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巡撫晉豫十八年

一、貴人賞識，三十出頭當巡撫

對明史略知一二的同學，肯定都知道“仁宣盛世”。考慮到仁宗朱高熾隻幹了十個月，這個盛世的主要業績，當然還是由宣宗朱瞻基來實現的。

宣德在位的近十年時間裏，大明王朝國力強盛，民心安定，四海賓服，萬國來朝，各項事業蒸蒸日上，令後世史家不吝溢美之詞。

即便有了這樣的成就，宣德朝的主要議政地點，依然設在非常簡陋的奉天門。宣德五年（1430）九月的某天，當幾位官員上奏之後，宣德下令中官宣諭，向多個省份派出欽差。這些官員有個很響亮的名頭——巡撫。

巡撫意為“巡行天下，撫軍濟民”，是京官而不是地方官。明朝第一位巡撫，可以說身份特別高貴。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朱元璋派太子朱標巡撫陝西，考察西安能否成為新的大明京師。不過朱標在次年四月不幸去世，遷都事宜也從此擱置。永樂十九年（1421）朱棣遷都北京之後，先後派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分巡全國各地。

設立巡撫有什麼重要意義呢？

明朝立國之後，承襲元製，在各地設立行中書省。到了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廢行省，將民政、司法和軍事分別交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掌管。這種分權製衡、彼此鉗製，可以有效防止地方官坐大，杜絕安祿山式叛亂分子的出籠。（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朱棣比安祿山走得更遠。）

但凡事有利也有弊。三司同城，三個和尚沒水吃，難免相互扯皮推諉。遇到天災和動亂，更是容易耽誤事——誰都不想擔責嘛。正是看到了這種弊端，永樂才要向各地派遣巡撫。

巡撫作為中央特派員，可以說是提著“尚方寶劍”下基層的，三司就算官階更高，也隻能聽其指揮，配合其工作。不然的話，後果可能相當嚴重。

這一次，朱瞻基派出了六位才華突出、素質過硬的官員，去多個省份擔任巡撫。正是在宣德朝，巡撫成為定製。六人兼的都是行在六部的右侍郎（第二副部長），正好一人一部，相當講究。

吏部郎中趙新升為吏部右侍郎，巡撫江西；

禮部員外郎吳政升為禮部右侍郎，巡撫湖廣；

刑部員外郎曹弘升為刑部右侍郎，巡撫北直隸及山東；

越府長史周忱升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

下麵，隻剩下兵部郎中趙倫和監察禦史於謙了。按理說，趙倫升任兵部右侍郎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不知道什麼原因，也許是想起了於謙罵朱高煦的傳奇，也許是不想讓於謙去老家浙江，宣德做出批示：

兵部郎中趙倫為戶部右侍郎，巡撫浙江；

監察禦史於謙升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希望六位愛卿體恤朕意，撫境安民，保我大明百姓長久平安！”宣德特意強調了一番。

“微臣定當肝腦塗地，報答陛下天恩！”六人出班跪下，鄭重地接下委任書。他們都很清楚，這是一項榮譽，更是一份責任，一次挑戰。做得好了，他們就將從此留名青史；做得不好，也可能惹下麻煩，甚至是飛來橫禍。

而宣德對於謙更是另眼相看。要知道，郎中是正五品，員外郎是從五品。而作為正七品的監察禦史，於謙的官階是六人中品級最低的。宣德還慷慨地將山西、河南兩省全交給了他，完全類似於後來的總督。

這麼一來，在三十三歲的年齡，於謙就成為正三品的朝廷高官，來到了大部分讀書人努力一輩子也到不了的高度。而且，於謙的上位堪稱直升機式。之前，別說知府，他連個知縣都沒當過，等於一上來就幹省長，而且是兩省省長。

以於謙為偶像的心學聖人王陽明，同樣在三十三歲進了兵部，不過職務是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六品。你就說氣不氣人吧。

南直隸巡撫周忱，這一年已經五十歲了，官階不過和於謙相同。這六人當中，成就和影響最大的，肯定非於、周二人莫屬。

於謙能得到破格提拔，當然少不了宣德的慧眼識英雄。

俗話說，要抱大腿，就得抱最粗的一條。放眼全中國，誰的大腿還能比宣德的更粗呢？可於謙從來沒有刻意討好過皇上。他是以自己的能力與操守，成功地吸引到了宣德的注意。

於謙的脫穎而出，還多虧了朝中一位重臣的力薦。他就是都察院右都禦史顧佐。

顧佐字禮卿，河南布政司開封府太康縣人，建文二年（1400）進士。顧佐為人剛直不阿，為官清廉公正，為事特立獨行，在潛規則觸目皆是的大明官場完全是個異類，甚至光榮地贏得了一枚“顧獨坐”的獎牌。但在永樂至宣德時代，顧佐的仕途走得還是比較順當的。

