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黜賦——王禹偁在商州、滁州與黃州

三黜賦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濟州巨野（今屬山東）人。北宋詩人、文學家，宋初著名直臣、改革派先驅，宋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家世務農，三十歲進士及第，曆官成武縣主簿、長洲知州、右拾遺、直史館、左司諫、中書侍郎、直昭文館、禮部員外郎、知揚州兼管內堤堰橋道事、工部郎中、刑部郎中等，其間三任知製誥，一入翰林。為官十八年，三起三落，先後被貶商州、滁州、黃州。著有《小畜集》《小畜外集》《承明集》等。因緣際會，2021年春我兩次到安徽滁州，也兩次訪問琅琊山、醉翁亭、釀泉，以及醉翁亭後邊的二賢堂。二賢者，北宋王禹偁、歐陽修也。他們都曾任滁州知州，並且都是放謫來此。堂中塑像高古端莊，左為王禹偁，右為歐陽修，一個執卷遠望，一個拈須思索，見之心中肅然起敬。

二位文神在上，請接受晚生虔誠的膝蓋。

慨歎一代文宗、宋初著名諍臣王禹偁身後之名，遠不如他之後的歐陽修和蘇軾。雖然歐、蘇對王禹偁的道德文章推崇備至。歐陽修《書王元之畫像側》中說自己的文章遠遠不如王禹偁：“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蘇軾《王元之畫像讚並序》中評價王禹偁：“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並說他是宋初獨一無二的名臣。一千餘年後，如我這般嗜讀古人書並且以文章自命的人，對於王禹偁其人其事其詩其文，所知尚且甚少，何況他人。

第二次從滁州歸來後，我將王禹偁的詩文供奉在案頭，餘暇時時研讀。很顯然，王禹偁的詩文尤其是竄逐商州、滁州和黃州期間的作品，像《離騷》一樣，多是古時窮愁人之詞、憤懣人之語、憂國憂民之言，不是用來消愁解悶的。偶爾也有例外，譬如寫黃州小竹樓的文章。

又一個人間芳菲四月天，窗外柳條初綠，千花燦笑，春山春水駘蕩多情，春煙春雲從容縱橫，我虔心誦讀王禹偁《黃州新建小竹樓記》：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助也。

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

文章清麗自然，曆千餘年仍芬芳可人心意。當時心間歡喜如枝上群雀相呼，信手在書眉批點道：王禹偁文章，我最喜此篇，字字古淡蕭疏，句句搖曳生姿，讀來清香如品新茶，痛快如飲陳醪，真古文豪大手筆也。王安石說此文勝過歐陽修《醉翁亭記》，並非諛言。

隻是，一代文豪王禹偁因直躬行道、銳於進言，又性格耿介、開罪宵小，一生三次遭遇黜放，經曆了無盡的坎坷和恥辱，內心少有清虛暢朗之時，似《黃州新建小竹樓記》這般風流瀟灑的作品難得一見。真是可惜。

王禹偁第一次被貶，起因是徐鉉被誣案。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春天，廬州尼姑道安來到京師，向開封府遞交訴狀，狀告其表兄蕭獻臣和表嫂薑氏不孝，不贍養母親（即道安的姑母）。開封府判官張去華訊問後，認為道安所告不實，駁回訴狀，並將道安械送原籍。被戴上刑具押回廬州後，道安大跌臉麵，又羞又惱，一直伺機報複。不久，她聽人說，左散騎常侍徐鉉與薑氏有親戚關係，薑氏是徐鉉妻子的侄女。仗著宋太宗禮遇佛門，秋天的時候，她再次來到京師，擊響設在闕門前的登聞鼓，鳴冤叫屈。這一次，道安除繼續狀告表兄表嫂不孝之外，一並把張去華和徐鉉也告了。狀詞中，她聲稱上次來京告狀時，徐鉉曾經給張去華寫信，請他關照薑氏，所以張去華連查也不查，就把自己押回廬州。並且，她還狀告徐鉉與妻侄女薑氏通奸。

徐鉉是南唐重臣，後來隨南唐後主李煜歸順宋太祖。他也是五代宋初著名書法家，篆書和隸書尤其精妙。《宋史》說他性格簡淡，質直寡欲，不喜釋氏而好神怪。被道安控告時，他已經是一個七十六歲行將就木的老人。

經大理寺鞫問審理，並經刑部複審，認定道安所訟均是誣告，按法律應當反坐。這個時候，崇奉佛教的宋太宗出麵幹預，下了一道詔旨，命令不要追究道安的罪責。皇帝庇護僧尼，相關大臣私下雖然有意見，但既然案件已經查明，當事人還了清白，也就作罷了。時任左司諫、知製誥兼判大理寺事的王禹偁，卻違抗聖旨，上書請求太宗嚴治道安。《宋史·王禹偁傳》載：“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王禹偁其時是宋太宗的侍從和詞臣，代行中書侍郎之職，深得皇帝寵遇。太宗麵賜紫金魚袋，封其為柱國。柱國是宋代十二級勳階的第二等，僅次於上柱國，向來，有大軍功或大勳勞者，才有資格加封。王禹偁當時可謂春風得意，仕途光明，也因此遭到朝中小人的嫉恨。身為掌管刑獄案件的大理寺主官，按理來說，他請求為徐鉉雪冤並將道安繩之以法，是依法履行職責。但太宗見到奏疏，怒火中燒，加上小人乘機讒間，於是削去王禹偁所有官職，將他貶為商州團練副使。同時免去所有涉案官員的現職，降一級使用，有的和王禹偁一樣，也被放逐到邊遠之地。可憐的徐鉉，風燭殘年遭受如此誣陷，事情得以昭雪，反而無辜被貶邠州（今陝西彬州市），責授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當年冬即病逝。

