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大地海洋之子

第一節故地往事

一

撰寫一位作家的評傳，一般要從他的出生和故地寫起，這部書也不例外。對於作家張煒來說，這樣做似乎更為必要，因為故地不僅是他生命的源頭，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還是他始終魂牽夢繞的所在、文學書寫的中心。張煒曾說：

誰沒有故地？故地連接了人的血脈，人在故地上長出第一綹根須。可是誰又會一直心係故地？直到今天我才發現，一個人長大了，走向遠方，投入鬧市，足跡印上大洋彼岸，他還會固執地指認：故地處於大地的中央。他的整個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上延伸出來的。張煒：《融入野地》，《張煒文集》第29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93頁。

張煒的“那一小片土地”，就是位於膠東半島西北部的龍口海濱。1956年11月7日，他就出生在那裏。那一天，是農曆丙申猴年十月初五，立冬日。

張煒的家庭有些特殊，也屢經磨難。這家人是20世紀40年代末從龍口市（本書稱之為“龍口小城”）遷居到這裏的。關於它的一些情況，我們後麵將會講到。在他出生前，這個家庭裏共有四個成員：外祖母、父親、母親、姐姐。他的出生，又給這個家庭添丁增口，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喜事。家人給他取名為“煒”，蘊含“光明”之意，應該是充滿期待的。

當然，那個時候應該沒有人想到他以後能成為一個作家。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環境，不會讓這家人產生如此浪漫的想象。也應該不會有人把這個孩子與這片土地聯係在一起，甚至設想他將來能為這片土地代言。他與那個時代出生的千千萬萬個孩子一樣，都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生命。令人驚奇的是，隨著這個孩子不斷長大，他不僅成了一位優秀作家，而且與他的故地相互影響、相互成就，共同以一種文學的方式走向了中國，走向了世界。

張煒曾說：“我常常覺得，我是這樣一個寫作者：一直在不停地為自己的出生地爭取尊嚴和權利的人，一個這樣的不自量力的人；同時又是一個一刻也離不開出生地支持的人，一個虛弱而膽怯的人。”張煒：《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學與故地的關係》，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39—151頁。“作為一個不自量力的人，我覺得身上有一種責任，就是向世人解說我所知道的故地的優越，它的不亞於任何一個地方的奧妙。一方麵它是人類生活的榜樣，是人類探索生活方式的重要補充；另一方麵它也需要獲得自身的尊嚴，需要來自外部的讚同和理解。”張煒：《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學與故地的關係》，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44—145頁。

因此，了解張煒的故地情狀，對於理解作家本人和他的文學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二

那麼，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個被稱作膠東半島的地方吧。從地圖上看，它是指山東半島膠萊河以東的部分，包括煙台、威海全部和濰坊、青島部分地區。

它的圖形有點特殊，像是泰山極頂的拱北石，探向大海，遙望東方。正是這輕輕一“探”，形成了它三麵環海的地理特點，北麵與遼東半島隔渤海相對，東麵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隔黃海相望；這輕輕一“探”，還造就了它蜿蜒曲折的海岸線和交叉錯落的港灣岬角。在海岸線圍圈起來的陸地上，則山川縱橫、高低起伏。靠近中北部有牙山、昆崳山、羅山、大澤山、艾山等山脈，大多呈東西走向；半島的水係也大多發源於這一帶山區，沿山脊南北分流。靠近海岸線的地方，分布著寬窄不等的帶狀平原，其中以蓬（萊）黃（縣）掖（縣）平原麵積最大。

這樣一種獨特的地理環境，天造地設，自然天成。平原的富庶、山地的貧瘠、大海的神秘，不僅造就了這個區域豐富複雜的地理風貌和頗有特色的動植物世界，也造就了這個區域豐富多彩的人文曆史、民俗風情，影響了這個區域人的思想性格和情感傾向。這些，都給張煒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也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具體到張煒的出生地龍口，恰好兼具平原、山地和海洋的特點。它的東麵與蓬萊相鄰，南麵與棲霞、招遠接壤；東南部是丘陵、山地，西北部是麵朝大海的海濱平原。它的地理坐標在東經120°、北緯37°附近。據說這條緯線兩側有很多古文明發源地、古建築遺跡，如希臘雅典、意大利西西裏等；也出現過很多神秘的自然現象，如百慕大“魔鬼三角”等。這條緯線兩側，還彙聚了許多一流的葡萄酒釀造區，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著名葡萄酒莊都分布在這裏。張煒在一些文學作品中寫到了葡萄酒釀造，描繪了美好的葡萄園生活，都是有著深厚的現實基礎的。