明代的官員，每六年才接受一次全麵考核，稱為“京察”。自打建文時代開始，由於施政寬鬆，很多時候京察就是走走形式，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太認真、太堅持原則，何必呢？

可顧佐卻特立獨行，他上任不久，就果斷罷免了都察院二十多名官員，又新提拔了四十多人，一時搞得“民怨沸騰”。好事者不斷上疏彈劾。但朝中有宣德和內閣“三楊”罩著，誰也不敢把顧佐這位廉吏怎麼樣。

當然，到了宣德之子英宗在位時期，顧佐就“眾望所歸”地被打發回家了。

顧佐的言行，深深影響了年輕的於謙。兩人後來的事功當然有高下之分，但在品行節操方麵，可以說共同點頗多。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把於謙看成是升級版的顧佐。而顧佐當然會在於謙身上，看到些許自己當年的影子。他也由衷地希望，這個年輕人的成就可以超過自己。因此，他在宣德麵前舉薦了於謙。

於謙曾寫過一首七律《聞都禦史顧公致政有喜》，充分表達了對這位前輩的景仰：

天上歸來兩鬢蒼，故園草木盡輝光。

功成卻喜恩榮厚，身退從知姓字香。

林下且消閑歲月，台端猶憶舊冰霜。

春風詩客從容處，重睹群英會洛陽。

帶著宣德皇帝和顧佐、“三楊”等重臣的殷切期望，於謙離開了京城。不過，他是“單車赴任”，將妻子董氏、兒子於冕和女兒橘英都留在了京城。

橘英此時隻有兩歲，於謙當然很舍不得。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基本上都對兒子非常嚴厲，而對女兒格外寬容。這當然沒什麼不好。畢竟光大門楣隻能靠兒子，女兒早晚要嫁人嘛。

但告別妻兒的時候，於謙還是難免惆悵，並寫下了《遠別離》：

遠別離，何時歸，出門子女爭牽衣。

借問此行向何處，底事欲留留不住。

父子恩情深更深，可憐不得恒相聚。

遠別離，無限愁。

山行騎馬水乘舟，行人一去蚤回頭。

在當時，巡撫隻是臨時職務，因此一般都不帶家屬。於謙可能也覺得，自己很快就可以回京，可以和家人團聚，享受天倫之樂。但之後發生的一切，卻是他根本無法預料的。

二、主政山西，深入田間為百姓

自打宣德二年（1427）宣德放棄交趾布政司之後，大明王朝的核心區域，就固定在了兩京十三省。明王朝三分之二的領土在南方，北方隻有北京一京（北直隸），以及山東、山西、河南和陝西四個布政司，而南方則有一京九省。

在元朝時，山西全境和河南北部作為中書省直轄之地，屬於“腹裏”的一部分。而河南大部，以及湖北、安徽和江蘇的長江以北區域，組成了一個“河南江北行省”，省城為汴梁路（開封），朱元璋的家鄉鳳陽也在其中。導致元朝滅亡的紅巾軍起義，正是在這裏首先爆發的。

洪武初年，徐達大軍北伐占領北方後，先後設立了若幹行省，包括山西與河南。這兩省與北直隸相鄰，是拱衛行在（1441年之後為京師）的重要區域。宣德將這兩處重要地域交給同一個人來管理，足見對於謙的高度信任。

三十三歲，對一個男人是最好的年華，精力、體力最為旺盛。對當時大多數讀書人來說，能當上正七品的縣令都不算失敗了。而於謙卻是正三品的“少司馬”和兩省巡撫，怎能不讓人羨慕呢？

可他所承擔的責任，背負的壓力，耗費的心血，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呢？

山西與河南隻隔了一座太行山，但地形地貌、水文天氣狀況卻大為不同。河南位於華北平原中心地帶，深受黃河影響，洪澇災害是家常便飯；山西卻屬於黃土高原，氣候幹燥，很容易鬧旱災。

