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鄉試失利,卻有意外收獲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不會讓他隨隨便便成功。永樂十二年(1414)八月初九,十七歲的於謙來到浙江貢院,開始了連續九天的鄉試。
“鄉試”聽起來挺低調很接地氣,但舉辦地點可不是什麼鄉村,而是各布政司所在地,絕對的中心城市,全國隻有十六個考點(兩京十四省)宣德二年(1427)宣宗放棄交趾布政司,此後明朝核心領土一直為兩京十三省。,這是各省府能夠承辦的最重要的考試。鄉試每三年才舉行一次,主考官都是從朝廷直接派來的,為的就是防止地方舞弊。
千萬別以為鄉試容易。事實上,它的競爭極其慘烈,兩京十四省數萬甚至數十萬有秀才身份的考生中,隻有兩三千人能夠脫穎而出,考取舉人,並獲得前往京師參加會試的資格;第二年,這些精英全部集中在南京貢院參加會試,爭奪兩三百個進士指標。
因此,說能通過會試的是千裏挑一,一定程度上並不誇張。退而求其次,在大明王朝,隻要能獲得舉人資格,也就為自己爭取到了一份“鐵飯碗”,從此除非觸犯刑律,就會一直擁有官員待遇,可以隨時遞補為官。而且,明朝幾乎不存在元朝那樣的貴族世家,更沒有唐朝那樣的軍權、民政和財權一把抓的節度使,從國家到地方的行政權力,都需要文官來行使。
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於謙家離浙江貢院不過區區一裏多路,這才叫標準的“學區房”,真正贏在起跑線上。於謙的起點,比很多人的終點還要高,他根本用不著備車,哼著小曲、吹著口哨就走過去了。而很多省城之外過來的秀才,隻能早早趕到錢塘縣城,投宿到貢院周邊的客棧之中,讓老板數錢數到手抽筋。
元文宗至順三年(1332)八月,時年僅有二十二歲的於謙同鄉、大明開國第一謀臣劉基,也從本省的處州路青田縣趕到杭州參加鄉試,並順利獲得舉人資格。第二年,劉基北上大都(北京),以三甲第三十名的優異成績高中進士。
大明建立之後,朱元璋很快就恢複了科舉。洪武三年(1370)八月,首次鄉試在各行中書省所在地舉行。明朝科舉的錄取規則,主要就是由劉基製定,並經朱元璋進行了調整。劉基還擔任了直隸當時的直隸,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江蘇和安徽兩省。朱棣遷都北京之後,以北京周邊(今河北大部)為直隸,原直隸改為南直隸。鄉試的主考官。
弘治五年(1492),於謙的一個忠實粉絲,從紹興府餘姚縣來到了杭州,也順利地考中了舉人。這個年輕人,正是心學聖人王陽明。他中舉時,還沒過二十一歲生日呢。
不過,王陽明之後的表現有些“拉胯”。他後來在北京連續參加了三次會試,屢戰屢敗,直到二十八歲“高齡”時,才艱難地考中進士,成績是二甲第七名。
那麼和他倆相比,於謙的表現如何呢?
對於此次鄉試,於謙本人是誌在必得。周遭幾乎所有人都向於仁提前祝賀,讓他準備請客,甚至準備給這秀氣的孩子做媒。
是啊,於謙不行,還有誰能行啊?
此時,永樂皇帝朱棣還在北京,短期內不打算回來。因此來年的會試和殿試,都將放在北京舉辦。
如果於謙通過鄉試,他就將成為大明第一批在北京參考的舉子。當然,對廣大南方考生來說,還是在南京考試方便得多。
榜單公布出來了,於謙不慌不忙地擠進人群裏。他信心滿滿,覺得很快就能看到自己的名字。不過隨著時間流逝,於謙的表情從放鬆變成了緊張,進而又相當失落。從第一行瞅到最後一行,他還是沒有找到最熟悉的那兩個字。
於謙落榜了!這消息就如同長了翅膀,在街坊中很快傳開了。多數人當然要登門安慰一下,畢竟長公子才十七歲,三年之後還能再考。再者說了,這個年齡就中舉的,實在也不多(想想範進)。被譽為明朝第一政治家的張居正,倒是在嘉靖十九年(1540)十六歲時高中舉人。
按今天的標準,十七歲(周歲十六)的孩子還處在青春發育期,家長免不了反複警告早戀的危害性。可在大明年間,這歲數已經能娶妻成家了。落第之後的於謙,當然沒有心思想姑娘,沒有條件約姑娘,更沒有底氣追姑娘。
不過,他很快就從不開心中解脫出來,繼續埋頭讀書寫作,樂在其中,甚至很少出門。
這種不服輸的狠勁,顯然是父母樂於看到的。於謙之所以落榜,隻因文化大省浙江的競爭實在激烈。於謙本人又將大把時間用在讀一些“閑書”上麵,交點學費也不算什麼壞事。
於謙鄉試失利,自然也失去了次年會試的機會。
大明開國以來已經舉辦了多次會試,但都是在南京舉辦的。永樂十三年(1415)二月,正值永樂第二次北巡未歸,會試和殿試不得不放在北京。坊間已經傳言,永樂皇帝很可能要把京師遷到北京去。
大運河的南部起點是杭州,北部終點就是北京。經常在運河上坐船的於謙此時不會想到,自己和北京之間,還會有那麼多的緣分。
盤點一下,這是自大業元年(605)隋煬帝開設科舉以來,漢人王朝首次在這座北方城市舉行國家最高級別的考試。當然,遼金元三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都已經在北京搞過會試和殿試了。
最能代表於謙個性的《石灰吟》,很可能就是在這段時間內寫出的。這也充分證明了於謙的理想高遠,絕不是為了一官半職而發憤讀書。而所謂“一語成讖”,這首詩與“救時宰相”之說一樣,精準地預測出了於謙的命運,自然也引發了後世學者的種種懷疑。
