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學時代的精神強者

李伯勇

一

真正的作家應該是精神的強者，但我們所接觸的作家王運才，他有身體殘疾，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選擇並堅持創作，這部小說集《不死的樹》就是有力的證明。因而精神強者於他還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克服身體殘疾所帶來的種種局限，即直麵生存和生活的挑戰，頑強地創作，他的精神和藝術追求也就有著屬於他的獨特感受與獨特視角，創作成了他確立自我、實現自我價值的正途。他的創作，在贛南—我們時代的文學長廊中，是一個不怎麼起眼卻硬朗的存在。他以自己蘊藉的文學創作躋身已然遠去的“文學時代”，後因生計而間斷過，但文學夢不滅，又回到文學上來。作為文學同道和過來人，我油然生出敬意。

這部鄉土小說集以20世紀80年代鄉土變革“社會變革”精神蛻變為主要現實內容，其中諸多作品在省內外報刊上亮相，讓我記起而且確認，80年代真是個“文學時代”，王運才脫穎而出，短短數年以文學抵達他的人生峰巒。

從寬泛意義來說，文學有高潮高峰也有窪地低穀，任何一個時代，相關的作家，都可冠以“文學時代”，因為文學是人類的基本精神樣式，家國不幸詩家幸，會有引領時代風騷的作家；但在更為具體、更為個人化的文學—精神活動上，我們這一撥文學弄潮者，從鄉土出發，以自己親曆的鄉土生活，受全國文學大潮的影響和推動，紛紛拿起筆來，描述我們的鄉土，表達我們的情懷。創作主題（如“對民族心靈的發現與重鑄”）有跟全國同步的一麵，也有屬於贛南獨特的一麵，這是因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贛南水土也養育著我們這些贛南作家，不同年齡、不同經曆、不同氣秉的作家會有不同的思想發現和藝術表達。饒有意味的是，像我是20世紀40年代生人，而王運才是60年代生人，有20年鴻溝，可我們都受80年代文學大潮的裹挾，而且主題、語言、表現技巧近似（如應用現代文學技藝），文學起點卻相近，可以說我們行進在那個風揚砥礪的“文學時代”，我們精神相遇。當那個文學年代遠去，我們再次相遇。

這部作品烙下了王運才文學搏擊的清健身影。

應該說得更具體一些。王運才作品在《贛南文藝》、《贛江文學》、《贛南日報》副刊，外地的文藝報刊如《希望》《未來作家》《江西青年報》等發表（如他的小小說《築壩》在江西省十四家報紙微型小說聯合征文獲獎），自然這些地方報刊都有個以文學大刊引領的全國文學的背景，都有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如此林林總總，贛南作家的創作也就構成了贛南的一個“文學時代”（贛南以前沒有過的），王運才的創作是其中一個清健的樂章，他以精神強者出現在當代贛南文學的畫廊中。

二

作為一個獻身文學的作家，勤於寫作固然顯現精神的活力，但作品達到一定的思想藝術質量，更是檢驗其精神能力創作水平即精神強者的主要標準。身患殘疾固然不幸，身心受創傷，社會活動受到局限，但強化了自己的“感覺”，強化了自己的“內視角”，而且化作創作的優勢（古今中外有許多這種極端的例子）。這不但體現在現實世道人心的觀察（世道炎涼寸心知），人深層情感的體驗，景物人世興衰的感受，人的命運的想象，生活理想的憧憬，還體現在他在創作中對人物情感命運的敏銳感知和表達（生活中感受和寫作中感受是不同的）。王運才就這樣一路走來，就這樣吹響了人生行進曲。

他的文筆明快、細膩，語言敏銳、清新，富有層次和詩意。他是現實主義寫作，對農村貧困艱難，以及鄉人改變命運的努力，對人民公社時期和鄉村生活轉型的農民的生活和精神狀態，都有真切的描摹和批判，他的好些作品不啻為特殊時期南方農民的精神檔案。他的一些小說如《不死的樹》《迷失》《小村記著你》《築壩》等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我油然記起自己的鄉村歲月，記起已入逝川的舊時鄉村和鄉親。

