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五千文明紀遊蹤

——探尋三苗古國至3000餘年行政曆史及古域

古之巴陵，今之嶽陽，地處北緯30°。其中，嶽陽市區在北緯29.37°，嶽陽樓區在北緯29.47°，君山區在北緯29.43°，嶽陽縣在北緯29.15°，臨湘市在29.48°，湘陰縣在北緯28.68°，平江縣在28.72°，汨羅市在北緯28.80°，華容縣在北緯29.52°。這片處於地球玉腰帶上的土地，自古以來就充滿著無限的神奇，象一顆閃亮的明珠在洞庭湖畔熠熠生輝。

第一節遠古時代的巴陵

明《隆慶嶽州府誌·郡邑紀》載：“嶽郡，古三苗之國，倚洞庭為險。”《通誌》雲：“嶽古三苗國地。……帝軒轅嘗南至於江，登熊湘柴望。”

清《光緒·巴陵縣誌·輿地誌三》載：“嶽州府禹貢荊州之域，為三苗國地。”《通典》載：“今嶽陽古之三苗國。春秋屬楚，亦為糜、羅二國地。戰國屬楚，秦為長沙郡地。漢屬長沙國。三國屬吳。”

上述曆史文獻似乎反複提出，“嶽郡”是從“三苗古國”而來。那麼，“三苗古國”究竟為何國？古巴陵與“三苗古國”有著怎樣的曆史淵源關係？

“三皇五帝”與“九黎之君”

據現有史科考證，古巴陵為三苗古國的核心之域，“九黎之君”是三苗古國的精神領袖，今天嶽陽市的金鶚山是三苗古國圖騰的活化石。

國人追索曆史，其必曰：“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其實盤古是華夏名族創造出來的一位創世大神。

人們所說的“三皇”，主要指上古時代的曆史人物即天皇伏羲，地皇神農，人皇軒轅。“五帝”，則指金帝顓頊，木帝帝嚳，水帝堯，火帝舜，土帝大禹。[1]此後，《呂氏春秋》及《史記·五帝本紀》也傳承了此說。從曆史的角度來看，“三皇”時代距今久遠，或在5000年至8000年以前乃至更為久遠，時間跨度可能非常大，所以他們給後人留傳下的神話故事也很多。而“五帝”時代由於距夏朝不遠，大約距今4000多年。

[1]《尚書·大傳》以燧人、伏羲、神農為“三皇”。《大戴禮記》引《風俗通引》《白虎通義》《古史考》等古籍亦持此說。

其實，人們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僅僅隻是原始社會中後期出現的氏族部落首領或部落聯盟首領。由於他們對本氏族和部落聯盟有著重大貢獻，後人才追尊他們為“皇”或“帝”。應該說，上古時代的“三皇”、“五帝”率領民眾確實開創了中華上古文明的先河。

上古時代還有一位與“五帝”並稱為“君”的英雄人物，他就是“蚩尤”。他是上古時代與軒轅氏部落進行過激烈而殘酷戰爭的部落首領，被後人尊稱為“九黎之君”。[1]從現有的史料考證，蚩尤不僅是一個非凡的戰鬥英雄，而且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氏族族團。有的史料說蚩尤是炎帝的後裔，其依據是長相和姓氏與神農氏一脈相承。神農氏炎帝“人身牛首”，“長於薑水”。[2]而蚩尤也是“人身牛蹄”，“以角抵人”。神農氏是薑姓，蚩尤也是薑姓。[3]後來，蚩尤氏團戰勝炎帝部落後，自己僭稱炎帝，成為一方豪強，不可避免地與軒轅氏部落發生衝突。

長久以來，史學界對“阪泉之戰”與黃帝對陣的一方究竟是誰，曾有不少歧義。傳統的說法是黃帝與“炎帝神農氏”作戰。但司馬遷的《史記》以及西漢以前的傳說，“炎帝”與“神農氏”本不是一個人。如《史記·五帝本紀》載阪泉之戰經過，說因神農氏世衰，對諸侯間相侵伐“弗能征”，黃帝、炎帝才代之而起，互相爭戰。清代學者崔述注意到這一點，說：“前文言衰弱，凡兩稱神農氏，皆不言炎帝，後文言征伐，凡兩稱炎帝，皆不言神農氏，可知與黃帝戰者自為炎帝，與神農無涉；其後又有‘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此處又不言炎帝，可知，炎帝於黃帝之前者是神農，與炎帝無涉。”