今天我們讀來,無疑感慨良多。正如名滿天下的《滿江紅》可能並非嶽飛所作,卻是其英雄氣概的完美寫照一樣,《石灰吟》就算不是於謙所寫,卻也有力地彰顯了他的偉大風骨和赤膽忠心。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三年時間很快過去。於謙的信心更足,心態更穩。他再一次前往浙江貢院,再一次坐進了鄉試考場,再一次揮筆疾書,迎接命運的考驗。哪裏知道,上天再次和他開了個玩笑,他再次體會到了名落孫山的鬱悶。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中的這段名句,於謙早已爛熟於胸,但這個時候,他更能理解其中的深意。
人生的道路豈能沒有挫折,大丈夫豈能因此一蹶不振?當然,這時候的於謙還不能稱為大丈夫。他沒想到的是,在連續兩次遭受打擊之後,隨之而來的重大收獲,讓他既驚又喜。
永樂十六年(1418),農曆戊戌狗年,太平坊於家老宅張燈結彩,高朋滿座。杭州本地很多名流都來了。二十一歲的於謙成功告別了單身,妻子是翰林學士董鏞之女董氏。也有種說法,認為於謙娶妻在永樂十九年(1421)前後。
顯然,這是一樁門當戶對的親事。
明朝規定的最低成婚年齡,是男子滿十六歲,女子滿十四歲。當朝的永樂皇帝,是在十七歲時完婚的。這個歲數的於謙,都算得上大齡青年了。
其實,於仁早就為老大不小的於謙定好了親事,本來想等他先考取進士,再來個雙喜臨門——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嘛。
不過,看到於謙兩次落榜,一天天不開心的樣子,老兩口一商量,還是讓媳婦先進門,撫慰孩子受傷的心靈吧。董於兩家交情不錯,這事很快就定下了。
婚禮辦得簡單但不失禮數,董家小姐是一位受傳統文化影響很深的女性,她並沒有因於家財力有限而抱怨,更沒有因於謙兩試不中而輕視。自從踏入於家大門,她就承擔起了一名兒媳的職責,一門心思都用在了照顧一家老小上。
一個家庭多了位正值青春妙齡的女孩,就等於是一下擁有了更多的生機與活力。董氏的到來,讓於家上下都非常滿意和稱心。受益最大的,當然是於謙自己。古代男人娶妻,很有點“拆盲盒”的感覺,很多時候真是聽天由命。但這一次,這位小少爺的運氣顯然很不錯。董小姐相貌周正,身形勻稱,舉止優雅,知書達禮,方方麵麵都讓於謙挑不出毛病,甚至可以沒事偷著樂。
不然,憑於謙這樣不(太)懂浪漫的直男,在領證之前,不知道得吃多少虧,碰多少壁,交多少學費,走多少彎路。和那個年代的多數男人一樣,他講不出膩到骨頭裏的情話,做不出浪漫得讓她徹底淪陷的事情,更不可能陪著她休閑購物,遊山玩水。但她並不會因此鬧情緒、發脾氣,玩失蹤。
都說隻有結了婚,男孩才能變成男人。成家之後,於謙既體味到了人世間最大的幸福,又擺脫了不少瑣碎家事(都交給妻子了),能有更多時間去研讀經典,能以更好的精神狀態去備戰科舉,光大門楣,當然,也是為妻子爭光。
永樂十八年(1420)八月初九一早,於謙再次來到了他熟得不能再熟、閉著眼睛都能走到的浙江貢院,準備再度衝擊鄉試。
都說事不過三,他這次能夠成功嗎?
二、北京會試,初露鋒芒卻留遺憾
縱然於謙天賦與努力都在線,在同齡人中顯然是佼佼者,但他兩次鄉試都失利了,競爭的殘酷可想而知。對自己要求甚高的於謙,豈能被暫時的困難所壓倒?豈能不愈挫愈勇?
永樂十八年(1420)九月初,金秋的陽光將杭州城裝點得分外美麗,十裏天街車水馬龍,西湖岸邊遊客如織,一陣輕風拂過,讓人倍感舒服。而在杭州貢院前,眾多考生穿戴整齊,表情嚴肅,急切地等待放榜,其中當然有我們的男一號。
我們不難想象於謙焦慮的心情。他已經失落過兩次,已經耽誤了六年,已經讓父母妻子犧牲了太多。也許,他不應該再這樣下去;也許,他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前程;也許,他真的應該找份差事賺錢了。
他是個男人,要扛起家庭的責任。即便他還年輕,但真的不想再考第四次了。
“少爺,中了!”眼尖的書童提醒他。
於謙也很快露出了笑容,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成績好所以好找,在所有考生中高居第六。即便於謙平日再低調,此時也可以微微開心一回,小小放縱一下了。
按照習俗,所有中舉者都會披紅掛彩,騎上駿馬,在貢院官員引領下,穿過杭州鬧市區,接受萬千百姓的歡呼喝彩,真可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隨著於謙拿到舉人資格,原本相對冷清的於家宅院很快熱鬧起來。提著禮物登門拜訪的遠親近鄰,自然是絡繹不絕。
千萬別拿舉人不當精英。要知道浙江作為文化大省,每三年有數千秀才參加鄉試,最終能夠錄取的,也隻有三十到五十人。這競爭有多殘酷,就不用我多強調了吧。學養、見識、運氣,甚至身體素質,哪一樣欠缺都不行。
考上了舉人,就擁有了終身鐵飯碗,一輩子吃皇糧,免徭役。隻要你顏值沒有嚴重缺陷,有的是出人頭地的機會。但和進士相比,差距還是一目了然。
因此,所有舉子都絲毫不敢怠慢。要在來年的會試中脫穎而出,就得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大的犧牲,當然,還得有更好的運氣。
於謙生性不喜應酬。為了躲避費時耗力的人情往來,他和父母商量之後,幹脆找個地方隱居起來,安心讀書。鄉試都這麼難,都失敗了兩次,會試的難度更是鄉試的數倍,根本不容許自己有一點點僥幸心理。而且,考試地點可不是自己更熟悉的南京,而是遙遠而陌生的北京——永樂皇帝還在那裏。
這樣看來,於謙鄉試的兩次落第,讓自己對殘酷的科舉競爭有了更清醒的認識,稱得上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以於謙的“情商”和個人意願,他顯然並不適合鉤心鬥角的官場,而更適合成為一個詩人和學者。在今天,於謙顯然可以去社科院或者一流大學做個教授。