龍口作為一個縣級市，以前並不叫龍口，而叫黃縣。據說它是因境內有黃水河而得名的，最早設置於中國秦代，後來屢經廢立。從唐初到清末的一千二百多年間，這個縣大致都在登州治下。曆史上的登州，也是一個頗為有名的地方，據說它最早在唐初設置時，治所曾先後在文登和黃縣；唐中宗神龍三年（707年），才在與黃縣接壤的蓬萊固定下來。

蓬萊是傳說中八仙過海的地方，以蓬萊閣和海市蜃樓聞名於世，仙道文化綿延不絕。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蘇東坡還在這裏當過五天太守，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蘇公祠”的佳話。1912年初，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北方，蓬萊被同盟會起義部隊攻占，革命軍政府在位於蓬萊的登州府衙宣告成立。1914年，北洋政府在煙台設置膠東道，蓬萊、黃縣等都歸其管轄，登州作為一個行政區劃徹底退出了曆史舞台，但它的存在時間既久，影響也是巨大深遠的。張煒在文學作品中常用“登州海角”這一地理概念，所指應該就是龍口、蓬萊一帶。他的長篇小說《獨藥師》，則集中寫了辛亥革命前後的那段曆史。

三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再聚焦一下，由整個龍口市聚焦到張煒的出生地——龍口市西北部的龍口海濱。我們發現，那個地處海濱的龍口鎮才是最早的“龍口”，而今天的龍口市駐地則是原來的黃縣縣城。據說，1986年黃縣撤縣建市、改名龍口市時，本應將駐地遷到龍口鎮一帶，但實際並未遷移過去，也就形成了現在龍口市駐地仍在“黃縣”的格局。

細究龍口鎮的曆史我們會發現，它最早是隸屬於黃縣的一個小漁村，因為地理位置優越，後來建成了港口碼頭，海運和商業也就發展起來，名氣越來越大。比如，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建國方略》中指出：在北方奉天、直隸、山東三省口岸，應設五個漁業港，其中之一就是龍口。再比如，龍口粉絲是明末清初招遠人創造的用綠豆製作粉絲的技藝，但因為從1860年起就從龍口港裝船外運，慢慢地也就被冠名為“龍口粉絲”了。實際上，龍口當地的那些粉絲作坊，規模與招遠是無法相比的。張煒的長篇小說《古船》寫到了“蘆青河”入海口附近“窪狸鎮”的一個粉絲大廠，就其地理位置來講，應該是在龍口碼頭附近，而不是在招遠。當然，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不能這樣對號入座。

抗戰時期，龍口鎮因其重要而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暢達的水路交通，引人注目。1938年10月，中國共產黨政權在這裏設立了龍口特別行政區，屬於北海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駐黃縣）管轄。北海專區後被撤銷，1940年又複置，轄黃縣、蓬萊、棲霞、招遠等七縣及龍口、長山島、黃縣城廂等幾個特別行政區。因此，從行政區劃上看，1938年10月之後的龍口與黃縣是並列的。1945年8月26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中，講到我軍收複日寇占領的城市時，就提到了龍口，並說“我軍威震華北，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毛澤東：《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2頁。。這個地方，抗戰勝利後還被改稱“龍口市”，直到1950年才重新恢複為黃縣所屬的一個鎮。據說，這裏當年不僅有基督教堂，還有日本的領事館。

張煒的許多文學作品，都虛構了一個膠東半島的海濱港口城市，如《古船》中“中等城市”，《柏慧》中“登州海角的一個小城”，《外省書》中的“淺山市”，《遠河遠山》中的“這座城市”，《你在高原》中的“海濱小城”，《獨藥師》中的“港口城市”等。對於這些虛構的城市，我們很難與現實一一對應，也不必膠柱鼓瑟、緣木求魚，但其中有些龍口鎮（龍口特別行政區、此前的“龍口市”）的影子，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在《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寧珂遭受誣陷、深陷囹圄之後，嶽母閔葵、妻子曲被迫離開曲府，乘坐一輛馬車離開“海濱小城”一路向東，到一片海灘荒原上投奔曲府的舊仆人清滆。龍口鎮與龍口海濱平原正好一西一東，在地理方位上是對應的。不論是巧合還是作家有意設置，都可以看出故地對張煒創作的影響。