關於徐鉉案，《宋史》徐鉉、張去華、王禹偁三人本傳都有零星記載，均否認徐鉉與薑氏有奸情，但也都語焉不詳，讀來有迷雲遮月之感，其中必有重大隱情。宋太宗借機將徐鉉趕出朝廷，或許與徐鉉是李煜的舊屬有關，屬於政治清算。王禹偁等人受案件牽連，不清楚其中奧妙，誤打誤撞冒瀆天威，兼而得罪皇帝寵幸的僧人，被削職貶黜也就理所當然。

這年秋天，王禹偁攜老父和妻兒，從京師趕赴商州貶所。出京路上，他不時依依不舍地回望京城，委屈的淚水打濕了衣襟。《初出京過瓊林苑》：“得罪縻山郡，攜家出帝鄉。何時重到此，駐馬淚浪浪。”《閿鄉旅夜》：“行盡兩京路，將登六裏山。全家空灑淚，知是幾時還？”王禹偁不是一個曠達的人，不像後來的範仲淹和歐陽修坦然麵對貶謫，他在三次放黜期間所作的詩歌文章，都像用苦楝水泡過，充滿了哀愁和苦悶，也充滿了對重回朝廷的渴望。

王家世代務農，家境清苦，在王禹偁中進士入仕之前，父親一直靠給人磨麵為生，所以少年時代的王禹偁，被鄉裏稱為“磨家子”。在單州成武縣和蘇州長洲縣做地方官，王禹偁以風節自持，廉潔愛民，除了俸祿分文不取。入朝不久，他任知製誥，是清要之官，也是個肥差。按當時慣例，文學侍從之臣給加官晉爵者草擬製書，可以接受豐厚的潤筆費，但他一概拒絕。譬如淳化二年（991）七月，朝廷為羈縻西夏李繼遷，封之為銀州觀察使，並賜國姓，改名趙保吉，其製詞出自王禹偁之手，李繼遷送五十匹馬為潤筆費，王禹偁辭而不受。所以為宦八年，王禹偁家中仍然環堵蕭然。家底子本來就薄，這回又遭貶謫，名為團練副使，實際上就是被看管，不得簽署公事，俸祿也停止發放，一家老小吃飯穿衣都成了問題。

從京師到商州，途中要經過中牟、鄭州、滎陽、新安、靈寶、閿鄉等地。王禹偁的行李除了四季衣物、口糧和炊具，就是滿滿一車書。全家的財產，隻有一匹馬和一頭驢。驢子拉書，馬馱行李，老父親坐轎子，自己和妻兒步行。經過靈寶稠桑坡，車子突然磕碰翻倒，望著散落一地的書籍，王禹偁苦笑之餘，戲作《稠桑坡車覆》：

稠桑坡險忽摧車，悔戴儒冠出敝廬。

已被文章相錯誤，謫官猶載一車書。

一路上，他們跋山涉水吃盡苦頭，夜裏住在山中野店，經常聽到老虎的咆哮，一家人嚇得不敢睡覺。即便如此，王禹偁仍寫了多首詩歌，如追昔感今的《滎陽懷古》《過鴻溝》等。曆盡艱辛，他們終於走出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陝州區），抵達商州地界。

位於秦嶺東段南麓的商州，宋初屬於陝西路，是一個軍事要地。時任團練使翟守素是一個頗有軍功和政績的老將，與王禹偁是濟州（治所時在今山東菏澤，後移今山東濟寧）老鄉。或許是輕視文官的緣故，他對貶到麾下的王禹偁很是冷落，非但不加以關照，還故意刁難，甚至不允許王禹偁住官舍。王禹偁一家隻好借居州衙附近的妙高禪院。

妙高禪院裏的僧人對王禹偁早有敵意，因為王禹偁向來排佛崇道，曾上書規諫太宗：“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風俗，務田農。”（《禦戎十策》）所以禪院隻給王禹偁安排了幾間破爛不堪的下等僧舍。巧合的是，王禹偁在僧房的牆壁上，竟然看見自己三年前的詩作《應製皇帝親試貢士歌》。那是端拱二年（989）春闈，太宗於崇政殿親試進士，並令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館臣僚賦詩助興。王禹偁的詩得到太宗垂青，他歡喜地對臣僚們說：“此歌不逾月遍天下矣。”這首詩果然傳遍天下，隻是在貶所見到，王禹偁心中五味雜陳。當年是皇帝身邊的紅人，多少人爭著和自己結交，而今是放黜山野的罪人，連衣食住房都無法保障。

初到商州遭受的冷遇和窘境，王禹偁後來寫進一百六十韻長詩《謫居感事》中：“壞舍床鋪月，寒窗硯結凘。振書衫作拂，解帶竹為椸。呼仆泥茶灶，從僧借藥篩。鐘愁上寺起，角怨水門吹。舊友誰青眼，新秋出白髭。”又說：“瘦妻容慘戚，稚子淚漣洏。暖怯蛇穿壁，昏憂虎入籬。鬆根燃夜燭，山蕨助朝饑。豈獨堂虧養，還憂地乏醫。”愁啊，剛三十八歲，王禹偁不但已經兩鬢半凋，胡須也開始變白。這還不算，到商州幾天後，陪伴他多年的老馬因為旅途勞累，突然病死了。幾年後，他在《酬種放征君》中追憶當時情境：“逐臣自可死，何必在遠惡。”