但在儒家思想主導的古代社會,一個學子想要出人頭地,必須通過科舉來做官,隻能通過仕途來證明自己。官做得越大,自身理想和抱負才能實現得越多。他的前輩白居易、蘇東坡和劉伯溫等人經受的挑戰,經曆的苦悶,他一樣也不曾少。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我們都知道狀元及第非常威風,當上進士已經很了不起了,但其中付出的艱辛,經曆的挫折,遭受的打擊,卻是常人所不能體會的。
這年十一月初四,永樂在北京頒下詔書,宣布從第二年元旦開始,正式以北京為京師。
而對於謙來說,他也就躋身大明開國以來,首批在新京師參加會試的舉子之列。之前北京已經承辦過兩次會試了,但都是以“行在”名義完成的。
這年初冬,於謙的身影出現在了北京城下。二十九年之後的冬天,他將憑借自己的血性與智慧,成為這座帝都的拯救者。
會試的時間是次年二月。此時的江南已相當溫暖,鮮花盛開,禾苗吐穗,但北京依然還是冰封大地,萬木蕭瑟。對南方舉子來講,天氣無疑是個重大的挑戰。他們不得不提前數月進京,一為適應環境,熟悉考場;二為拜會同鄉,拓展人脈。於謙當然也不能例外。
於謙的家離大運河起點拱宸橋碼頭不遠,他可以在這裏乘船,一口氣坐到通州。反正沿路的食宿,都有各地官府供給,不用自己掏錢。白天,他可以站在船頭看風景,和同行的老鄉把酒聊天;晚上,他可以住在沿途的客棧,點幾根火燭,泡一杯香茗,趁夜深清靜品讀經典,日子過得挺愜意。
於謙時代的京杭大運河,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間重新修建的。它使運河遠離了中國傳統的政治中心長安和洛陽,而讓北京和江南之間的物流更加快捷,溝通更加方便。
不過在元朝,運河由於經常淤塞,作用還是趕不上海運。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後,漕運自然就大幅縮減。
永樂決定將京師由南京遷到北京時,下令對運河進行了大規模的整修,以保證糧食和其他物資能更加順暢地運送到新首都。作為溝通南北的黃金水道,除非一年中最冷的幾天,大運河是不會結冰的——不然漕運就得癱瘓,帝都就有糧食危機了。
之前,於謙還沒有去過北京,但他對這座城市相當向往。於謙平生最崇拜的讀書人是南宋丞相文天祥,正是在北京(當時還叫大都)從容赴死,讓後人永久銘記,永遠尊重。此時的於謙當然不會想到,自己離開塵世的地點與方式,與文天祥還會有那樣的相似之處。
到了通惠河口,於謙下了船,換馬車前往京城。站在高大巍峨的城門下,於謙被這座大都市的恢宏深深震撼,為能工巧匠的不俗創意深深折服。“萬戶千門氣鬱蔥,漢家城闕畫圖中。九關上徹星辰界,三市橫陳錦繡叢。”相比之下,精致的杭州真是太小了。如果說北京像一位豪情男兒,杭州隻能算個小家碧玉。
各省舉子來到北京,通常是住在相應的會館之中,於謙也是住在浙江會館。來參加考試的,當然不限於去年剛剛中舉的“應屆生”,還有不少早前通過鄉試,但在會試中失利的“往屆生”。有些人甚至考了七八次,從英俊少年變成邋遢大叔,甚至白胡子老大爺。不工作,不理財,不顧家,甚至不結婚,就是為了求取一個功名。
都說浙江是文曲星下凡的地方,浙江才子的水準傲視全國,會館也給他們提供了相互交流切磋、分享考場經驗,甚至一起猜題押寶的機會。在北京事業有成的浙江人,往往也喜歡過來認門,希望能結交一些“潛力股”,為自己將來的長遠發展搭建人脈。
不過,於謙似乎信奉“你若盛開,蝴蝶自來”,不願意把大把時間用在應酬上。這樣的選擇到底是對是錯,其實沒有標準答案,看個人情況罷了。
永樂十九年(1421),注定是中國曆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
五十三年前的正月初四,貧苦農民的兒子朱元璋,在南京應天府奉天殿隆重登基,宣布了大明王朝的建立。
五十三年後的大年初一,朱元璋的兒子朱棣,在北京順天府奉天殿舉行大朝儀,從而標誌著北京正式升級為京師,原京師則成了留都南京。
這個決策,影響了大明之後兩百餘年的發展走向,影響了幾千萬大明子民的日常生活,當然,也影響和改變了於謙的一生。
會試從二月初九開始,同樣考九天。為了爭奪兩三百個進士席位,從全國各地集中到北京的兩三千名舉子,都全力以赴,不容半點懈怠。會試有兩個主考官,被稱為“總裁”;還有十八個同考官,負責批改卷子。當然,為了防止作弊,所有考生的作品,都要全部糊名並謄抄。
這一年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楊士奇,“三楊”中的“西楊”,以及侍讀周述。於謙並沒有刻意去接近楊士奇,反而令對方印象深刻。
為了節約開支,京師貢院號舍與其他地方一樣,也是木板搭成的小棚子。
為了杜絕作弊夾帶,舉子們不能穿得太多,很多人感冒發燒也就不奇怪了。
為了防止考生亂竄,號舍的門都被鎖上,讓他們形同坐牢。
為了便於舉子取暖,房間裏都有火盆。但由於通風條件不好,一不小心就能引發火災。
這些未來大明政壇的精英,真的是用生命在考試!到了十七日收卷時,相信所有人都有一種劫後餘生的幸福感,都像是從鬼門關走過一遍,又重活了一回。
到了月底,會試榜單就會在貢院張貼,取得殿試資格的考生,肯定都是有功名了,當然值得開心一回。更值得吹爆朋友圈的是,全體進士的名字,都會刻在石碑上,永久立於國子監,被稱為“進士題名碑”。而取得第一名的,有個專屬稱呼——會元。
落選的舉子,則隻能悻悻地收拾東西。個別人就此放棄,大部分人還是會選擇從頭再來。畢竟進士功名的好處太多,進士身份的紅利太大了。