蚩尤成為了三苗古國的精神領袖

總之，華夏大地隨著父係製度的逐步完善，各個氏族部落已經進入到了一個

[1]《尚書·呂刑》載：“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唐陸德明《尚書釋文》引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戰中策·秦策一》高誘注：“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孔安國語：“九黎君，號蚩尤是也”。

[2]《藝文類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紀》

[3]《路史·蚩尤傳》英雄輩出的時代。

九黎之君蚩尤是約公元前4000年活動在黃河中下遊平原的古代氏族部落聯盟的領袖。同時興於姬水的黃帝部落，由西向東朝著黃河下遊的平原發展，與九黎蚩尤部落發生衝突，最後雙方在北京附近懷來的涿鹿之野進行決戰。

《史記·五帝本紀》說：“蚩尤最為暴，莫能伐。”“黃帝乃征伐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山海經》亦說“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1]《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龍魚河圖》雲：“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黃帝元女戰法》中說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2]杜佑《通典·樂典》中說：黃帝與蚩尤“三年九戰，而城不下，問之五胥，乃設五旗五軍具，四麵攻之，三日而後得其誌”。又引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集解》引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可見，“蚩尤”既是氏族部落首領的名稱，也是氏族部落的名稱。蚩尤英勇善戰，又擁有八十一個銅頭鐵額的兄弟，而且冶煉金屬作成兵器，和黃帝多次交戰，戰鬥異常激烈。在經過中原炎、黃二帝激烈戰鬥後，炎黃兩大部族已形成融合之勢，實力越來越強大。在這種情況下，蚩尤敢於和黃帝爭戰並與黃帝長期對峙，的確是一個威振八方的大英雄，蚩尤氏族也是一個非常有實力的族團，但蚩尤最終被黃帝打敗。

蚩尤戰敗後，他的後裔部落遷徙到了何處？有史料記載，他們主要的生活地域在“三苗之域”。據史料記載，當時在洞庭湖及江漢地區的各個古老氏族部落在蚩尤敗落下來的後裔們召集下，已經迅速發展，逐步建立起了一個強大的部落聯盟，也就是後來史書上稱謂的“三苗集團”或“三苗古國”。“九黎之君”即蚩尤自然就成為了“三苗古國”的精神領袖，並與中原黃帝部落形成了嚴峻的對抗局麵。

《戰國策》[3]記載：“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

[1]《山海經·大荒北經》

[2]《太平禦覽》卷十五引《黃帝元女戰法》

[3]《戰國策》原來的書名不確定，西漢劉向考訂整理後，定名為《戰國策》。總共三十三篇，按國別記述，計有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合為一、中山一。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一.以策士的遊說活動為中心，反映出這一時其南，而衡山在其北。”這裏將6000年前整個三苗氏族集團的活動地域概括得比較清晰了。彭蠡、洞庭即指現在的鄱陽湖、洞庭湖地域。這裏說的“衡山”，非今天南嶽之衡山。《水經注·汝水》中說衡山在雉縣[1]界的雉衡山。“文山”地望不詳。由此可知，“三苗”集團的居住範圍，南方到了今洞庭湖、鄱陽湖，北邊到了伏牛山南麓，包括了整個南陽盆地，核心區域就在今天的洞庭湖平原。

《尚書》中還記載三苗古國曾收留被北方集團驅逐的流民，“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還傳說“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故號丹朱”。這些，都反映了在堯的聯合體議事會中或他的近親氏族中，曾有權力之爭的失敗者，遠遁丹水之浦，充任了土著的領袖人物。這些人和氏族部落曾被三苗古國收留，並作為與中原氏族集團抗衡的重要戰鬥力量。由此，三苗在江淮、荊州、洞庭湖區域“數為亂”，顯然對北方氏族集團進一步構成了威脅，這應是堯、舜、禹征伐三苗的直接誘因。

將近兩百年的南北戰爭，應當是相當激烈與殘酷的。最終，以北方黃河流域黃帝氏族集團的勝利而告終。隨著征伐三苗的勝利，北方部落不僅解除了南方的威脅，而且，還打開了中原文明南下發展的通途。