剛到貶所，除了同年進士、曾經同朝為官的商州通判馮伉，王禹偁舉目無親，無依無靠。遠在故鄉的兄長和弟弟，生活比自己更加困頓，特別是正在攻書應舉的弟弟，還需要自己接濟和照拂。為了養家糊口，王禹偁租了十畝地，一家人種菜自給。又給人寫行狀、祭文、碑記之類的應景文章，弄點生活費和買酒錢。他在商州的詩多次寫到種菜和采蔬。《種菜雨下》：“菜助三餐急，園愁五月枯。廢畦添糞壤，胼手捽荒蕪。”《偶置小園因題二首》其一：“十畝春畦兩眼泉，置來應得弄潺湲。”其二：“從此商於地圖上，畫工添個舍人園。”《攜稚子東園刈菜因書觸目兼寄均州宋四閣長》：“我攜二稚子，東園擷春蔬。可以奉晨羞，采采供貧廚。”放逐商州的一年零七個月，五百多天，王禹偁無公事可辦，極度無聊，種菜是主業，寫詩、課子是副業。

他閑得很，看花觀鳥，喝酒作詩，讀《周易》《道德經》《莊子》《離騷》，自遣枯索生涯。《上元夜作》：

去年正月十五夜，乾元門上奉乘輿。

今年正月十五夜，商於郡中為貳車。

謫宦門欄偏冷落，山城燈火苦蕭疏。

爐灰撥盡不成寐，賴有逍遙一帙書。

詩中的逍遙，指的是莊子的《逍遙遊》。二車，即副車，引申為副職，指代做商州團練副使的自己。

謫人的心是分外細膩而敏感的。第二年初春，商州的杏花次第盛放，他的副使衙門前的杏花卻遲遲不開，感物傷懷，王禹偁作《知州廳杏花昨日爛漫錄事院今日零落唯副使公署未開戲題二韻》：

知州宅畔繁如雪，錄事廳前落似梅。

副使官閑花亦冷，至今未有一枝開。

詩題雖然稱戲作，字裏行間其實有無盡的淒涼、落寞和酸楚：連杏花也冷冷淡淡，看不上自己這個貶謫閑居的冷官。

幸好商州山水大好，又與馮伉的情誼日漸款密，翠峰碧水可堪勝遊，同道知己可慰寂寞，他在商州的日子才稍為好過一些。

州內有六百裏商山，山勢峻拔，草木蔥蘢，商山四皓《紫芝歌》所謂“莫莫高山，深穀逶迤”。其中一山尤其挺秀，形如“商”字，成湯以之為國號，州郡以之為名字。又有古丹水、南靜川等明麗水景，其中的丹水，最早見於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因盛產丹魚而得名。春秋宜遊季節，王禹偁常常攜一壺酒，在丹水之畔的桃花樹下，獨酌覓句、持竿垂釣，或者到附近高車山上的四皓廟，與古賢人的靈魂對話，賦詩並刻寫碑文。

日子過得很慢，但磨磨蹭蹭也到了秋天，菊花開了。麵對菜園籬下初開的黃菊，王禹偁忽然憶起去年秋天做過的一個夢。那天晚上，他夢見自己在太宗麵前作詩，醒來後隻記得“九日山州見菊花”這一句。隔了一天，他就被貶放到了商州，到商州時菊花正在盛開。夢有征兆，冥冥中的事有時候真是說不清。如今將近一年過去了，又快到重陽登高時節，王禹偁憶夢唏噓，以此為題寫詩道：

節近登高忽歎嗟，經年憔悴別京華。

貳車何處搔蓬鬢？九日山州見菊花。

夢裏榮衰安足道，眼前杯酒且須賒。

商於鄒魯雖迢遞，大底攜家即是家。

詩的末句，明顯是詩人自寬之辭，讀來卻更添幾分苦澀。

王禹偁流傳於世的詩歌作品有五百八十多首，作於商州的占了將近三分之一，有一百八十多首，商州是其詩歌創作的高峰期。其中多是自歎身世的愁苦之言，以《謫居感事》《清明日獨酌》《弊帷詩》《七夕》為代表。此外，也多有關心民生疾苦之作，如寫商州百姓刀耕火種的《畬田詞》，寫京兆長安八縣大旱人民流離失所的《感流亡》，寫商州大旱複大水米價上漲眾生嗷嗷的《秋霖二首》和《雷》。他還寫了不少諷刺詩和寓言詩，如《烏啄瘡驢歌》《竹》《金吾》，譏諷魚肉百姓的達官權貴，控訴繁重賦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他對自己這一時期的詩作是很滿意的，淳化四年（993）秋，量移解州（今屬山西運城市鹽湖區）之後，他追憶商山的放黜生涯，作《覽照》詩，說自己在商山的詩作數量眾多、骨秀氣清，並自信滿滿地說：“他年文苑傳，應不漏吾名。”意思是，將來修撰本朝曆史、文苑人物傳應當不會漏掉自己的名字。

在商州，王禹偁與馮伉來往頻繁。家人之外，馮伉幾乎是王禹偁唯一可以傾訴心聲的對象。兩人都好老莊，常著道服，戴華陽巾，把酒擁爐，互訴心曲，談人生理想和世外之事。《歲除日同年馮中允攜觴見訪因而沉醉病酒三日醒而偶贈》：“相逢不盡杯中物，何以支當寂寞州。”《和馮中允爐邊偶作》：“澗鬆陵柏有朽時，我約君心無改易。”《日長簡仲鹹》：“風飄北院花千片，月上東樓酒一樽。不是同年來主郡，此心牢落共誰論。”一年多裏，兩人的酬唱詩累積達一百首，馮伉請王禹偁編成《商於唱和集》。