於謙隻是個凡人，當然沒有分身術。如何同時管理這兩大省份呢？那得看情況需要了。冬春兩季，山西多發旱災，於謙此時就住在太原；夏秋兩季，河南水災頻繁，他就轉到開封。兩地相距約九百裏，相比元朝皇帝優哉遊哉的“兩都巡幸”，於謙的“兩城奔走”，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倍，年年要體驗“冰火兩重天”。

巍巍太行，分隔開了晉豫兩省。在那個交通條件非常落後的年代，即便你是三品大員，出門也得忍受旅程的顛簸，走山路更是非常勞累。可這樣的行程，於謙前後堅持了十八年，這需要多麼大的忍耐與犧牲？

相比一些七品縣令出行的前呼後擁，作為朝廷三品大員，於謙低調得有些不可思議。為了節約時間，也避免折騰民力，他奔走兩地時從不坐轎，也很少坐馬車，更多是騎馬。

《本朝分省人物考》記載了於謙翻越太行山時的一件逸事：

某一年，於謙從開封去太原時，走到太行山麓，卻被一夥強盜包圍了。這位巡撫的身邊隻有兩個仆人。當年又沒法打電話報警，這可怎麼辦呢？

鏡頭一切換，土匪們居然連連作揖，口稱得罪，作鳥獸散。難道於謙身後還跟著一支火銃隊？那倒沒有。

於謙隻是勒住馬頭，大聲問道：“我乃晉豫巡撫於謙，爾等想要做什麼？居然敢光天化日之下搶劫，可知國家法度嗎？”

這些土匪早就聽說過於謙的大名，今天一見巡撫大人，大夥兒麵麵相覷，真是又驚又怕。其中有些人，可能還是於謙的崇拜者，恨不能當場掏出筆記本請偶像簽名，哪好意思再打劫。再說了，都知道於謙為官清廉，哪有多餘的銀子可搶？

山西因處太行山之西而得名。東依直隸，西靠陝西，是周朝最強盛諸侯國晉國的所在地，後來就以“晉”為簡稱。戰國初期，韓、趙和魏三家分晉，山西也從此被稱為“三晉大地”。省府太原古稱晉陽、並州，在中國曆史上長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隋朝末期，李淵父子正是從太原起兵，占領長安，平定天下的。隋煬帝、唐高宗和宋太宗在繼位之前，都曾做過晉王。而五代中的後唐、後晉和後漢三個沙陀政權，均以太原為“龍興之地”，最後統一北方。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將特別喜歡的三子朱封為晉王，建藩太原。

不過，早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即於謙出生那年，朱就過世了。宣德二年（1427），朱瞻基將晉王朱濟熿廢為庶人，晉王從此空缺長達八年，直到宣德十年（1435）朱瞻基駕崩之後，朱濟熿世子朱美圭才成為新的晉王。

山西有著輝煌曆史，但絕非浙江和南直隸那樣的發達省份。在於謙所處的時代，豐富的煤炭資源還未開發，晉商也沒有形成規模。平民百姓積蓄甚少，普遍都得靠天吃飯，這就給於謙的工作提出了相當嚴峻的挑戰。

宣德七年（1432）秋，太原、平陽、汾州和沁州等地遭遇霜災，眼看秋天就是嚴重歉收。於謙立即向朝廷上疏，乞求免征一季稅糧。要不說中央來的好辦事呢，朝廷很快就批準了。當地百姓自然非常感激。

蝗蟲是山西父老特別熟悉的物種。它們一鬧起事來，那真應了《紅樓夢》中的一句話：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在沒有生物殺蟲劑的明朝初年，想要根除蝗蟲根本不可能，防控難度也不是一般的大。

於謙寫過一首五言律詩《荒村》，感歎蝗蟲給百姓帶來的困擾：

村落甚荒涼，年年苦旱蝗。

老翁傭納債，稚子賣輸糧。

壁破風生屋，梁頹月墮床。

那知牧民者，不肯報災傷。

有好幾次，於謙在田間視察時，看到無數農民佝僂著身子在田間捉蟲，有些年齡已經相當大了，依然無法安享晚年。這位三品大員的心情久久無法平靜，他的眼眶甚至都有些濕潤了。

於謙脫去了官服，卷起袖子，和萬千百姓一起守在地頭，一起蹲在烈日下，奮力捕捉蝗蟲。看到巡撫大人如此辛苦，很多百姓感動得流下了熱淚，工作勁頭也更加高漲了。

由於於謙的示範作用，很多州縣的官員也不得不離開舒適的官署，前呼後擁地下田捉蟲。當然在一些人心裏，不可能對於謙沒有抵觸情緒，認為他的姿態放得實在太低了。

但我們了解於謙的為人，熟悉他的一貫作風，就應該很清楚地認識到：於謙的行為絕不是作秀，不是沽名釣譽，他是真心希望能為百姓做些實事。

晉祠是太原的地標建築，於謙巡撫山西時，也經常來這裏參觀。從《憶晉祠風景且以致望雨之意》不難看出，即便是來遊覽，他也要考慮為山西百姓求雨，希望神龍和仙女能有所幫助：