炎、黃帝經過“陂泉大戰”之後，炎帝本人實際已經南下，遷徙到了三苗之地，進入到了洞庭湖區域。而東夷的少昊集團與中原的黃帝集團之戰失敗後，其後裔也被迫遷徙到了三苗古國的故地。這些氏族部落開始還是以自己先祖的圖騰為旗幟，並以此凝聚本氏族部落的“氣血精神”。如炎帝、蚩尤部落以太陽為圖騰，少昊部落以神鳥為圖騰。後來在洞庭湖區域出土的許多陶片殘器中，不少繪有太陽和神鳥的圖案。

再後，三苗古國的圖騰逐漸演變成為一隻張開強大翅膀翱翔太空的金鶚，上麵一個光芒萬丈的太陽，巴陵先民將巴陵東南之隅南湖中的小山稱其為“金鶚山”，就是古巴陵先民對自我圖騰心結的傳承，是古巴陵氏族部落圖騰文明的“活化石”。

至於後人探討“三苗古國”是否為生活在今天湘黔地域的苗族先祖，這一直期各國政治、外交的情狀.全書沒有係統完整的體例，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

[1]雉縣：今河南南召縣南是學術界探討而尚無定論的重大課題，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

從城頭山考古挖掘探討三苗古國的經濟基礎

值得欽佩的是，“三苗”集團的先祖們不僅與華夏集團、東夷集團一樣有著十分悠久的曆史，而且社會發展水平也毫不遜色於黃河流域。

據現代考古發現，洞庭湖及江漢流域一帶的先民，在650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水稻的種植，並且具備了較為先進的製陶和紡織技術。最具代表性的是1991年11月—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常德澧縣考古發掘出來的“城頭山文化遺址”。

這裏為何要說澧縣的城頭山？一是城頭山遺址，確實代表了洞庭湖區域三苗古國時期高度的文明水平。二是自巴陵建郡之後，澧縣在明代一直是巴陵郡的管轄之地。因此，她即是洞庭湖文明的代表，又是古代巴陵文明的代表。

澧縣城頭山古文化遺址位於湖南常德澧縣縣城西北約10公裏處，屬車溪鄉南嶽村。城頭山古遺址占地18.7公頃[1]，屬中國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時期的文明遺跡。約在65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早期，這裏的人們開始在城頭山掘壕溝，築城牆。城頭山古城略呈圓形，城垣外圓直徑340米，內圓直徑325米，圍繞城垣的護城河寬30—50米。考古專家們在城內發掘出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築基礎、設施齊全的製陶作坊、寬闊的城中大路、密集而重疊的氏族墓葬。

1996年冬至1997年冬，中國考古學家們將城頭山城牆從內至外解剖貫通，經取文化地層中的木炭標本作碳十四年代測定，由此判斷第一期城牆築造年代當為大溪文化第一期，距今6000年之前。

專家們在解剖城頭山城垣時，於城垣外坡又發現了大溪文化早期的壕溝，以及壕溝內留存的100多種動植物骨骸和籽實、竹葦編織物、船槳、船艄、船板和大批卯榫結構的木構件等。圍壕長1000多米，寬10米、深3—4米，比西安市半坡遺址圍壕大得多。在城頭山古城未確證之前，中國已知最早的一座城為仰韶文

[1]18.7公頃：約280.5畝化晚期築造的河南鄭州西山古城，距今約5300年。而城頭山將中國古城出現的時間推前了700—800年。這說明在洞庭湖平原，古代“城邑”這個概念，比現有曆史研究中國古代“城邑”這個名稱早出現700—800多年。也就是說，在6500年以前，洞庭湖三苗古國區域就已形成了雄踞一方的中心大部落。這表明洞庭湖區域上古文明發展的水平，與素稱中華文明搖籃的黃河流域相比毫不遜色，而且時間更早。