來商州第二年的秋天，團練使翟守素因病去世，馮伉繼任，他讓王禹偁一家從妙高禪院搬進了官舍。高山流水，知音做伴，逐臣的心才漸感溫暖。

淳化四年（993）四月，朝廷舉行南郊大禮，依例量移逐臣。此前，王禹偁委托大臣向太宗兩上《陳情表》，說父親日漸老邁，思念鄉園，兄弟分散，遠隔天涯，請求移官東土。太宗一直很器重王禹偁，見到《陳情表》，大為感動，令宰相將他移到解州，仍為團練副使。當年八月召回朝中，授左正言、直昭文館。第二年三月任單州知州，剛到任半個月，又被召回朝，任禮部員外郎、知製誥。其間父親去世，太宗特令奪情起複。至道元年（995）正月，拜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台、封駁司長官。

王禹偁為官前後十九年，三知製誥，一入翰林。這回是他第二次知製誥。

太宗深知王禹偁秉性剛烈，眼中容不得灰塵，將其從解州召回時，曾經對宰相說：“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此語載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宋僧人釋文瑩《玉壺野史》又說，太宗曾在禦榻前對王禹偁說過這樣的話：“卿聰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韓、柳之列。但剛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難庇。”

但既然是秉性，天所賦之，輕易是改不掉的。此前量移解州，本來是好兆頭，王禹偁卻大失所望，作《量移後自嘲》：“可憐蹤跡轉如蓬，隨例量移近陝東。便似人家養鸚鵡，舊籠騰倒入新籠。”詩中以鸚鵡自比，說自己這次量移，不過是從舊籠子倒騰到了新籠子。古代大文人的詩，一經傳出，口口相誦，不幾日就傳遍天下。試想，朝中小人見到這首詩，在皇帝麵前是如何搬弄是非的？太宗讀後，又作何種感想？

回朝後的王禹偁，完全沒有因為貶黜學會明哲保身，仍然直道行事，對詔命不當者多所辯駁，其間所作詩歌文章也多諷喻，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包括權貴和僧尼。《宋史》本傳：“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其為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為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

太剛易折，亢龍有悔。至道元年（995），他再次因言獲罪。

這年四月，宋太祖趙匡胤的最後一任皇後宋氏崩逝。於情於理，其喪事都應當隆重操辦。但她的喪禮卻未按禮製舉行，群臣也未穿上喪服參加喪儀。王禹偁對此很不讚同，私下裏對人說：“後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這話傳到太宗的耳朵裏，寵幸的大臣和僧尼又在耳朵邊添油加醋百般口舌，趙光義龍顏大怒，對宰相說：“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嘗戒勖禹偁，令自修飭。近觀舉措，終焉不改。禁署之地，豈可複處乎？”（《續資治通鑒長編》）於是，做翰林學士剛剛百日的王禹偁，以謗訕、輕肆的罪名，被罷去翰林學士等職務，謫放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宋史》本傳是這樣記載的：“孝章皇後崩，遷梓宮於故燕國長公主第，群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後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

知州是地方大員，相當於商周時代的諸侯、漢代的刺史、唐代的太守，對於常人來說，做俸祿二千石的知州是光宗耀祖的事。但在唐宋時期，由知製誥或翰林學士出為知州，無疑是左遷。唐宋時代，文官最榮耀的事有六件：登進士，進館閣，知製誥，入翰林，掌貢舉，做宰相。知製誥和翰林學士對掌內外製：知製誥即中書舍人，為中書門下撰擬詔令，稱為外製；翰林學士為皇帝起草詔令，稱為內製。一般而言，做過知製誥才有入翰林院為學士的資格，而翰林學士極有可能做宰相。所以知製誥、翰林學士是貴重顯要之官，又是皇帝的侍從，職位雖然不高，地位卻十分尊崇。以兩宋為例，朝會時，翰林學士和知製誥班行在秘書監、光祿寺、衛尉寺、太仆寺、大理寺諸監寺長官之上；舉行大宴時，則在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正副使之下，眾官之上。所以，王禹偁外放滁州，地位一落千丈。

更讓王禹偁羞愧和憤懣的是貶謫製詞：“王禹偁頃以文詞，薦升科級，而徊徉台閣，頗曆歲時。朕祗荷丕圖，思皇多士，擢自綸閣，置於禁林。所宜體大雅以修身，蹈中庸而率性。而操履無取，行實有違，頗彰輕肆之名，殊異甄升之意。宜遷郎署，俾領方州。勉務省躬，聿圖改節。可工部郎中、知滁州。”（《宋大詔令集》）製詞對王禹偁的操守、品格、行狀極盡貶低。向來以風操自守的王禹偁見到後，不啻五雷轟頂，恨不能鑽入地縫。兩年後，太宗已經升天，王禹偁在《闕下言懷上執政》中，仍憤憤寫道：“誥詞黜責子孫羞，欲雪前冤事已休。”其實，太宗是王禹偁的恩人，王禹偁在詩歌文章和表奏中，也常常直白表露對太宗的感恩之情。太宗在製詞中如此嚴厲責備王禹偁，大約是恨鐵不成鋼。

王禹偁第二次被貶出京，時間是這年五月二十三日。再次從清華之地跌落塵埃，心中的怨氣比被貶商州時更甚。盡管如此，其《滁州謝上表》仍感恩戴德：“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共荷君恩。”較之在商州被看管，缺衣少食，他這回主政一方，俸祿優厚，境況畢竟好得太多了。不過，話鋒一轉，他又在謝表中說：“粗有操守，素非輕易，心常知於止足，性每疾於回邪。位非其人，誘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隨。”我猜想太宗當年讀到此處，必是又好氣又好笑。性格即命運，在王禹偁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人無瑕疵，不可與之交，以其無真氣、無深情也。這或許也正是王禹偁的可愛之處吧。