殿試通常在三月初舉行,主考官的級別很高——當朝皇上。殿試基本上不淘汰人,而是經過策論和麵試,決定科舉的最終名次。一甲隻有三人,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狀元、榜眼和探花,他們被賜進士及第。如果一個考生能連續取得解元、會元和狀元,就會被稱為“連中三元”。
於謙鄉試考了三回,那會試成績如何呢?也許是潛心苦讀有了效果,也許是這次運氣不錯,他順利地獲得了與永樂皇帝見麵的機會。
我們都知道“金榜題名”這個成語。所謂金榜,最初就是特指殿試最終公布的榜單,是用黃紙寫就的。古人有“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的說法,總結的是人生的四大喜事,其中以金榜題名分量最重。
於謙的會試成績很好,殿試的整體表現也相當不錯——他不是怯場之人。但最終的名次,卻是於謙沒有想到的,更讓他的前程蒙上了陰影。
最終,於謙隻獲得了三甲第九十二名,無法進入翰林院,成為庶吉士了。從永樂年間開始,這個職位被視為“儲相”,也就是未來內閣大學士的候選人。明朝官場有個不成文的規則:“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如此一來,於謙未來入閣的機會,可以說就微乎其微了。
相比嘉靖二十六年(1547)京試的星光熠熠,永樂十九年這一屆考試的整體水準要遜色不少。位列三甲的曾鶴齡、劉矩和裴綸,恐怕隻有明史專家才能記得吧。但因為有了於謙,這屆會試的重要性就不容低估了。另外一位成為重臣的考生,是來自北直隸的王文。
於謙之所以在殿試中成績嚴重下滑,據說是因他在回答皇上問題時“以策語傷時”。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說話太直,不懂得察言觀色,把永樂皇帝惹不高興了。
當然,性格耿直並非什麼缺點,隻是做某些工作不太適合而已。其實,無論是生活在於謙之前的劉基,還是於謙的迷弟王陽明,性格之中或多或少都有耿直的因子,總不能說他們情商都不高吧?
經過會試和殿試,於謙得到了什麼職務呢?
三、二皇離世,明朝開啟新的一頁
好事多磨。永樂十九年(1421)三月,於謙雖說通過了殿試,獲得“同進士出身”,但並沒有馬上得到官職,他還是領不到薪水。
這一年,沒有選入翰林院的一百餘名進士出身和同進士出身,都被朝廷安排“還鄉進學,以待用”。
順便說一下,這一年的四月初八,永樂剛剛入住不足百天的奉天、謹身和華蓋三大殿,突然戲劇般在遭到雷擊後失火,燒成了一片殘垣斷壁。由此,一些大臣還歸咎於永樂悍然遷都引發的“天怒人怨”,從而掀起了一股要求還都南京的風潮。永樂將反對的聲音壓製下去之後,為了緩和矛盾,決定暫時不修葺三大殿,早朝改在奉天門外露天進行,稱為“禦門聽政”。
於謙回家一待就是兩年。到了永樂二十一年(1423),這位中了進士的待業青年,總算有了生平第一份工作,可以領到生平第一份薪水,總算可以對父母妻子有所交代了。
不過,於謙的工作地點既不是京城,也不是家鄉,而是“齎金帛出使湖廣”。
今天的湖北和湖南兩省,在明朝都屬於湖廣布政司,省城在武昌府。“湖廣熟,天下足。”這個省份的糧食和其他作物產出,對整個帝國當然有很重要的意義。於謙不光要考察當地官軍的功過,還要遠赴四川和貴州,安撫瑤、壯等族百姓。
說白了,這就是個跑腿的小雜役。朝廷給於謙安排了這樣的差事,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盡其才”。於謙性格單純,同情百姓疾苦,眼裏不揉沙子,別人不敢管的事他敢管,別人不想惹的麻煩他敢惹,別人不想得罪的官他敢得罪,別人不想搭理的草民他會搭理。
特別是對官軍中普遍存在的濫殺冒功行為,於謙毫不客氣地進行了揭發反映,似乎根本不怕打擊報複。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但你也應該為父母妻子著想啊。
性格決定命運。於謙勇於任事、耿直剛毅的性格,似乎與官場的傳統有些偏差。但在大明,還是有高官認可和欣賞他的。
經過一年辛勞,於謙返京複命。因在湖廣的出色表現,他被任命為山西道監察禦史——依然是得罪人的差事。不過,還沒來得及就任時,於謙就有了新的任務——隨皇帝禦駕親征。
十個月之內,大明居然換了兩次皇帝。新皇帝的登基,給大明曆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也給於謙帶來了不少機遇。
人生旅程充滿變數,運氣確實特別重要。
永樂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在第五次親征漠北返程時,朱棣崩於榆木川(今屬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多倫縣)。九月七日,皇太子朱高熾在北京繼位,改次年年號為洪熙。朱棣則被上廟號太宗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明世宗朱厚熜將朱棣廟號改為成祖。因此,本書提到的明太宗,均為朱棣。,諡號“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葬於昌平天壽山麓的長陵。
皇太子妃張氏,很快就被冊封為皇後。這位女性被後世史官稱為“女中堯舜”,又被譽為“五全太後”。她是河南布政司永城縣(今屬河南省商丘市)人。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張氏先後做過世子妃、太子妃,皇後、皇太後和太皇太後,對明初政局產生過相當重要的影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張氏嫁給了十七歲的燕世子朱高熾。四年之後,她生下了長子朱瞻基,後來又生下了越王朱瞻墉和襄王朱瞻墡。