懸甕山前境趣幽，邑人雲是小瀛洲。

群峰環聳青螺髻，合澗中分碧玉流。

出洞神龍和霧起，淩波仙女弄珠遊。

願將一掬靈祠水，散作甘霖遍九州。

於謙當然不具備現代科學知識，不知道雨的真正成因，也不能像劉伯溫一樣能觀天象。眼看百姓被旱災反複折磨，他也隻能虔誠地下跪行禮，希望老天能體察黎民之苦，早降甘霖。但很多時候，於謙顯然隻能做無用功；但真要趕上一場大雨，示範效果還是相當不錯的。

有一次，於謙帶領衙役在新城龍王廟祈雨。他們神情嚴肅，畢恭畢敬，順利地完成了一道道儀式。結果，剛才還是豔陽高照的晴天，轉眼之間就烏雲密布，狂風驟起。隨後，密集的雨點就劈裏啪啦落了下來。現場的所有人都沒有離開，盡管被淋成了落湯雞，心裏卻非常欣慰，認為這是自己的誠意感動了上天。於謙回到衙門，心緒難平，揮毫寫下了《新城請水祈雨有應》：

椷香百裏叩龍祠，乞得靈泉浸柳枝。

酌水獻花羅父老，吹簫擊鼓走童兒。

神風靜默雲生石，和氣薰蒸雨應時。

頃刻寰區生意足，從知天地本無私。

當然，這種快樂隻能偶爾收獲。真正想要克服旱災，要做的工作還非常多。於謙自己也清楚，身為巡撫，一定要出現在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急他們之所急，想他們之所想。在山西期間，於謙想盡一切辦法，多次申請減免山西災區民眾的稅糧，並為他們提供資助。

山西對於大明王朝的意義，還在於其是防備蒙古的前沿陣地。在明朝初年，朝廷在東起鴨綠江、西到嘉峪關的長城沿線，設立了九個邊防重鎮，分別是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寧夏、甘肅和固原。而大同與太原，正好就在山西。

論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大同不輸太原。北魏拓拔氏正是以這裏為京城統一了北方，進而威脅江南。後晉天福元年（936），大同所在的雲州，以及幽州（今北京）等共計十六州，都被石敬瑭割讓給了契丹。從此，華夏政權就沒有了北方屏障。

遼金時代，大同都是陪都西京，有“三代京華，兩朝重鎮”的美譽，可見其戰略地位的重要。

作為文職巡撫，於謙當然不能直接管理兩鎮的邊軍，但他對邊防事務極為重視。在給朝廷的上疏中，於謙對加強山西邊務提出了多項建議，如充實糧餉、分班守衛、安撫士卒、嚴懲盜賣等。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特別提及了瓦剌的潛在威脅，認為不可大意，未來戰事在所難免。

可惜，朝廷大員都滿足於瓦剌的定期朝貢，重點防備的還是韃靼和兀良哈，對於謙的建議並沒有認真對待。但刑部尚書魏源卻對這位巡撫另眼相看。他建議於謙以副都禦史鎮守宣府、大同，參讚軍務。

如果於謙成行的話，後來的“土木之變”還會發生嗎？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朝廷卻認為，於謙在晉豫巡撫崗位上做得很好，並沒有調他離開的打算。這麼一來，於謙也就隻能繼續他的兩地奔波。

在河南，於謙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呢？

三、紮根河南，開封有個“於青天”

河南的得名，是因大部分地域在黃河之南。河南古稱“豫州”，在華夏九州中位於中心地帶，後來又有了“中州”“中原”之稱。

在杭州長大的於謙，對河南省城開封有著特別的親切感。他的祖籍考城，正是屬於開封府。杭州和開封，一個是南宋的行在，事實首都，一個是北宋的京師，天子之居。很多杭州市民是在南宋“建炎南渡”時，從開封及周邊地域遷來的。