四

龍口之名始見於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版《黃縣誌》：“龍口墩，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魏國公徐輝祖建。”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曆史。其名的得來，據說與傳說中的蜃龍有關。我們仔細看一下這一帶的地形，會發現它很有點意思。在龍口鎮北麵，是向西探入大海的屺島，此島寬約一公裏，但東西長達十公裏，並有沙堤與陸地相連。它的內側海岸線與陸地海岸線連接起來，正好形成了一張張開的大口。“龍口”一名，或許與這一地形不無關係。

這張大口東麵，是一片海濱平原。平原近海的地方，過去曾經是茫茫無邊的海邊叢林。當年，張煒家的那座小茅屋和那片小果園，就在這片海濱叢林裏。

在這片海濱平原之上，泳汶河由南向北流過，流向大海；海麵東北方向有一座島，叫作桑島。據說，這條泳汶河就是後來張煒作品中那條著名的“蘆青河”的原型；桑島也曾出現在張煒筆下。現在，一切早已麵目全非了。不過，我們可以通過張煒的一些記述，約略尋覓一些它的變化蹤跡。

外祖母告訴他，在他出生前，在他們一家剛剛在這裏落腳的時候，她“每天早晨起來為一家準備早餐，都臨時到屋旁林子裏取回細小的幹枝即可，它們在白沙上覆滿一層，全是夜裏鳥兒們碰掉的。想想看，那時林子裏有多少鳥兒啊”張煒：《張煒文學隨筆（輯錄之一）》，載於《文藝爭鳴》2020年第11期，第118頁。。那個時候，這片林子的闊大與神秘，真是令人難以想象。但到張煒記事的時候，林子就隻剩下不到原來的三分之二了。張煒說，那是因為戰爭和建設都需要木材，再加上後來的開荒種地、燒炭和大煉鋼鐵等，林子被大量砍伐掉了。其後，又因為發展工業，這片林子被繼續蠶食，到了20世紀80年代，林子就隻有四五萬畝的規模了。參見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4頁。隨後，現代化、城鎮化的浪潮洶湧澎湃，這片林子很快就被工廠、礦山、港口占領了。到2003年萬鬆浦書院建成時，剩下的林子隻有兩萬六千多畝。可是這兩萬多畝也難以存留，因為海邊的空氣和風景又讓那些房地產開發商垂涎而來，沒有幾年，這些林子就變戲法一樣不見了。“取代它們的是什麼呢？是長著荒草的沙灘，是被取沙車挖成一個一個大洞的千瘡百孔的沙原；再就是工區、工地、樓房、煙囪，和不知從哪兒彙集而來的闊大的宿舍居住區，人煙理所當然地稠密了，樹木理所當然地被排擠了。就連碧藍的大海也改變了顏色，因為有兩個造紙廠正日夜不停地往裏排放褐色堿水、往裏衝刷紙漿和木材草屑。”張煒：《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6頁。

他還在萬鬆浦書院一帶看到，海邊“出現了一片高高矮矮的樓房。從此，與這種建築標配的醜怪就出現了：吸毒、假幣、鬥毆、盜竊，應有盡有。它們來了，大群海鷗和鷺鳥就飛走了”張煒：《張煒文學隨筆（輯錄之一）》，載於《文藝爭鳴》2020年第11期，第119頁。。好在因為建成了一座萬鬆浦，使書院圍牆裏的一百多畝鬆林得以保護下來，“成了小小的綠洲”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3—184頁。。

張煒是這片故地莽林五十多年變遷、消失的見證者和記錄者，這一滄桑變化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也引發了他的深度思考。他從中看到的不僅是自然環境的變化，更有時代變遷和人類生存方式的變化。在他眼裏，接這片林野的毀壞與消失之踵而來的，是環境的惡化、民風良俗的汙染、各種醜行的出現、人的道德水準的劇烈滑坡。他進而想到，如果大地精神陷落、民間倫理損毀，人類長期積累、綿綿不絕的悠久曆史文化遭受損傷，那麼人類的未來就充滿了危險與恐怖。於是，這片故地莽野以及由此推而廣之的民間大地，就成了他不斷回望和緬懷的對象，成了他心目中質樸、純粹、崇高、聖潔精神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他判斷人與事物是非優劣的標準。