朱高熾身體肥胖,體弱多病,朱棣對他並不欣賞。但朱瞻基從小就展現出了一定的勇武之氣,讓他爺爺相當開心。永樂九年(1411)十一月,朱瞻基被冊立為皇太孫。
永樂十四年(1416),朱棣最後一次回到南京,敲定遷都事宜,製裁不聽話、愛挑事的老二朱高煦,徹底堵死了他成為山寨版李世民的可能性。同時,朱棣還忙裏偷閑,給十八歲的皇太孫解決了人生大事。
在電視劇《大秦賦》中,秦王嬴政同時娶了齊國和楚國兩位公主,好事成雙,當然是編劇虛構。但在母親、皇太子妃張氏的精心安排下,時年十八歲的朱瞻基,可真是一氣兒娶了倆山東媳婦:
濟寧胡氏為皇太孫妃,鄒平孫氏為皇太孫嬪。
這位孫氏,壽命遠長於宣德帝,後來與於謙也有很多交集。
相比胡氏,孫氏的容顏明顯更精致一些,也更有令男人神魂顛倒的女性魅力。朱瞻基當然更鐘情於孫氏。
而且,孫氏的父親孫忠曾任永城主簿,早早就認識了太子妃。孫氏還是個小姑娘時,張氏就將她帶到南京,帶進了後宮,使得她很早就適應了各種煩瑣的皇家禮儀。
不過,也許是想刻意表現自己不徇私情,也許為了時時提醒寶貝兒子不能沉湎女色,張氏偏要把模樣略遜的胡氏選為太孫妃,讓孫氏居於其下。當然,張氏此舉肯定征得了公公朱棣的同意。看到這樣的結果,朱瞻基盡管表麵上不敢說什麼,心裏肯定相當不爽。
永樂前兩次北巡時,都把皇太孫帶到北京,帶在身邊加以培養。這一次,可能考慮他是新婚,又想讓他多陪一下胖子父親。因此,次年(1417)三月朱棣開始第三次北巡時,把朱瞻基留在了南京。
此後,永樂再也沒有回來過。十二月,朱瞻基父子也被召到了北京——不需要再監國了。
永樂二十二年(1424)十月,洪熙繼位不久,朱瞻基就被冊立為皇太子。此時他已經成婚八年,依然沒有兒子。也就是說,朱棣沒有抱重孫子的福氣。
而於謙這邊,董氏夫人已經為於謙生下了長子於冕,讓這個二十七歲的男人非常開心。巧合的是,於謙生於洪武去世之年,而於冕則出生在永樂去世之年。
朱元璋讓明朝成為第一個定都江南的大一統王朝。朱棣首次將首都放在了“胡風深重”的傳統邊關城市。父子二人都創造了曆史。
朱棣遷都北京,顯然有讓大明比肩大元的遠大理想和宏大規劃。但是,朱高熾卻有著與父皇不同的想法。
洪熙元年(1425)三月,這位皇帝頒下聖旨,將在北京的各部司名稱前,一律加上“行在”二字,並恢複了北京行部和行後軍都督府。這麼一來,等於南京又恢複了京師地位。
四月,洪熙打發朱瞻基前往南京。名義上是拜謁孝陵,事實上是遵循祖製,讓皇太子在京師“監國”。朱棣三次北巡期間,朱高熾不就長期在南京監國嗎?
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洪熙能多活一年,他肯定把北京的龐大政府機關搬回南京。可惜到了五月十二,四十八歲的皇帝突然去世了。
洪熙死後,當然得由皇太子接班。耐人尋味的是,南京明明是京師,北京明明是行在,明明人在南京的朱瞻基卻不就近登基,並將父皇的遺體運回來安葬,卻非得千裏迢迢地跑回北京繼位。旅途折騰就不說了,朱瞻基的二叔、多年來一直圖謀造反的漢王朱高煦,可是在水陸兩條線布下了多名殺手,想讓大侄子留下買路錢,不,留下人頭呢。
到底是藝高人膽大,還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這年六月,朱瞻基有驚無險地回到北京,並於二十七日登了基,當上了皇帝,並以次年為宣德元年。朱瞻基給父皇上廟號仁宗,諡號“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並且——畫重點——安葬於天壽山下的獻陵。
洪熙一門心思還都南京,生前根本沒在北京修陵,似乎想著將來在鐘山和皇爺爺做伴。但朱瞻基此舉,顯然違背了父親的意願。
執政以後,宣德中止了洪熙還都南京的一切努力。但為了表示尊重父皇,兒子在位期間,依然將北京稱為行在,依然將南京稱為京師,依然不翻修永樂十九年就被燒成一片瓦礫的三大殿,依然學著老爹的做派,踏踏實實地過(表麵上的)緊日子。
但事實上,宣德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是豐富多彩。他不光喜歡騎馬、打獵、聽曲和繪畫,甚至還有點莫名其妙地喜歡上了鬥蛐蛐,從而被一些別有用心者嘲諷為“促織天子”。對一位大國天子來說,這確實不是多麼體麵和優雅的嗜好。
執政不久,宣德就封胡氏為皇後、孫氏為貴妃。可眼看就奔三了,這位後宮佳麗成群的皇上,居然還沒有兒子。正因他的拉胯,洪熙臨終前都沒有抱上孫子。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人家永樂不滿四十就當上爺爺了。
不過,朱瞻基的當務之急並不是造人,而是問候一位老戰士。
四、隨軍平叛,小官員表現搶眼
轉眼到了宣德元年(1426)八月。
山東布政司青州府樂安縣城南,密密麻麻聚集起了數萬官軍。他們披掛整齊,精神飽滿,氣宇軒昂。無數百姓慕名過來參觀。很多人活了六七十歲,也是頭一次見到這麼大陣仗——樂安隻是個小縣城啊。
金秋的陽光已經不灼熱,湛藍的天空中零星飄著幾朵白雲。一陣輕風吹過,帶來陣陣涼意。在廣場中央,一座氣勢宏偉的高台已經搭起。當中的帥椅上,端坐著一位英氣逼人的年輕將軍。此人二十七八歲的樣子,裝束考究,表情輕鬆。他的身邊,則站立著眾多文臣武將。有些盡管年紀一大把了,在小將軍麵前也得畢恭畢敬。
這帥哥是誰啊,這麼大的派頭?