1997年冬，城頭山東城牆發掘時，發現平行排列著三丘古稻田，灌溉設施已初步配套。用碳十四和光釋測年的方法測定，農田中的泥土下層距今6000—6600年，上層距今6300—6200年。它的發現，最終使“中國水稻是由南亞傳來的”這一傳統觀點失去了立足之地，奠定了中華民族在馴化和栽培稻穀這一偉大事業中的曆史功勳。城頭山的考古發掘，揭示出了在洞庭湖區域有著6500年前的水稻田，它比世界上任何一處已揭示的遠古稻田都要早。證實了洞庭湖區域是世界稻作農業主要的發源地，並成為了世界許多曆史考古專家所確認的觀點。

此地在考古挖掘時，還發現了兩座時代最早的完整祭壇和眾多的祭祀坑。1998年冬發掘東城牆，發現呈橢圓形、麵積達250平方米的古祭壇和大量祭祀坑。裏麵發現了大量的殉葬品。在祭壇和城牆附近的墓葬中都發現有用活人祭祀和殉葬的現象[1]。這又證實“宗教”在三苗古國的先民觀念和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經過1991—2001年連續11次考古大挖掘，城頭山現已出土各類精美文物5000多件。1992年和1997年，城頭山古城址的考古發掘成果曾兩度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996年，城頭山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城頭山遺址又被評為“中國二十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之一。城頭山考古發掘成果被記載到了北京中華世紀壇的青銅甬道上，寫進了大學和中學的曆史教科書。可以說，“城頭山遺址”是我國曆史文化的寶庫，同時也是彌足珍貴的人文資源，隨著時間的推移，相信會越來越受到世人的關注。城頭山遺址的發掘，更加充實了三苗古國豐富的曆史內涵，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與之一衣帶水的巴

[1]距今大約5800前左右陵曆史文化的厚重。

古巴陵地域的考古遺跡

至今，在古巴陵範圍內，相繼出土了大量上古時代的遺址及各個曆史時期的文明遺跡。

在今嶽陽市發掘的考古遺跡，最典型的是“君山遺址”，它具有新石器時代大溪文化的特點，1982年由嶽陽市人民政府公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嶽陽市湖濱考古發掘的“費家河遺址”，具有典型的商代晚期的文化特征。

嶽陽縣“楊林遺址”，為西周至春秋時期的文化特征。“鹿角窯遺址”，位於嶽陽市西南約30公裏的洞庭湖畔，自1973年開始，省、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對該地區“吉祥湖”的三號窯和“布嘴山”的四號窯進行考古試掘，出土了一批完整的陶器。通過研究，考古工作者認為鹿角窯為南宋楊幺起義軍所興建。

汨羅市的“獅子山遺址”，為商周時期的文化特征。該遺址於1982年由當時的汨羅縣政府公布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汨羅磊石的“江南堤遺址”，屬於西周時期的村落遺址。該處於1981年由縣政府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屈原區的“羅子國遺址”，其城池屬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物，出土的陶器質地、器形、紋飾與長沙楚墓出土的陶器風格基本一致。汨羅市北十裏的樟樹園，經考古認定為“屈原故宅遺址”。1982年公布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汨羅市西南約兩公裏的曲尺塘考古發掘的“夾城遺址”，為南北朝時期梁代羅州州治所在地。屈原管理區西部湘江南岸煙墩山一帶的“營田窯遺址”，人們稱之為宋代“四十八座皇窯遺址”，屬於宋代官窯或皇窯遺址。

湘陰縣的“青山遺址”，屬長江中遊龍山文化時期的文化特征。湘陰濠河的“黃花城遺址”，為南朝劉宋時期的城池遺址。湘陰鐵窯、樟樹湘江沿岸的“嶽州窯遺址”，曾轟動整個中國的古窯考古界。唐代，“嶽州窯”曾列為全國青瓷“六大名窯之四”，日本小山富士在《支那青瓷史稿》一書中提及的“謂嶽州窯在蘆林潭”，指的就是此處“嶽州窯”。

臨湘市的“黃沙嶺遺址”，屬新石器時代大溪文化遺址。位於臨湘陸成長江之畔的儒磯山西北坡的“儒磯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特征。位於臨湘江南長江之畔的“鴨欄磯遺址”，為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遺址。臨湘文橋的“湖嘴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位於臨湘陸成長江之畔的“馬鞍山遺址”，屬於商、周時期文化遺址。位於陸成小台地上的“銅鼓山遺址”，屬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遺址。