在張煒那裏，保護大地還是毀壞大地，遠離民間還是回歸民間，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保護大地，回歸民間，也就逐漸成了他堅定的、不容褻瀆與侵犯的原則立場，成了他所恪守的文化精神的核心。

五

故土大地上遭受毀壞和日漸消失的，當然不隻是這片林野，還有眾多的曆史建築、人文遺跡，包括那些金碧輝煌的大廟、赫赫有名的基督教堂以及當年的學校和醫院，等等。它們都是一方土地上的文明表征，它們的損毀令人痛惜憤怒、觸目驚心。

張煒從一些資料中看到，“有一個官僚資本家在膠東半島的府邸占地幾百畝，抗戰時被連夜點火燒掉了——幾百年來形成的一片大建築，連同文化積累，就這樣一把火燒掉了。大火燒了幾天幾夜，據說光是字畫玩器就堆成了山，慢慢燃燒”。他還了解到，“那個府邸是清代很有名的建築，現在史書上還有關於它的描繪。當地活著的老人會憑記憶描繪它了不起的規模。總之，好幾代人積累起來的財富，最後差不多全燒了，而今剩下的隻有仆人住的邊邊角角，改成了當地的一家博物館——即便是這麼小的邊角，今天看來仍然很有氣勢。仆人的一爿平房，成了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如果主體部分存在，又該何等壯觀”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4頁。。這座府邸，大概就是《你在高原》中虛構的“曲府”的原型。

張煒痛惜地說：“許多神秘的故事，偉大的人物，不可思議的向往，都隨著這片林子一起消失了——甚至沒有多少人去記載這一切——它的曆史。”“最美好的事物，就這樣湮沒了。”張煒：《犄角：人事與地理》，《張煒文集》第32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0—11頁。

這些物質形態的毀滅和消失，啟發張煒不斷思考物質與文化的關係，思考人類怎樣才能保護這些積累免遭或少遭毀壞。他深深地感到，人類積累物質財富的欲望是極其強烈的，隻要給一點點太平時間，它就會迅速膨脹，而要保存這些積累，則難乎其難，因為一定會有邪惡的力量去折騰它、毀滅它，致使一切蕩然無存，然後從零開始。

張煒認為，如果沒有文化和思想的積累，物質再豐富也會被邪惡的力量毀掉。尤其令人恐懼的是，那些“邪惡的力量”有時還會以“正確”的名義和麵目出現。據說20世紀40年代龍口之所以無情燒毀那片寺廟群，原因是擔心敵人用它來駐兵。而當年做出摧毀決定的，後來不僅不是罪人，還大多成了了不起的“功臣”。張煒無奈地說：“我們實在難以相信當時沒有更好的辦法阻止敵人，而非要放一把大火不可。”張煒同時看到，這種反文化、反文明的“正確”行為後來似乎成了常態，時有發生，“它一直燒到後來很久很久……”參見張煒：《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31頁。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和思考，張煒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那就是“物質主義保證不了物質的存在，而一定是思想和文化的力量，最後保護物質的積累”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5頁。。那麼，思想和文化的力量何在？張煒認為它們來源於大地民間，來源於可貴的人文精神。

張煒的文學作品，充滿了對當今世界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甚囂塵上的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這與張煒生長在這樣一片土地上，耳聞目睹了這片土地的滄桑巨變有很大關係。因為這片土地不僅給他提供了寫作資源，也賦予了他精神底色，那就是熱愛自然、守護大地、植根民間，那就是十分警惕物欲橫流對自然、社會、人的心靈造成的巨大破壞力，並用文字表達自己堅定反抗的決心。

正如張煒自己所說：“每個人對生活的態度都可以追溯到他的人生經曆，而作品麵貌的形成，自然會有更大的關係。我有一段長長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時光是那樣度過的：沉浸於大自然，有時四處奔走，有時個人獨處……我有機會對自然萬物更親近一些，所以對於童話世界格外向往。反過來，我對於人流熙熙攘攘的、極其實用主義的、商業和物質主義統治下的社會，常常有自己強烈的不適應感。這種種感觸和心緒不能簡單地表達為憤怒，也不僅僅是驚愕，因為有時還會湧現出一些特殊的悟想，一些不能回避的反抗性——這種反抗性很可能構成我個人性格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使我的人生和創作具有了某種不同的內容。”張煒：《穿越理性的篩子——在香港電台的訪談》，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