不一會兒,在圍觀群眾的熱烈歡呼聲中,一位身材壯碩的中年人,騎著一匹快馬,徑直向高台方向趕來。人群裏突然發出一聲驚呼:“漢王!”
隻見這位大漢跳下馬來,快步走到高台前,做出了一個可以載入史冊的動作,把圍觀群眾震驚壞了——不可能吧!
隻見這位壯漢誠惶誠恐地“撲通”跪倒,對著小將軍叩頭如搗蒜,嘴裏還念叨著:“臣朱高煦罪該萬死,請陛下懲罰……”
為了保住老命,至於這麼奴顏婢膝嗎?漢王的節操還要不要?
一身戎裝的年輕將領,正是宣德皇帝朱瞻基。大老遠跑過來投降的,則是皇帝的親二叔,整天叫囂要當“李世民PLUS(加強版)”的漢王朱高煦。
朱高煦武藝高強,曾在靖難戰役中立下了赫赫戰功,在永樂登基之後被封為漢王。為了盡量安撫和充分利用老二,朱棣經常給他打雞血、灌雞湯。最讓兒子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好好努力,世子體弱多病。”(勉之,世子多疾。)朱棣就這麼隨口一說,朱高煦非要記一輩子。
過往二十餘年裏,老二一直致力於謀權篡位,渴望取代老大的位置。可惜,這夥計才華支撐不起夢想,辛辛苦苦折騰了幾十年,隻是把自己跟對手的差距越拉越大。
永樂原本想把老二送到雲南,省得他整天跟老大掐架。可朱高煦就喜歡賴在南京不走,還抱怨道:“我犯了什麼罪,要把我發配到萬裏之外?”朱棣改封他於青州(今山東省濰坊市青州市),他還是不去。最後,告發老二的公文越來越多,眼看都能開個圖書館了(估計大部分是老大授意的),朱棣終於痛下決心,也不征求老二的意見了,直接將他趕到了四線小城樂安(今山東省東營市廣饒縣)。
一個人努力了二十多年,還沒有做成一件事。皇帝都換了三撥了,自己除了年齡之外什麼都不長,除了皺紋之外什麼都不增,除了失落之外什麼都沒得到,太讓人傷心了!眼看快到知天命之年了,再不拚搏一次,真的就徹底沒機會了。
這年八月,孤注一擲的朱高煦終於公開造反了,並派親信枚青去行在聯絡大將張輔做內應。而張輔也很快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把枚青交給新皇上。在大臣夏原吉的建議之下,宣德決定親征,給親叔叔來個“親切關懷”。
十萬精兵把小城樂安圍了個裏三層外三層。宣德並不急著進攻,而是吩咐手下書生們寫好討伐漢逆的檄文,宣傳了一番投降從嚴、抵抗更嚴的道理,並為朱高煦的人頭開出了理想價碼,讓士兵綁在箭上,向城內發射。果不其然,漢王手下紛紛逃亡,不伺候老大了。
此時的朱高煦,才對“眾叛親離”四個字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眼看大勢已去,與其讓手下人綁了去領賞,不如自己去投誠,爭取寬大處理。於是,朱高煦居然像小學生寫檢查一樣給大侄子寫信,希望能負荊請罪,請求寬大處理。宣德很快就同意了。
第二天,朱高煦知行合一,說幹就幹,真的按約定的投降時間過來了。活到了四十七歲,這應該是他最講信用的一次。
看著曾經在戰場上砍人如切菜的漢王,曾經欺負了老爹二十年的叛亂分子,此刻就像溫順的小媳婦一樣,跪在自己麵前認錯服軟,任由自己擺布,宣德感到的不是親切,不是溫暖,不是得意,而是更加鄙視:真是個孬種啊,你靖難時的血性讓狗吃了?
皇帝的衛兵當然不放心,先給朱高煦全身來了個大搜查,然後將他捆得像個粽子,這才押上了高台,讓樂安百姓免費欣賞漢王的“英姿”。
圍觀者的叫罵一浪高過一浪,很多人甚至向朱高煦丟磚塊石頭。宣德身邊的大臣,則建議趁著人多熱鬧,讓反賊人頭落地,既揚我大明國威,又彰顯皇上的聖明,還能愉悅圍觀群眾。
宣德卻不舍得動手:把這麼好玩的活寶帶回行在,讓他繼續表演多好啊,能給庸常的生活平添太多樂趣。殺了,不是太可惜了嗎?