如果說北京是最具南方氣質的北方城市，是因為朱棣遷都；杭州是最有北方韻味的南方都會，則源於建炎年間大量北方人南遷。在社會風尚、節日習俗、飲食服裝等方麵，杭州都有相當深重的開封烙印，展現出了一定程度的北方特質。

而西湖邊長大的於謙，可以說“南人北相”，有著南方人的精致與細膩，更有北方人的直爽和果敢。

作為“八朝古都”，特別是北宋京師，開封曾經創造了最輝煌的盛景，卻也見證了最慘痛的屈辱。靖康二年（1127），金軍占領開封，將徽、欽二帝與皇室二百多人擄掠到金上京，製造了讓後世不忍直視、不願回憶的“靖康之恥”。之後宋朝在南方重建，開封則成為金朝陪都南京。

不過，真應了一句古話“風水輪流轉”。金貞祐二年（1214），當初占領開封，把北宋打成南宋的金朝，在蒙古的不斷打壓之下，居然也搞了“貞祐南遷”，將京師由中都遷到了開封。此次遷都，標誌著金朝中原霸主的地位宣告終結。可以說，當初欺負宋朝時有多囂張，後來被蒙古羞辱得就有多嚴重。二十年後，金國滅亡。

到了元朝，華夏大統，南北歸一，元廷將開封改名為南京路，後來又改為汴梁路，作為河南江北行省省城。洪武元年（1368）六月，明軍北伐占領汴梁，改為開封府。當年八月，朱元璋以開封為北京。並一度有遷都的打算，但因開封地形和經濟劣勢而放棄。洪武十一年（1378），明廷正式罷北京。開封成為河南布政司所在地。

在北宋期間，開封成就了一位剛正不阿的府尹，他甚至成了清官的代名詞。說起他的大名，中國人沒有不知道的，此人就是包拯。

事實上，包拯在京城隻做了兩年“權知開封府”，也就是代理府尹。在北宋，正式的開封府尹都是由皇位繼承人兼任的，真正的負責人隻能“權知”。因此，包拯的各種屢破奇案、為民請命和出生入死的光榮事跡，大多是後人杜撰附會出來的。所謂包青天、包龍圖的說法，更多的是一種美好訴求，隻能存在於評書和戲劇之中。

而主政河南期間，於謙卻以自己的功業，實實在在地獲得了於青天、於龍圖的美譽。即便沒有後來的北京保衛戰，作為一名出色的地方官，他也有資格與況鐘、周忱等人一樣，在明代曆史上占據小小的一席之地了。

從宣德五年（1430）開始的十七年裏，於謙一直都住在開封。當然，差不多有一半時間，他還得待在山西，因此免不了“兩地穿梭”。

山西常常為幹旱所苦，河南卻總是受水患傷害。黃河穿過晉陝大峽穀，越過風陵渡，就到了河南境內。與長江相比，黃河不僅含沙量高，通航能力差，洪澇災害更是相當頻繁。著名的“大禹治水”傳說，講的就是大禹治理黃河並分天下為九州的故事。而元末農民起義的序幕，正是因朝廷征召民工治理黃河而拉開的。

宣德五年（1430）和六年，於謙上任伊始，黃河就給這位新任巡撫送上賀禮：連續兩年肆意泛濫，導致開封府祥符、中牟、陽武和通許等八縣成了一片澤國，大批百姓無家可歸，到處流浪，趁火打劫事件層出不窮，大規模的遊民暴動一觸即發。

這樣的時候，對父母官的政治智慧與執政水平，無疑是個嚴峻挑戰。於謙一邊張榜安定人心，一邊帶著下屬走遍災區，慰問受災百姓，統計損失，並上報朝廷要求減免稅糧，最終結果是，受災區域的一半秋糧折收布絹。

宣德六年（1431）二月，於謙奏請在衛輝、新德等地設立預備倉，收屯秋糧，以備救濟之用。這一做法，隨後在晉豫兩省多地推廣。

宣德七年（1432）六月，於謙上疏朝廷，請求免去祥符、中牟、太康和夏邑等縣應納秋糧五萬六千餘石，馬草七萬六千餘束。

隨後，於謙又下令各地設立“尚義倉”和“平準倉”。尚義倉儲備的是各地士紳捐獻的穀物，平準倉囤積的是豐年低價買進、災年再以更低價賣出的糧食。為了鼓勵富戶積極參與進來，於謙甚至帶頭捐獻自己微薄的俸祿。