《不死的樹》富有社會和精神內涵，是一篇讓人回味的好作品。它有與時代相連的，既是全國也是贛南的“革命”脈絡（宏觀視野），更有革命和後革命浪潮中既紅又白、白中有紅、紅中有白的“這一個”的發現與描寫（個性化展現）。這部小說集可以讓人聯想起80年代全國文學的“反思”主題，更讓人看到王運才的出手不凡—他的藝術切入點、藝術概括力和藝術雄心，以及對贛南鄉土百年演變的深切感受。單從作品血火交加的動蕩場景和血肉豐滿的人物來看，誰能相信作者是殘疾之身？這篇作品見證了作者“不墜青雲之誌”，也表明作者對苦瓜妹這一個人物的命運長係於心，不吐不快。苦瓜妹是贛南鄉土的精靈，麵對和承受命運，從不放棄希望。她的命運仿佛是個絕響，她的故事早被塵封，但她的熱血心靈早已積澱在贛南人的家族史中。如果我們細心搜尋，不少父老鄉親（尤其女性）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苦瓜妹的影子。某種程度，苦瓜妹以悲劇的形式展示了贛南鄉土的深層文化魅力。

苦瓜妹十一歲放牛。她相貌俏麗，進入青春期與心上人土狗哥以身相許，送他參加了紅軍。“紅軍偏偏遲到三個月”，是後來的追述，而她與土狗哥熱戀是出於純真的愛情，她也就一定終身。她十八歲做了地主彭貴生第九房姨太太，於她這個弱女子是不可抵抗的外力，厄運卻從此開始。她聽從父命，嫁給她不喜歡的人，成了彭貴生的一個炫耀、一個擺設，許多天生麗質的鄉村妹子的這種命運其實尋常，稱不上厄運；她一生改觀，夾在“紅”“白”交織的旋渦，如陳忠實《白鹿原》（20世紀90年代）說的，鄉村就像一張翻來覆去折騰的鏊子，時事翻轉，她總是倒黴。她不受煎熬誰受煎熬？紅色風暴到革命勝利，她成了地主的小老婆，從此被一頂“黑色大帽”壓得奄奄一息。可她堅強活下去，因為她身上“有了土狗哥的種”，這是一種自覺而不為人知的真誠，內心的希望有所附麗。土狗哥參加紅軍沒再回來，他家沒掛烈屬牌，“因為沒有人承認沒有人知道”。更沒人承認，苦瓜妹懷的是土狗哥的種。偏偏她生下的兒子像她自己而不像土狗哥。誰都認她是地主婆壞女人，誰都不會相信她兒子的親爺是革命的土狗哥，誰都無視她與土狗哥曾經的熾烈相愛。幾十年後“地富摘帽”，她又送孫子參軍，她知道孫子是紅軍的後代，她內心一直堅認自己屬於土狗哥。直到孫子在前線犧牲，她才得到一塊烈屬牌。作品最後寫道：村子北端路口上，有一棵老樟樹，老得不能再老，總是那麼幾片葉子，掉了又生，生了又掉，年年複年年，總是不死。那是一棵不死的樹。所以，這樣的忠誠與文化和人性有關，跟政治無關卻每每被政治所誤解。

在我看來，《不死的樹》揭示的是忠誠—忠貞主題。雖然作品的主題趨向“忠誠等待”，作品內容展示了苦瓜妹誠摯卻無言的等待，但流露的卻是“忠貞”—對鄉土忠貞的謳歌。可以設想，要是土狗哥活到革命勝利後，他會承認並保持對曾經的愛人苦瓜妹的那份感情嗎？有許多贛南真實的例子為證，他們是退卻，不敢直麵的。但苦瓜妹選擇了忠貞。所以，忠貞在許多時候無關政治而與人性有關。忠貞與鄉土相連，與文化傳統相連，與人類根性相連，最純樸最火熱最持恒，它融入了我們民族的心靈，最鋥亮地體現在鄉土女人身上，也是廣袤鄉村遷延不絕的精神資源，它在酷烈的境遇中燦然生亮，在各類家庭都可以找到這樣感人的例證。但是在黑白鮮明的時代，人們看到的往往是嘉許的忠貞，忽略和無視弱勢者身上的忠貞之光。被侮辱被損害的苦瓜妹卻是忠貞精神的強者，她內心有著與大地相連的沉靜的力量。《不死的樹》以藝術的形式保留了贛南鄉土這份珍貴的精神檔案。