寫過謝表，王禹偁意猶未盡，接著寫了兩首《詔知滁州軍州事因題》。其一：

曉直銀台作侍臣，暮為郎吏入埃塵。

一生大抵如春夢，三黜何妨似古人。

不稱禁中批紫詔，猶教淮上擁朱輪。

時清郡小應多暇，感激君恩養病身。

詩中的“三黜何妨似古人”，本不是實指三次放黜，而是說自己像春秋時魯國被多次貶謫的柳下惠。但王禹偁一語成讖，他一生果然三起三落。

唐宋兩朝被貶放的臣子不計其數，其中有很多天真可愛的人。兩宋三百二十年，一直恪守太祖遺訓，禮遇士大夫，不殺上書言事之人，最嚴厲的懲罰，不過是謫往偏遠的荒州予以編管，再遠不過嶺南，最遠不過海南。相對於其他朝代，還是要溫和許多。被貶謫之人，不但性命無虞，因諫言被謫往往還受到士林尊崇，雖貶猶榮，被貶謫的士大夫也就盡可率性行事、天真爛漫、出語無忌。生在宋初的王禹偁，無意中給後來諸多貶謫的名臣如範仲淹、歐陽修、蘇軾等做了表率。

王禹偁不僅是謫臣的表率，也是疾惡如仇、寬簡愛民的表率，還是詩歌文章的表率。後來遷謫滁州的歐陽修，依我看來，就像王禹偁的後身。

皖東滁州，人民勤勞淳樸，我兩次在那裏逗留，對此頗有感受。

北宋時代，隻要飯飽衣暖，哪怕剛剛經曆天災人禍，稍得緩解，滁州人立即三五成群嬉戲於城牆之上，或者在田野裏聯袂踏歌，或者攜酒盉到琅琊山，看山水聽泉鳴。關於滁州人的曠達、友善，王禹偁和歐陽修在詩詞、文章、書簡中，一再稱道。歐陽修在傳世名篇《豐樂亭記》中說：“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他之前的王禹偁在《唱山歌》中說：“滁民帶楚俗，下俚同巴音。歲稔又時安，春來恣歌吟。接臂轉若環，聚首叢如林。男女互相調，其詞非奔淫。”

當年，汪倫在涇縣桃花潭送別李白，在岸上依依踏歌。皖南與滁州，戰國時都屬楚國。楚人好歌舞，常於酒後手拉手圍成一圈，邊唱歌邊跳舞，謂之踏歌。生於齊魯之地的王禹偁初次見到，未免驚奇。剛到滁州，當地人唱的山歌他聽不懂，但他們歡快的情態，讓王禹偁備受感染，抑鬱的心情也漸漸明快起來。

滁州並非王禹偁自謙的小郡，而是軍事重地，南鄰南京，五代十國時期是兵家必爭的軍事要衝。故而宋朝建國三十六年來，仍在這裏駐有大量地方部隊，也即廂軍。與後來的範仲淹一樣，王禹偁奉能文能武的周公為祖師，文名滿天下之外，重視武備，喜談邊事。端拱二年（989），契丹多次入侵宋朝北方邊境，太宗下詔令文武百官各獻備邊禦戎之計，王禹偁獻上《禦戎十策》。太宗閱後非常讚賞，宰相趙普對他刮目相看。後來，他在揚州給真宗上《應詔言事疏》，針對宋、契丹和西夏之間的形勢變化，提出新的邊事主張，料事多中。

在滁州，王禹偁時常穿上甲胄，威風凜凜地親自教練兵士。《射弩》：“罰郡在僻左，時清政多閑。戎裝命賓侶，作此開愁顏。”如他自己所言，不過是作個示範罷了。更多時候，他是文人本色，理政治郡之餘，遍曆滁州山水。

滁州山水有八絕，分別是庶子泉、陽冰篆、白龍泉、明月溪、垂藤蓋、望日台、歸雲洞和清風亭。王禹偁多次遊覽後，作《八絕詩》逐一吟詠。詩前小序說：“唐大曆中，隴西李幼卿以宮相（左庶子）領滁州刺史，始遊琅琊山，立寶應寺，故泉有庶子之號。李陽冰篆其銘，存諸石壁。白龍泉又次焉。由是亭、台、溪、洞，合垂藤蓋，謂之八絕雲。皇宋至道元年，予自翰林學士出官滁上，因作古詩八章，刻石於寺。寺名開化者，我朝改之也。”

過了一千年，滁州八絕僅存於方誌和古人詩文。我在琅琊山下請教當地父老，已然無人知曉。我猜測，所謂垂藤蓋，應當是楚地山野常見的油麻藤，春日盛開一串串紫色花朵，遮天蔽日，蔭蓋溝穀。而王禹偁親眼見到的李陽冰手跡，以及後來歐陽修在旁邊另外發現的李陽冰篆書十八個字，當年所在的位置，如今連本地的文人雅士也說不清了。

王禹偁貶謫滁州共十八個月，在此期間，他最大的貢獻，不是治郡，不是練兵，而是獎掖後進、力倡古文，推動詩文革新。

宋初，晚唐體、西昆體文風一統文壇，其特點是講究排偶、鋪陳辭藻、氣格卑弱、文字浮華、內容空洞，連章奏文書也是如此，讀後但覺華麗豔冶，卻不知所雲。有識之士對此非常不滿，認為不僅影響文字傳播效用，還影響士氣。北宋的古文運動，柳開、穆修等人首倡，王禹偁繼之，後來的蘇舜欽、石延年、範仲淹、歐陽修、尹洙、石介、梅堯臣、宋祁、王安石、蘇氏父子、曾鞏等前赴後繼，經過諸多大文人數十年的努力，最終在歐陽修領導之下取得全麵勝利。