民以食為天。傳統社會經濟發展能力有限，即便在仁宣之治中，每逢水旱災害，依然會產生數量不少的饑民。於謙身體力行地為百姓謀福利，並將賑濟列為兩省各府縣官吏考核的重要指標，雖說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卻在民間獲得了普遍讚譽，在朝中也贏得了良好口碑。“於青天”“於龍圖”的美譽，自然就在中州大地流傳開來了。

於謙巡撫河南的十八年間，黃河的鬧騰一直沒有停歇。而位於黃河邊上的省城開封，往往就處於水患重災區之內。從宣德五年（1430）到正統十年（1445），於謙每年都要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領導河南百姓與洪水做鬥爭。

當洪澇未發時，於謙和助手們都會迎著大風，頂著烈日，出現在黃河大堤上，考察可能出現的隱患。

當農閑之時，於謙會將眾多農夫組織起來，加上當地駐軍，一起搬石挑土，加固大堤。還要沿堤廣植樹木，以保護水土。於謙還規定，黃河大堤上每五裏設立崗亭，安排專人值守。如果出現塌損，就要第一時間進行修護。

當災情發生時，於謙會披上蓑衣，出現在災情一線，安排災民及時轉移，組織排洪搶險，盡力挽回更多人的生命財產損失。

在開封東北，曾經有一個鐵牛村。當年正是在這裏，於謙主持鑄造了一座巨大的鐵犀牛。

民間傳說，犀牛可以鎮住洪水。古人有雲：“牛象坤，坤為土，土勝水。”從五行相克來說，鐵屬金，金為水之母。因此鑄鐵牛鎮水，是古來有之的傳統。李冰修建都江堰時，就曾讓人打造了五頭石犀，用來震懾住“水精”。

於謙未必相信這些說法，但為了給百姓帶來希望和念想，他也能夠順應民意，因此組織工匠，精心鑄造了這尊鐵牛。為了表現自己的虔誠態度，向上天表明心意，希望民眾安寧，於謙還親筆創作了《鎮河鐵犀銘》和兩則《祭河神文》。

在《鎮河鐵犀銘》中，於謙寫道：

百煉玄金，鎔為真液。變幻靈犀，雄禦赫奕。鎮厥堤防，波濤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潛行，馮夷斂跡。城府堅完，民無墊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百神效職。億萬閭閻，措之枕席。惟天之休，惟帝之力。亦爾有庸，傳之無極。

拳拳之心溢於言表。於謙離開開封以後，當地百姓在鐵犀牛所在地修建了一座回龍廟，又稱鐵犀廟。每年四月初八舉辦大型廟會，煙火不絕，大戲不斷，非常熱鬧。在崇禎十五年（1642），李自成攻打開封時引黃河水灌城，回龍廟被淹沒。

後來，在杭州三台山於謙祠墓中，當地官員仿鑄了一尊鐵犀牛，讓它永遠守護著這位英雄的身後之所。

身為兩省巡撫，於謙官位顯赫，生活卻一點也不舒適。他每天的日程表幾乎都被塞滿，麵對的挑戰總是超負荷，縱然兩地有太多名山大川、奇珍異寶，他也很難抽出時間去遊玩。而兩地百姓的生活艱難，也令他印象深刻。

於謙最知名的詩作《石灰吟》，被一些學者視為托名之作。但他確實也創作過一首《詠煤炭》，同樣傳達出了一股浩然正氣，以及燃燒自己為百姓謀福利的獻身精神：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

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

時光如水，歲月如梭。於謙起初並不認為自己能在晉豫兩地待很久——巡撫其實是京官嘛。但他沒想到，自己一幹就是十八年，從精力充沛的青年，變成了明顯衰老的中年。

於謙巡撫晉豫期間，並沒有讓夫人董氏相陪，他以為自己要不了多長時間就能回去，然而，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於謙一生也沒有納妾，更不會出沒於風月之所，真不清楚那些年，他一個人是怎麼熬過來的，更不清楚獨守京城的董氏，內心會不會有不滿和失落情緒。無論如何，這樣的事情總是令人遺憾的。

於謙沒有想到，妻子沒有什麼過失，卻遭遇了那樣的變故；年輕的宣德皇帝，會得到那樣的結局。他更加想象不到，就算自己遠離京城，麻煩還是會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