宣德很想夾槍帶棒地狠狠數落二叔一頓,既為父皇出氣,也讓自己解氣,更讓手下大臣服氣。但是很顯然,九五之尊要是親自動口,那就有些跌份兒了。於是他揮了揮手,身邊一個文官就果斷站出來:“漢庶人,你可知罪?”
此人身材高挑,五官方正,眉目有神——這不就是我們的男一號嗎?
於謙根本用不著打草稿,上前一步,指著朱高煦的鼻子就開始斥罵,而且聲音洪亮,抑揚頓挫,邏輯嚴密,條理清楚,半天不帶重樣的。罵得朱高煦完全沒有了脾氣,跪在地上渾身發抖,大氣都不敢出;罵得宣德龍顏大悅,坐在帥椅上眉開眼笑,順便多吃了幾個果子;罵得在場的士兵和百姓都非常開心,爆發出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歡呼聲;罵得自己口幹舌燥,也不好意思停下來喝水。
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用在於謙身上太合適了。而且和很多書生不一樣的是,於謙特別適合大場麵,人越多似乎越興奮,而不是腿肚子突然轉筋,大腦突然短路,舌頭突然打結。如果不小心穿越到現代,於謙也根本餓不著,開個有聲專欄當主播,或者賣賣口才培訓課程,都沒有任何問題。
朱高煦的叛亂如過家家一般被迅速平息,批鬥大會也收到了相當理想的效果,宣德的威望進一步得到了提升。之後不久,老二朱高煦在被拘押時再度犯二,伸腳勾倒了前來看望他的大侄子。宣德終於不耐煩了,讓人找了個銅缸壓住朱高煦,然後體貼地生了一把火,給了二叔最後的溫暖。
而於謙隨軍出征、特別是數落朱高煦的亮眼表現,讓皇帝印象深刻。正因如此,這位小官事後得到的賞賜,居然和朝中重臣一樣。這令他相當感動。
看到了沒有?機會,總是垂青有準備的頭腦。
不久之後,於謙就得到了新的崗位。
五、出巡江西,打了一場肅貪漂亮仗
宣德二年(1427)二月,帶著當朝皇帝及重臣楊廷和等人的殷切期望,於謙離開京城,來到了自己的任職之所——江西布政司南昌府。他的新職務是江西巡按。
一路之上春寒料峭,冷風呼呼作響,坐在馬車裏的於謙不由自主地搓著雙手,但他的內心卻是相當暖和的。
這一年,於謙正好三十歲。古人雲,三十而立。從小有遠大理想的他,常常深感時光流逝之迅速,人生際遇之無常。
六年前,他在北京參加會試,原本成績很好,卻因殿試風波排名靠後,失去了進入翰林院的機會。
六年後,有了這樣一個新的機遇,當今天子又對自己另眼相看,於謙怎麼可能不開心、不感動、不積極呢?
巡按隻是七品官,卻是代表天子巡視地方的“中央特派員”。因此,即便是一省主要領導——三司包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對巡按都會有足夠的尊重。
在路上,於謙心潮難平,揮筆寫下了《二月三日出使》。從詩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未來工作的嚴峻、責任的重大有著相當清醒的認識,對很快就要麵對的各種變數與挑戰,也做好了足夠的心理準備。
春風堤上柳條新,遠使東南慰小民。
千裏宦途難了誌,百年塵世未閑身。
豺狼當道須鋤殄,餓殍盈岐在撫巡。
自揣菲才何以濟,隻將衷赤布皇仁。
明明是太平盛世,說“豺狼當道”似乎有些誇張,“餓殍盈岐”是把情況想象得過於嚴重嗎?並沒有。
江西和南昌,對大明王朝有著特別的意義。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時,南昌還叫洪都。這年七八月間,正是在洪都城外的鄱陽湖,朱元璋在大明設計師劉伯溫的輔佐下,巧用火攻,以少勝多,打敗並殺死了最大的競爭對手陳友諒,為最終北伐中原、統一中國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
為了紀念這場有決定意義的大戰,朱元璋將洪都改為南昌,彰顯“南方昌盛”之意。
整整四十年後,南昌迎來了寧王朱權。於謙南昌之行最大的挑戰與威脅,當然也是這位親王。
朱權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受封大寧(今屬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手下有十萬精銳的朵顏三衛騎兵(蒙古雇傭軍)。朱棣靖難時,用計脅迫朱權一同謀反,許諾“中分天下,共為天子”;並以豐厚的回報,忽悠三衛騎兵一起造反。
朱棣登基之後,當然不會兌現當初的諾言。永樂元年(1403)二月,他將朱權改封南昌,並剝奪了後者的軍隊指揮權。
朱權雖說是朱棣的十七弟,但和朱高熾同歲。此後四十五年,這位寧王就一直留在南昌,從精力充沛的青年變成走道費勁的老人,直到人生的終點。如果他能再多活一年,都能趕上土木之變了。朱權對朱棣產生了深深的怨恨,這也為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的朱宸濠叛亂埋下了伏筆。朱宸濠是朱權的五世孫。
作為藩王,朱權並不能直接管理江西民政,但因其特殊地位,南昌官員巴結討好都唯恐不及,哪裏還敢約束他及其下屬的行為?朱權本人當然不缺錢,又喜歡附庸風雅,一生編著了《通覽博論》《家訓》《寧國儀範》《漢唐秘史》等作品。寧王府中官員,仗著寧王在南昌府的特殊地位,做點欺行霸市、拐賣幼女的事情,當然也不叫事,更不會有風險。
按理說,強龍難壓地頭蛇。特別是於謙這樣人脈不夠廣,朋友不夠多,性格又偏耿直的官員,來到一個陌生地方,如果鋒芒太露,往往會樹敵太多,大量的彈劾文書很快就能發到京城,讓他待不下去。事實上,很多禦史從京城來到地方,都主動選擇“和當地人民打成一片”,你好我好大家好,吃好喝好溝通好,回京之後再交上一份不痛不癢的工作報告,誰也不得罪。
但於謙如果也這麼和稀泥,他幹脆改名叫和珅得了。一到南昌,於謙很快就接到舉報,寧王府屬官借“和買”的名義,大肆掠奪市民的合法財產。所謂“和買”,事實上是一種變相賦稅,大致是春季借錢給農民,夏秋以絹或實物償還。
這政策看起來沒有毛病,但實物能抵多少錢,都是官府說了算。很多農民一旦沾上了“和買”,下場就跟借高利貸沒什麼區別,很快就會田產盡失,甚至不得不變賣房子和妻子。起初給你畫的餅有多美味,之後讓你吃的虧就有多大。寧王府在南昌有無上權威,王府屬官就算搞出人命,當地官員也不敢依法追究,都選擇明哲保身、裝聾作啞。
所謂打蛇要打七寸,於謙一到南昌就找上了寧王府。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他並不是遞名帖求關照,而是毫不客氣地徹查王府屬官的違法行為,先後將二十餘名不法分子逮捕治罪,並立碑重戒。
於謙並不是不知道這麼做的風險,並不是不擔心被報複暗算,但他就是這種嫉惡如仇的性格、敢於擔責的習慣,做的又是監察審理的工作,讓他“路見不平,扭頭就走”完全不可能。所謂“殺雞駭猴”,南昌府及周邊的貪官豪強們,一見於謙連寧王府都敢得罪,收拾自己又算得了什麼呢?行事自然收斂了不少——等姓於的走了再胡作非為不香嗎?