王禹偁對當時頹靡、卑弱的文風深惡痛絕，銳意改革，力斥浮偽，務去陳言。他在《送孫何序》中說，自晚唐鹹通年間以來，“斯文不競，革弊複古，宜其有聞”。因此積極倡導以“六經”為典範、以平易質樸為特征的古文，且在創作中親身實踐，對宋初的古文運動起到了重要的引領作用。其文學創作，詩學白居易和杜甫，文章師法韓愈和柳宗元，取得很大成就，對後來者產生了深遠影響。清人吳之振在《宋詩鈔·小畜集序》中的評價很能說明問題：“是時西昆之體方盛，元之獨開有宋風氣，於是歐陽文忠得以承流接響。文忠之詩，雄深過於元之，然元之固其濫觴矣。”元之是王禹偁的字，文忠是歐陽修的諡號。與王禹偁同時代的林逋，在《讀王黃州詩集》一詩中，則直接說王禹偁就是當代的白居易：“放達有唐惟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白居易晚年做過太子少傅，故稱白傅，王黃州則是王禹偁貶放黃州以後的別號。

在朝期間，王禹偁因文學成就顯著，又兩知製誥，一入翰林，政治地位顯赫，被士子奉為文壇領袖。持詩文登門請教、希望得到提攜的年輕人非常多，王禹偁來者不拒，細細閱讀，精心批點，以拔擢後生為己任。《送丁謂序》：“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由是今之舉進士者，以文相售，歲不下數百人。朝請之餘，曆覽忘怠。”貶謫滁州期間也是如此，學子們或者遠道來訪，當麵聆聽教誨，或者投遞書簡，請求釋疑解惑。《答鄭褒書》：“進士皆欲疾走淮上，以文求知。”王禹偁一如既往誨人不倦，認真加以點評，對優點不吝讚美之詞，對缺點也從容指出。在這問道與解答的過程中，王禹偁的詩文創作理念也越來越明晰、係統。

他並沒有撰寫專門的文學批評理論文章來闡述自己的創作理念，其理論都夾雜在與士子們的來往書簡中，以及給他們的臨別贈序裏，如《答鄭褒書》《答張扶書》《再答張扶書》《答黃宗旦書》《送江翊黃序》《送丁謂序》等。他認為文章是貫道之器，寫文章應當“師戴六經”“傳道明心”，也就是以“六經”為宗師，文以載道、兼明心性、文行合一。又指出，文章應當“句易讀，義易曉”，且“不蕩，不野”。也即：句子好讀，含義好懂，文風質樸自然、簡雅古淡，不放縱，不鄙俚。

經他點撥，眾多士子文章日益精進，丁謂、孫何、孫僅、黃宗旦、朱嚴等先後金榜題名，有些日後還位居樞要。僅鹹平元年（998）那場科舉考試，狀元孫何、榜眼黃宗旦、探花朱嚴，一甲進士前三元，盡是王禹偁的學生，朝野傳為美談。

對遠道前來求知的士子，王禹偁不但悉心指授，還讓他們住在官舍裏，提供吃喝用度。莆田秀才鄭褒是步行來的，臨別時，得知其母在家中倚門望兒，王禹偁用俸祿買了一匹馬相贈。其實即使做了知州，王禹偁的家境也不寬裕，一直蔬食粗衣，妻子從來不施粉黛，兒子們也不知鮮衣怒馬是何物，並且沒有房產，在朝為官都是租屋居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前賢茂德，勳刻鼎彝。

至道二年（996）三月，朝廷加王禹偁朝散大夫。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奉詔移知揚州，兼管內堤堰橋道事。第二年三月，太宗崩逝，真宗即位，下詔求直言。王禹偁上《應詔言事疏》，建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二曰減冗兵，並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奸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奏疏同時提出了具體的改革辦法。其所言五事，均切中時弊，啟發了後來的範仲淹、王安石等人，對“慶曆新政”以及“熙寧變法”有深刻影響。

奏疏上達天聽，當年，王禹偁就接到赴闕的詔令。抵京師後，任刑部郎中、知製誥。這是他第三次擔任知製誥，而且官職已經有十年沒有升遷了。

接到詔命，王禹偁正生著病，在《病中書事上集賢錢侍郎》詩中，他說：“郎署領製誥，十年未上坡。馮唐空潦倒，衛綰是誰何。猶賴紫垣直，聊遮白發多。歸田未有計，村樹綠婆娑。”雖然再次回朝，他卻高興不起來，甚至還有些失落。至於歸田之計，他不過是說說罷了。自商州之貶以來，特別是滁州之貶以後，王禹偁的詩隨處可見歸田、耕桑、解印、休致、林泉、水雲間、歸山等字樣。不過，他的家底子太薄，居官又極清廉，失去俸祿何以為生？所以辭官退隱純粹是夢想，過過嘴癮而已。

王禹偁就吃虧在一張嘴以及一管筆上。已然遭受了兩次貶謫，照理，他應當深刻吸取教訓、遇事緘默不言了吧。然而，雖然皇帝換成了真宗，但王禹偁還是王禹偁，他的行直道、進直言永不會改。他在《答晁禮丞書》中道：“某褊狷剛直，為眾所知，雖強損之，未能盡去。”他如何不知道自己性格太過質直狷介？事實上，這些年他也刻意修煉，收斂個性鋒芒，隻是江山可以換主人，稟性難移如泰山。再次遭遇挫折，也就在所難免。

