則帶著我們回了老家曾坊，初中畢業的姐姐作為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一同前往。

下放後的日子是艱苦的。然而，與之前相比，精神上卻有了極大的解脫，老家的父老鄉親沒有鄙視我們，而且表現了極大的熱情。父母親作為“五七”大軍戰士，不需要再寫檢討、再受批鬥了。母親曾在老家任教，學生眾多，所到之處，老表們仍然親切地喊著“羅老師”。我們兄弟姐妹也很少遭人唾棄了。姐姐還被推選為公社的階級鬥爭教育展覽講解員。更為關鍵的是，全家人除姐姐外仍然是商品糧戶口，每月可以按定額到糧管所買到米和食油。父母親的工資也每月照發，分文不少，這樣，就確保全家衣食無憂了。盡管這種現狀不知能維持多久，但有這些，母親就知足了，眉頭也舒展了，那種蓬勃的工作熱情又迸發了。在“五七”大軍辦公室的指揮下，她積極參與村裏（那時叫大隊）的各項工作，甚至冒著嚴寒，上水庫工地勞動。

在下放的最初幾個月，母親做得最多的事，是幫助農戶布置“忠”字台。

這是一個現代人難以理解的東西。可在當時，卻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政治任務，家家必須設置。一般的做法是在農村人家廳堂的正麵牆壁中間，擺上或砌一個台子，台子上張貼一個大大的“忠”字，並擺放偉人的塑像或畫像，擺放偉人的著作、語錄本，哪怕家裏無識字之人，這些都是必需的。在鎮子上，還要求全家人每天早晚站在忠字台前，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彙報，甚至一日三餐要做“餐敬”。農村盡管沒強力推廣這些儀式，但路口語錄牌，家中忠字台，出工撐紅旗是一定要有的。

忠不忠，看行動。全社上下，大力推行建語錄牌，做忠字台。一些農民不理解，不主動積極配合，還吃了不少的苦頭，有的甚至遭到批鬥遊行示眾。鄰隊的一個老表，為做忠字台，特意到鎮上請（買）了一尊領袖石膏塑像。翻山越嶺的，擔心損壞，就小心翼翼地用隨身係的羅布汗巾紮緊，背在肩上。不承想，他沒留神，汗巾係在了塑像脖子上。剛進家門，即被抓起來，掛上黑牌，敲鑼遊塅，罪名是“妄圖吊殺偉大領袖”。

對幫助全村各家布置忠字台這項工作，母親傾注了全部的精力，夜以繼日地投入其中。母親能寫會畫，剪紙刺繡皆精。她用剪子巧妙地剪出各種富有政治含義的圖案，粘貼在忠字台周圍，尤其是獨具匠心的用紅蠟紙剪出的向日葵花邊、忠字花邊，為忠字台增色不少。

我們住在祖上傳下來的老屋裏，單家獨戶，盡管破爛不堪，但也被母親和嬸嬸整理得清清爽爽。特別是廳堂的三麵牆壁上，貼滿了領袖的各種宣傳畫像。以前供在廳堂中的香案，被母親精心打造成一個莊重漂亮的忠字台。潔白端莊的偉人塑像，排列有序的領袖著作，美觀大方的立體“忠”字，台子周邊貼上彩色的葵花向陽圖案。親朋熟友見了，無不嘖嘖稱讚。

用這份努力，母親似乎在表達著一種最質樸的情感。

忙忙碌碌中，幾個月過去了。一眨眼，大年到了！這是下放後的第一個大年，環境變了，心情也不同了，母親憋足心勁，想讓全家人過上一個歡快的除夕。她到處張羅，買來雞、魚、肉、糯米等各種年貨，精心地準備著，甚至鼓勵孩子們屆時來一段樣板戲。

父親也從“五七”大軍中回家過年了，在那個各路下放人員彙聚的地方，他似乎有更多的感知。他環視廳堂，笑了笑，對全家的團聚，則流露出極大的喜悅。

父親是家鄉遠近聞名的春聯高手，不僅書法好，而且所寫春聯都是自己結合所貼之地、所見之景撰寫的，文字簡練，通俗易懂，深受老表歡迎。每年春節前，他都要應約寫出大量的春聯。每逢這時，我們兄弟姐妹就圍在桌子旁，一邊看著父親寫，一邊幫著按拉紅紙。

而這兩年來，父親不曾寫下任何一副春聯。既沒有人請他寫，他也不敢亂動筆，更為關鍵的是，貼春聯被作為“四舊”曾一度被破除。“造反派”為了深入批判父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1967年底，曾用白紙寫了一副侮辱醜化性極強的對聯貼在我家門口。不過，這副白對聯貼出沒幾天，就被鎮上的一個老貧農撕了。老農站在大街上，憤怒地罵道：“從來都沒見過冇死人貼白對子的事，你們這是咒人家死人呀！這是搞哪門子革命！”“造反派”們聽了，竟不敢吭一聲。

見到父親回來，母親格外高興，立即給父親布置任務，寫一副春聯貼在大門口。孩子們一聽，立即歡呼起來。

找來紅紙，磨好墨汁，父親提筆思忖，我們則期待著。父親思索良久，輕輕搖搖頭，隨即想了想，揮筆寫下：

走社會主義道路；

過革命化的春節。

我們正看著，母親從廚房裏走出來了，一見對聯，高興地喊道：“寫得好！寫得好！”母親叫好，我們也就一齊叫好，父親高興地笑了笑。

春聯貼上了，大盤大碗的菜也陸續端上了桌子。母親在廚房客廳穿梭般地忙碌著，不斷指揮我們擺好菜碗，擺好碗筷，擺好凳子。三年了，難得見到一家人如此歡暢。

終於，除夕的年夜飯要開始了。父親指揮我們點燃了一掛爆竹。劈裏啪啦的爆竹聲中，母親莊重地提議道：“全家人站在忠字台前，做個餐敬儀式。”

父親先是一怔，隨即扭頭看了看滿臉笑容的母親，確認了眼神，立即附和道：“好，好，做個餐敬！”於是，麵對忠字台，小孩子站前，大人站後，全家大小手持“紅寶書”，恭恭敬敬、認認真真地高聲喊道：

“首先，讓我們共同敬祝我們偉大的領袖……”

參差不齊的聲音飛出廳堂，飄過禾場，在冬日黑黝黝的夜空中久久回蕩。

2022年1月30日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