在以雷霆手段打擊豪強的同時,於謙對南昌衙門的積壓案件進行了重新核查,將其中不少推倒重審,為數百人恢複了自由和聲譽,從而也挽救了數百個瀕於解體的家庭。江西百姓怎麼可能不拍手稱快,怎能不對他感恩戴德?
有一次,於謙發現了一樁“搶劫王府林木案”,作案者是個有幾畝薄田的農民王勝,受害者居然是寧王府。
於謙一看就覺得非常蹊蹺。一個農民,就算借他十個膽子,也不敢搶寧王府的東西。南昌府判王勝充軍,還要變賣家產(田地)賠償王府損失。這怎麼看怎麼像一個圈套,而王勝則一直嘴硬,不肯就範。
於謙於是找來王勝審問。誰知道這一次,王勝的態度卻非常誠懇,連續叩頭認錯,說之前不服判決,是舍不得田產,現在知錯了。於謙知道人多眼雜,就吩咐衙役退下,隨後告訴王勝:“現在,你如果有冤情,就告訴本官吧。”
王勝左右瞅瞅,確信沒有人偷聽,然後又跪下使勁叩頭:“大人,冤枉啊……”
原來,王勝家的田地離寧王的竹林不遠。他無意中闖了進去,見四下無人,當然也沒有監控,就想砍幾根毛竹順走。誰承想,王府護衛第一時間就現身了,把他逮了個正著。不難看出,這就是“釣魚執法”。
王勝天真地以為,退回毛竹就沒事了。結果,他被人家說成是搶掠林木,不但要充軍,還要用田產補償王府損失。王勝一直不肯承認,但牢頭卻警告他,認罪的話可以活命,不認罪,就得“病死”在牢裏了。
看著王勝誠惶誠恐的眼神,於謙確定他沒有說謊,就立即與王府屬官交涉。
於謙詢問道:“王勝是以什麼手段搶掠林木的?同夥還有誰?搶的時候有沒有打人?搶了之後作何用途?”
屬官一時反應不過來,隻能承認王勝隻是盜竊。
“既然隻是盜竊幾根毛竹,那怎麼能夠充軍、沒收田產呢?”
“這個……”屬官嚇得冷汗直流,知道紙裏包不住火了,就說自己得回王府複命。
於謙心細如發,辦事認真,雷厲風行,讓寧王朱權也有些無可奈何——人家可是宣德皇帝欽點的江西巡按,真要追究到底,自己也占不到便宜。再說,朱權也不是朱高煦式的二愣子,也不想搞得大家都下不來台。
於是,朱權“處理”了王府相關人員,對王勝不予追究,還試圖拉攏於謙,可這位特派員並不想和他交朋友。
如果沒有“尚方寶劍”,樹敵太多的於謙,可能真就得“病死”在江西省城了。但幸運的是,兩年後他離開南昌時,非但沒有掉一根手指頭,還為自己贏得了很高聲望。當地百姓尊稱他為“神明”,在當地郡學名宦祠中為他立碑,讓這個年輕人感到很不好意思。
於謙與劉伯溫、王陽明被晚明才子王世貞稱為“三大功文臣”。但相比那兩位在鄱陽湖水戰中的突出成就,於謙在南昌的貢獻顯然相當瑣碎,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對於謙的影響,依然不可低估。
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裏之行,始於足下。南昌見證了劉伯溫和王陽明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的高光時段,也承載了於謙承受著寧王的巨大壓力,為民請命的堅定決心。
一直在外奔波,於謙對父母無法盡孝。操持家務的重擔,幾乎全落在了妻子身上。兩人感情很好,於謙也一直沒有納妾,在那個年代極其罕見。
宣德四年(1429),董氏生下了一個女兒,這讓於謙非常高興。作為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讀書人,他對兒子自然要求十分嚴格;而對女兒,卻極盡慈祥和藹。夫妻倆給女兒起名橘英,希望她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濁世上,能保留更多的善良品性,也能夠一生平安幸福,嫁個好人家。
時間來到宣德五年(1430)九月。此時的於謙隻不過才三十三歲,在大明官場是標準的小年輕,還得好好磨煉。可沒想到的是,朝廷卻突然給他安排了一項更加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