鹹平元年（998），回朝才一年，王禹偁因參與修撰《太祖實錄》，被貶黃州。這次被黜，原因很蹊蹺，史書記載也下字模糊。《宋史》本傳：“鹹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其實就是當事人自己也莫名其妙。王禹偁到黃州之後，就曾經寫詩給宰相李沆，詢問自己的罪名。

細細品味《宋史》本傳，參讀釋文瑩《玉壺清話》等書，再看後來真宗獎賞包括王禹偁在內所有參與修撰《太祖實錄》的官員，大致可以推斷：王禹偁貶謫黃州，也許並非因為修史秉筆直書、不知避諱，犯了皇家大忌，而是因為無意中得罪了宰相張齊賢。《玉壺清話》一語中的：“（王禹偁）撰太祖玉冊，語涉輕誣，時相不悅，密奏黜黃州。”

本來，修《太祖實錄》不關王禹偁的事，但他強烈請求參與修撰。《請撰大行皇帝實錄表》：“倘得措一辭於帝典之中，署一名於國史之後，臣雖死之日，如生之時。至於褒善貶惡之文，編年紀傳之例，備嘗探討，粗見指歸。況端拱元年春季日曆是臣編修。如蒙帝諭，不辱君命。”請求再三，又托人說情，真宗隻好同意。

斯人質直，奈何好名；斯人好名，奈何質直。

貶謫詔命下達那天，正是除夕。自先秦起，被貶謫的臣子無法計數，除夕之日被貶的，除了王禹偁，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連春節也不讓他好好過，可知王禹偁遭朝中重臣忌恨的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第三次被黜這一年，王禹偁四十五歲，離生命終結已經不遠。

離京赴黃州之前，王禹偁實在難抑內心的孤憤，作《三黜賦》，回望自己百般蹭蹬的為宦經曆，兼以明誌。賦中長歎曰：“一生幾日，八年三黜。始貶商於，親老且疾。兒未免乳，呱呱擁樹。六百裏之窮山，唯毒蛇與贙虎。曆二稔而生還，幸舉族而無苦。再謫滁上，吾親已喪。幾筵未收，旅櫬未葬……今去齊安（黃州），發白目昏。”又以子文和柳下惠自比，“令尹無慍，吾之所師；下惠不恥，吾其庶幾。”春秋時期楚國的子文三次做令尹，又三次被罷黜，入朝無喜色，出朝無慍色；魯國的柳下惠直道事君，多次貶黜。卒章雲：“夫如是，屈於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謫而何虧？吾當守正直兮佩仁義，期終身以行之。”曲終奏雅，讀之令人骨秀神清。古往今來，佩仁義而行直道者，經曆無不坎坷淹蹇，思及至此，又叫人心悲神傷。

這次貶謫出京，來相送的親友和同僚很少，他們怕得罪宰相。但樞密副使宋湜、秘書監楊徽之還是親自來到王禹偁家中，再三撫慰。禮部員外郎竇元賓拉著他的手，送到皇城側門外，激憤大歎道：“天乎，天乎，得非命歟！”王禹偁感動之餘，作詩相贈。這首詩已經殘缺，隻剩下零句：“惟有南宮竇員外，為予垂淚門前。”

天乎？命歟！

鹹平二年（999）閏三月二十七日，正值壯年卻老態龍鐘的王禹偁，踉踉蹌蹌來到黃州。想哭，眼裏卻再也沒有淚水。

抵達不久，他在奏疏中向真宗表達了不願做地方官，希望再回朝中擔任兩製職務的願望。《謝加朝請大夫表》：“臣業文之外，蔑有器能，知命之年，別無嗜好。才思未減，筆力尚雄。馳於文翰之場，猶能識路；責以循良之政，恐誤分憂。倘用所長，期不辱命。”真宗和太宗一樣，也愛惜王禹偁的才華，然而看完謝表，長歎息而已。顯然，與在朝任詞臣相比，讓王禹偁領郡做知州更合適一些。

黃州在今湖北黃岡，和商州、滁州一樣，也是個軍州，但比商州和滁州離京師更為遐遠，破敗荒涼。人丁也稀薄，戶口不足一萬。《黃州謝上表》：“伏以黃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今人戶不滿一萬，稅錢止及六千。雖久樂升平，尚未臻富庶。”由王禹偁的謝表可知，宋初的黃州，因晚唐五代之亂，人口銳減，衰敗貧瘠。其實，即使是八十年後，蘇軾貶到此地時，黃州的麵貌也沒有多大改變。繁重的賦役導致民不聊生，是根本原因。

在謝表中，王禹偁接著表示：“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囂訟之民，束縛憸猾之吏……必為無害之政。”

不久，他又上疏直言太祖、太宗治國的過失：“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弱枝之術，亦非得其中道也。”建議真宗“改轍更張，因時立法”。（《續資治通鑒長編》）

王禹偁數次主政地方，務從寬簡，吏治清明，盡量減輕百姓負擔，所到處人民安居樂業。他在黃州也確實政績卓著。修補城池，檢閱弓馬，整頓武備，訓練廂軍，嚴防盜賊劫掠。同時重修境內的文廟，弘揚教化，修葺月波樓，保護文化古跡。又建議朝廷在各路設置病囚院，收留有疾病的囚犯在院中治療。這些舉措深得民心，黃州百姓敬稱他為“王黃州”，又親切稱他“吾元之”。多年以後，黃州人在州學建三賢堂，紀念王禹偁、韓琦和蘇軾。韓琦曾寓居黃州護國寺讀書，蘇軾曾貶黃州任團練副使。

元豐七年（1084）十月，蘇軾在黃州，思及前賢，作《書韓魏公黃州詩後》。文章中說：“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樸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於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又說：“元之為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蘇軾和歐陽修一樣，與王禹偁無交集，但他們修身、行道、從政、作文章都以王禹偁為榜樣。