許多逝去的人（如土狗哥這樣參加革命但又犧牲於無名），尤其是像苦瓜妹這樣的人，她內心的苦楚、真實的感情向誰述說？誰相信她的述說？但是像她這類人，這種革命年代特有的生活現象精神現象，真實存在過，至今仍沒得到合情合理的正視，而王運才在20世紀80年代就以文學的形式邁出了“發現”的一步。與其說是編織贛南故事，不如說他憑著藝術良知記錄了贛南大地有過的人事。這是鄉土和生活的賦予，更是他的創造和貢獻。平心而論，《不死的樹》比贛南許多同類題材的作品，在思想藝術內涵及境界上更勝一籌，因為作者對準的是人、是情感，是對腳下土地的深情，是人之為人的基本信念，而不是作品之外的功利性考量。

《不死的樹》沒有平鋪直敘，采用了回閃、回憶、心理刻畫的現代文學技巧，把藝術焦點始終對準命運跌宕中的苦瓜妹，濃縮了許多時代社會內容，但是，造成了在苦瓜妹所串連所輻射的時代生活書寫得過於簡略（隻有具備相當鄉村體驗的人會理解苦瓜妹），在苦瓜妹性格命運、深層心理上把握不夠，導致在主題的開掘上顯得淺嘗輒止，比如年老的苦瓜妹仍為得到一塊烈屬牌（這塊是表彰孫子的）而內心激動。老年苦瓜妹已是“曆史老人”，榮辱悲歡等閑看，還會渴盼一塊烈屬牌嗎？所謂烈屬牌，在作品裏所起的隻是“要個說法”作用而已。這也表明王運才創作方拉開陣勢，但他也麵臨思想藝術修養的考驗。

三

王運才寫於1984年，改於2019年的《迷失》，以改革開放之初贛粵交界的鄉村為背景，展示了農民陳愛金辦爆竹廠最終失敗，即農民迷失的故事。它是現實題材，對農村由人民公社轉向市場的轉型生活，對傳統農民意願、性格和局限的敘寫是真實的。王運才所寫的主題也是當年全國文學的一個主題。我下放農村12年，80年代初離開農村，可我還是經常下鄉，“陳愛金”於我並不陌生。他窮怕了，一心致富，盼早日致富，他要成為生活的強者、村裏的強者。家長氣，堅忍，頑強，觀念陳舊，不惜犧牲子女的感情（幹涉子女的婚姻）和自由（不許家人看電影），沒完沒了的焦慮，作品突出他致富的緊迫即焦慮，他的傳統治家方法頻頻受挫。陳愛金身上聚集著豐富的社會內容，如當年鄉村“割資本主義尾巴”，如與大隊生產隊幹部的關係，子女的婚戀，他在辦廠所碰到的諸多問題更多轉化為他跟子女的矛盾，他突破的最大障礙就是自己，他是自我迷失。

《迷失》觸及了生活轉型中農民的浮躁和焦慮。王運才寫出了陳愛金“這一個”焦慮。應該說，雖然王運才在偏僻山鄉，卻敏銳地感知了時代和生活的深巨變化對農民的衝擊。作品所細致展示的，其實就是陳愛金—一代農民的自我迷失。顯然作者沒意識到這一點。雖然花了不少筆墨寫陳愛金子女的婚姻愛情（連接起好幾個家庭），但我們從這個人物身上所能看到的廣闊社會生活很有限，這就影響到主題的深化，影響到作品的藝術開掘。