平江縣獻衝小山崗上的“舵上坪遺址”，屬於長江中遊龍山文化的範疇，是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遺存。平江加義的“棗侖遺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存。平江滃江小山崗上的“滃江文化遺址”，屬於戰國時期的文化遺存。平江安定的“金鋪觀遺址”，實際就是東漢靈帝熹年間（174—178），分羅縣東部建立“漢昌縣”的縣治所在地。平江“龍門窯遺址”，是一處典型的宋代民間窯遺址。

華容縣三封的“車軲山遺址”，其文化內涵相對年代為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先後經曆了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龍山文化三個不同的階段。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的年代，約為公元前4400～前3300年。這裏出土的文物，以陶器生活用具和石器生產工具為主。陶器中有鼎、簋[1]、壺、瓶、杯、豆、盂、鬶[2]。石器中以鏟、斧、锛、鏃[3]等工具。同時，還有各類玉飾、陶球、陶塑等精美的工藝品。車軲山遺址的發掘，證實當時洞庭湖古巴陵地域的先民已經開始過著以氏族為中心的集體定居生活。他們以農耕為主，輔以漁獵、畜牧業。石器的製作工藝不僅已經發展到了磨製，而且還出現了用管鑽鑽孔的技術。製陶工藝從純粹的手捏、泥條盤發展到了慢輪修整、快輪製作的水平。原始的紡織工藝和編製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原始的工藝美術已經具備了相當高的水平。薄如蛋殼的陶器杯上，用暈染法施彩，印紋與鏤孔飾在白陶圈足上組成各種圖案。色彩鮮明的各種陶器，玲瓏美觀的玉飾，栩栩如生的陶塑，在很大程度上展現了車軲山先民豐富的想象力和藝術創造力。華容東山的“長崗廟遺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屈家嶺文化的遺址。華容三郎堰的“石家港遺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屈家

[1]簋：guǐ，上古時期用來盛食物的器具

[2]鬶：gui，古代陶製炊具，嘴象鳥喙，有把柄和三個空心的短足

[3]鏃：箭鏃，箭頭嶺文化之長江中遊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址。華容磚橋的“範家墩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屈家嶺晚期至長江中遊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址。華容東北的板橋湖畔的“群力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的遺址。

從我們嶽陽至湖北現代出土的“屈家嶺文化遺址”中，就發現大量的稻穀、稻殼或用稻稈拌泥作的建築材料，顯示出洞庭湖區域上古時期糧食生產的總量相當大，製陶業也達到了較高水平。大量不同規格的陶紡輪，可以滿足精紡、粗紡的不同需要。石器和玉器的製作工藝，也明顯地高於同期的黃河流域。從農業、手工業整體發展狀況看，社會分工與交換比中原更為發達。由此可以推斷，當時生機勃勃的洞庭湖區域先民們的社會財富積累、社會變革的發展都不低於黃河流域。

千年大融合的古巴陵

在三苗古國的土地上，隨著北方氏族部落的南下，促進了華夏民族的大雜居、大融合，以及文化的大交流、大發展。

千餘年後，華夏、三苗的部族界限逐漸打破，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三苗古國”集團的先祖也陸續融入到了華夏民族係列之中。三苗古國始製的“五刑”法典，開始是北方討伐南方的罪證，最後，反而被北方部族的顯貴們接受並加以發展。

黃河流域集團征伐三苗古國的戰爭，進一步體現了人類原始戰爭性質的轉變，不再具有血親複仇的動機，而是為了奪取適宜生存和發展的戰略要地而進行的征服戰爭。戰敗者的宗廟被夷為平地，祭器被焚毀，戰俘及其子孫世代淪為奴隸，即所謂“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不夷於民”。這導致了各種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最終破壞了舊的母係氏族製度，推動了夏王朝的誕生。

由此，洞庭湖區域三苗古國的先民，也陸續被迫遷徙或遭到殘酷地鎮壓，但最終融入到了更大的華夏民族裏。

但是，三苗古國廣袤的地域、豐富的資源和先進的生產水平，一直被北方部落所青睞。當正統的北方部落在描述這片土地時，總是冠以“三苗之國”、“苗夷”，這既是北方集團對三苗古國的一種輕視，也是對此地先民的一種讚賞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