黃州是個下等小州，與滁州比起來，政務更少，閑暇更多。接連經曆三次遷謫的王禹偁，既不能回朝做大官經濟天下，又不能辭官歸鄉當逍遙隱士，舊疾更添新症，也就慢慢接受了命運的安排，牢騷之語、憤慨之言，在詩歌文章中雖然仍不時見到，但較之在商州和滁州，明顯少了很多。他一生不曾達觀，但在黃州，意氣漸平，胸次漸開，由在黃州所作詩文《月波樓詠懷》《瑞蓮歌》《黃州新建小竹樓記》可知。

黃州城的月城（也即子城），城牆依山而築，起伏屈曲，有古城樓名月波樓。登臨其上，大江橫流，青山迤邐，極是開闊。王禹偁很喜歡這座樓，政暇時常登樓遊賞，聽雨看雪、彈琴下棋、飲酒作詩。《月波樓詠懷》：“齊安古郡廢，移此清江頭。築城隨山勢，屈曲複環周。茲樓最軒豁，曠望西北陬。武昌地如掌，天末入雙眸。”他將這首長詩刻石嵌於月波樓的牆壁上。詩前小序說：“月波之名，不知得於誰氏，圖經故老，皆無聞焉。因作古詩一章，凡六百八十字。陷於樓壁，庶使茲樓之名與詩不泯也。”

不久，他又在州衙西側靠近月波樓處，蓋了兩間小竹樓，一間做書齋，一間做寢室。兩樓之間有幽徑相通，方便來往。他為書齋取名“無慍齋”，語出《論語》：“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大約也有向令尹子文致敬的意思。又為寢室取名“睡足軒”，語出杜牧詩《憶齊安郡》：“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竹樓易朽，肉身也易朽，但先賢詩文如日月星辰，經曆千百年漫漫歲月，仍然光華燦爛。

王禹偁出身窮苦，自幼體弱多病，又曆盡挫折，心情陰鬱的時候多，所以雖值盛年，卻衰朽如同老翁。他深知自己不久於人世，在黃州的第二年，就著手整理自己的作品，編為《小畜集》。小畜之名，出自《周易·小畜卦》，其《象辭》雲：“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大意是：和風行走在天上，微畜未發，象征小有畜聚，君子因此修美文章道德以待時。集子共三十卷，包括賦二卷、詩十一卷、文十七卷。在他生前，《小畜集》並未雕版印刷，但有手抄本流傳於世。直到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沈虞卿來黃州做知州，仰慕王禹偁為人，才予以點校刊印。

古人信奉天人感應之說，重視自然征兆，王禹偁也是如此。

剛到黃州，才五月初，關城東南水池中的蓮花就開了，官吏和百姓都來向王禹偁道賀，認為知州賢明，所以池生瑞蓮。王禹偁也喜滋滋地作《瑞蓮歌》記載其事。詩中說：“江城五月江雨晴，荷花到處紅交橫。宋家池上瑞蓮生，嫋嫋出叢抽一莖。”又說：“吏民歸美賀郡守，敢貪天功為己有？古來善政數杜詩，桑無附枝麥兩歧。瑞蓮信美產茲土，起予謾作閑歌辭。”

但從這年底一直到第二年，黃州屢現災異。先是州中兩虎相鬥，一死一傷，傷的把死的吃掉了一半。然後，連續一個多月，成群的雞半夜叫個不停。再接著，才入冬，這個江邊小城竟然開始結冰，並且冬雷一陣接一陣。熟讀古書的王禹偁，認為這些都非吉兆：虎相食，冬打雷，預示著黃州將有大饑荒；雞夜鳴，主兵革。他不敢隱瞞，趕緊上書真宗報告情況，並引用《尚書·洪範》深自引咎，認為這些災異都是自己這個知州德不配位、政事不修引起的，請皇帝嚴厲懲罰自己。《上真宗論黃州虎鬥雞鳴冬雷之異疏》：“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置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昧蔽之愆。”

真宗並未懲罰王禹偁，反而派內侍乘傳車來黃州慰問。為避免王禹偁再次遭受讒言攻擊，真宗隨即又下詔，將他移到蘄州（今湖北蘄春）任知州。

鹹平四年（1001）四月，王禹偁抵達蘄州，謝表中說：“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真宗見到如此不祥之語，大感駭異。果然，王禹偁到蘄州不足一個月就病逝了，春秋四十八歲。臨終給真宗的遺表，無一字涉及家事，也無一言為子孫乞官。

在生命行將結束時，他仍在憂國憂民。譬如作於離開黃州時的《十月二十日作》：

重衾又重茵，蓋覆衰懶身。

中夜忽涕泗，無複及吾親。

須臾殘漏歇，吏報國忌辰。

淩旦騎馬出，溪冰薄潾潾。

路傍饑凍者，顏色頗悲辛。

飽暖我不覺，羞見黃州民。

昔賢終祿養，往往歸隱淪。

誰教為妻子，頭白走風塵。

修身與行道，多愧古時人。

一生如春夢，夢的盡頭，他心心念念的，不是家人今後的生計，不是子孫的前程，也不是自己身後的哀榮，而是路旁忍饑挨餓的蒼生、衣衫單薄的黎民，是自己無所作為對不起地方百姓。

師法先賢，秉持大道，三起三落而氣節不改，宦海沉浮仍骨鯁蹇諤，蔚為兩宋名臣之首。壯哉，王禹偁！

深研儒家，篤學嗜古，詞誥醇深而詩文典雅，拔擢晚生乃不遺餘力，堪稱一世文章宗師。賢哉，王禹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