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章

我叫紀國慶。

二十六歲。

我不喜歡我的名字，它是上個世紀最俗氣的名字之一，叫這個名字的人都是十月一號國慶節出生，我也不例外。何況我姓紀，紀念國慶，你說俗不俗吧。我為自己和一大堆的國強、國棟、建國一起長大感到悲哀。

我不喜歡這名字還有個原因，這和我的身份很不相符。

我自小就是個混混。

我從初中開始就喜歡看香港的警匪片。我經常幻想這樣的場景：我露出粗壯的胳膊，上麵文了一條蛇，小弟們看到我走過來便一起喊我，彪哥，我則看都不看他們，毫不在意地走過去。

然而我叫紀國慶，既不匪氣也不霸氣，這比我手臂沒有肌肉更讓人惱火。

我也不喜歡我出生的年代，一九八〇年，改革開放之後的兩年。我從小到大見識了改革開放之後的各種現象，九十年代初股票熱、房地產熱，然後是學校擴招，文憑貶值。

說到文憑，我父親經常以自己是高中生而自鳴得意，誇誇其談。他那時候高中生是有文化的象征，後來教育產業化了，上大學的多了，大學生不值錢了，現在研究生多了，也不值錢了，留學生也多了，也不值錢了。

這個世界什麼一多就不值錢了，這是我迄今得出來的最讓我沾沾自喜，並且喜歡到處推銷的一個結論。

幸好我沒考上大學，沒考研究生，更沒有出國留學，否則念了十多年書到頭來還是落個不值錢，那樣不值錢還不如現在這樣不值錢，這樣我心裏反倒平衡了。

我的那些名字同樣不值錢的哥們兒卻對我羨慕得要死，不是別的，隻是因為我在巴黎。

巴黎，這名字聽著就洋氣。巴黎，法國，歐洲，在他們心裏這些可都是浪漫的代名詞。那些哥們兒在國內羨慕得不行了，並且以為這裏的洋妞遍地等著你釣，甚至主動過來約你請你喝咖啡然後帶你回家。我因為他們的羨慕而洋洋得意，經常買了中國卡在公用電話亭一個電話打到國內去。

“喂，靠！幹嘛呐？”

“你在哪兒呢？”

“還在巴黎啊。”

“靠，不去泡妞多浪費啊！”

“哎，總要休息休息吧！”

“什麼時候回來給哥兒們打個電話啊，別發了財忘了兄弟啊！”

“哦，不會不會。”

我滿口答應，弄得真有那麼回事似的。掛上電話我會狼吞虎咽地咬手裏硬邦邦的長棍麵包，嘴裏罵道:“媽的，都以為這裏有金子撿呐！我靠！”

有時候他們追問我睡過外國女人沒有，開始我還實話實說，後來我發現說完之後他們的態度會馬上冷淡下來。終於有一次我對電話那邊說:“昨晚剛在酒吧釣了一個洋妞。”

我的話馬上被打斷——

“長什麼樣的，金發碧眼的那種？”

“是啊，身材那個棒啊！”

“胸很大對吧？”

“嗯，確實大。”

“感覺怎麼樣的，你講講！”

“這個嘛，不好說啊，要你自己體會……”我聽得到電話那邊有咽口水的動靜，故意吊起他們的胃口。我知道他們有多想聽細節，電話那邊一定是眼睜得大大的等著我描述，可他們不知道我自己都想知道那是什麼感覺，突然覺得為了滿足虛榮心而和別人一起意淫是多麼可憐，我便頓了頓嗓子，停了下來，對電話那邊說：“我走啦，有人打我手機了，去談個生意上的事情，掛了啊！”

這種事情屢試不爽，我都說膩了，不過每次他們轉彎抹角又會說到這個話題，我避而不及。

我總給國內的狐朋狗友打電話是因為我覺得孤單。

雖然來巴黎才三個月，我覺得已過了三年，每天在地下室的廚房站一天，從天亮到天黑，唯獨中午吃完飯後休息的時間能出來透透氣。電話越打我越覺得沒勁，那些花花故事都是編出來吊他們胃口的，晚上回到屋裏還是和搭鋪的人一樣，暗地裏自慰，然後疲倦不堪地睡去，日複一日。