如果說，《不死的樹》《迷失》是作者有意或無意揭示健全的人精神的擁有與缺失，那麼，《小河岸邊柳枝新》則直麵殘障人的心理。“我”20歲，大學生，遇車禍而致殘，心情變壞，一切看不順眼，對美視而不見，無聊，鬱悶，惆悵。這時一個文化不高的跛姑娘宋美麗出現在他的麵前。他由厭惡而走近她，了解她，知道她病殘而被男人拋棄，她卻逆境奮起，在創造中找到自己生活的位置，實現自己的價值。“我”深受啟發，奮起，投身創作，在刊物上發表了作品。“我”展示的更是一種精神的追求。此作1986年初稿，2019年修改，大概是作者借此保留一份自我激勵的精神自傳吧。

《築壩》是小小說，借“築壩”—生活的一個橫切麵，鄰裏兩家由冤家而盡釋前嫌，青年一代歸於友好。我以為，《築壩》的閃光點不在“主題正確”，而是揭示鄉村兩家的結逆，起於兩家上一輩的“舊賬”。應該說這種現象在鄉村是普遍存在的。這是曆史的陰影，人心的惰力，造成人與人、戶與戶互為封閉互為提防，而開放—追求好的生活、追求真善美是人心所向，必然要克服這些消極的東西。而《舊事拾趣》的《牛金牯》（雞鴨看管員）、《日升嫂》（生產隊年代的借糧故事）、《隊長》（春耕季節生產隊長招待拖拉機手的故事）讓我們記起農村大集體年代的生活。當時代翻過一頁又一頁，這樣的故事簡直如同天方夜譚。隻有文學才能定格這樣的曆史記憶，這部作品也就具備“精神檔案”的價值。

四

我保存了20世紀80年代的《贛南文藝》《贛江文學》，有我和王運才的作品，原來我與他同耕贛南文學園地。不過我與他至今不相識。我從《後記》知道，1976年他得了場重病，在床上一躺數年，深受疾病折磨，是文學拯救了他。他的哥哥到別處借書給他看，一個鄉郵員把還沒送出的文學雜誌借給他看（這也見證“文學時代”之說）。他於1982年學寫小說，1987年開始發表作品，80年代成了他文學的黃金年代。“80年代”給他以文學舞台，給他以精神力量，也給他自我證明的美好回憶。

如前所說，這部集子的大多作品是他在80年代寫的，因而保留了他80年代的文學呼吸，對讀者來說，保存了80年代的時代鏡像和體溫。雖然有的作品近年再修改，但我總覺得他思想藝術的進展有所淹滯。所以，即使修改，80年代那種生活和情感的溫度、時代鏡像即生活質感依然（這是好的），但新時代所催生的思想認知卻沒能在作品裏呈現，如標明2019年2月修改的《迷失》，隻是還原80年代鄉村人心與生活，但沒能從新的年代對鄉村（雖建了許多新房但鄉愁洇漫）“何以如此”作出自己的思考。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陳愛金的爆竹廠何在？他的子女，子女的子女在城裏創業，還是在鄉村辦“農家樂”旅遊餐館？抑或成了被拋出正常生活的鄉間閑人？鄉村遍地開花的“農家樂，數十年鄉村演變，對鄉村意味著什麼？對於一個鄉土作家，這是不可回避的。21世紀的作家應該有21世紀的目光，並在作品的修改中體現這樣的目光。

當我得知他一度中斷過寫作，我也就釋然，權當在聊一個文學話題吧。說白了，作家掙脫束縛，不但要掙脫有形的山鄉束縛，也要掙脫無形的寫作定型的束縛，這恐怕也是一茬鄉土作家所共同麵臨的問題。

然而，對於一位有身體缺陷，又把文學當精神支柱的人，何況他抵達了一定的藝術境界，我們還能強求什麼？有這部集子為證，他就是他所希望，也是我所認同的精神強者。緣由文學，他收獲了愛情，妻子支持他寫作，照顧他的生活。出書是一個作家的願望，但對他，不但是人生的總結和紀念，告慰支持和幫助他的人—當包括他的家人，特別是妻子，而且體現他的精神力量！他在山鄉，不妄自菲薄，堅持出書，就是精神力量的又一體現！於是我高興地為這位精神強者的小說集寫下這篇寄語。

2019年8月5日 江西上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