我坐地鐵一個半小時才到上班的地方，從巴黎的這一頭坐到那一頭，然後鑽進廚房，一天都看不到光亮。

我覺得壓抑，這種壓抑比性壓抑更讓人透不過氣來。

我出生在江蘇鹽城，十四歲的時候全家人遷到南京。在江蘇有個怪現象，蘇南和蘇北分得很清楚，蘇南人被蘇北人稱為江南蠻子，蘇南人則喊蘇北人為江北人，江北人這個稱呼本身就帶了歧視色彩，而我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江北人。

我開始成為小混混是在初中的時候，我暗戀班裏的一個姑娘小玉，她祖籍蘇州，我喜歡聽她細聲細氣並且帶點嗲的普通話，我上課的時候常常偷看她，有一次我終於忍不住了，下課時驚慌失措地給她傳了個紙條，這是我琢磨了好幾天寫出來的，其實是一大段拐彎抹角的廢話，沒有什麼實質內容。

我眼睜睜看著她狠狠地把我的紙條以一個優美的弧線扔進了垃圾桶，然後聽到她自言自語：“神經病！”

以後她再也沒有理我。

我開始自娛自樂。可惜我對數理化毫不感興趣，成績很差勁。數學課上老師講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常常突然停下來，大聲喊道：“紀國慶！”

我停下正弄著前排女生頭發的手，呆呆地看著禿頂的老師，畢恭畢敬地答道：“哎！”

同學們“哄”的一聲笑了起來。

老師陰沉著臉說：“你給我站起來，你說說，下一步怎麼做？”

我老老實實地回答：“我不會，等著您講呢，都會了還要您幹嗎？”

老師的臉都氣紅了，撂出句江南口音的普通話：“不上台盤咯東西！”

然後我就慢悠悠坐下去了。

諸如此類的事情常有發生，我後來幹脆挑釁地在他課上吃蘋果，故意嘖嘖地發出聲音，他拿我沒辦法。

終於有一天我被躲在外麵瞄了半天的校長逮了個正著，這次我沒有什麼好狡辯的了。

這事情後來被我爸爸用三條“中華”擺平了。逢年過節我爸爸會給學校領導送禮，直到我混到初三畢業為止。

我後來上了個技校，學了個在我看來還有點意思的手藝，廚子。

技校裏麵有得是狐朋狗友，我們成天在學校外麵的酒館喝酒，在租的房子裏打麻將，在台球室和遊戲室吞雲吐霧地玩通宵。這期間我換了三個女朋友，找了五個姘頭，所謂姘頭就是偷偷摸摸的勾當，對外宣稱是這樣，不過說老實話，打個折扣下來，其實就有過一個女朋友，一個姘頭最後一刻還沒姘成。

這個事情後來成了他們嘲笑的把柄。

我有幾個死黨，其中兩個山東人，王剛和慶鬆；一個福建人，小許；一個東北人，張建東。他們都好酒，最重要的是性格豪爽，我雖然不勝酒力，也不甘示弱，不喝得吐出來好像就給江蘇人丟臉了一樣。

我們四五個人成天腐敗不堪地生活，誰沒錢了就一起翻其他人的口袋，直到大家口袋都翻不出什麼名堂了，就躺在床上談論其他班的女孩子。這樣也覺得開心，標準的窮開心，可惜我們畢業之後就失去了這種開心。

我們的畢業是一場悲劇，我一直這麼認為。

首先是，畢業了我們就各奔東西，再也沒有聚到過一起。

其次是，一年之後的年頭上，慶鬆離開了我們。

他死於車禍，酒後駕車。

他喝了那麼多還逞強騎摩托車回家，他性子急，愛逞強，我們都知道，可惜這次不能大家一起教育他了。我們幾個給王剛彙去了一些錢，一共湊了五千塊錢，委托王剛帶去了慶鬆老家，給他樹了一塊碑。後來王剛經常說，他媽媽哭得太可憐了，聽到這裏我們都覺得心裏特別難受，可是無能為力。

慶鬆的死對我們是個殘酷的打擊。

我們為生計各奔東西。王剛和小許都回了老家，王剛自己開了個小飯店，小許給人打工，在一個大酒店當廚師。張建東去了廣州，音訊全無。

而我，則偷渡來了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