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說服

母親已經完全心灰意冷，任我們如何勸說，甚至脅迫，仍拒不治療，拒不檢查，甚或以死相挾，斷然拒絕一切說服工作。我每每往床邊一坐，她就說：“想跟媽媽拉家常了，你就坐下；想勸媽再進醫院了，你就出去。這個冤枉錢不能再花了，媽也確實受不了了。與其讓媽再受那種比死強不了多少的怪罪，還不如讓媽再在床上好好躺幾個月。媽的身體已經跟遊絲差不多了，稍動一下可能就斷了。你們體會不來，媽心裏最清楚，花啥錢都是多餘的……”

我不知多少次近距離端詳過母親，然而，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樣傷感，母親是真的被病痛折磨得命如遊絲了。當我拉住她的手時，幾乎已經很難感覺到生命的律動。她想用力握握我的手，那力量卻隻能讓我感到一種細浪般的輕撫和棉絮般的纏繞。她的臉頰在慢慢脫水、變形；眼眶也點點凹陷；本來花白的頭發，已全然銀白，完全不是一個五十八歲人的生命狀態。當我用藥酒給她擦拭因脊髓受壓引起病變的膝關節時，我才深切地感受到母親十幾年如一日的艱難負重；當我用藥酒給她揉搓疼痛的脊背，麵對第一次手術的創麵和那已明顯凹凸不平的畸形脊柱時，我的眼淚再次吧嗒吧嗒滴了下來。就是這個脊梁，撐持大了我們，又撐持大了她的孫兒孫女；就是這個脊梁，在她疾病纏身的時候，仍為我們創造著本不該再去創造的各種財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讓這個脊梁垮塌下去，即使隻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們也必須義無反顧地去爭取。而這種決心，兄長比我更堅定百倍。

我們僅兄弟倆，兄長一直離母親最近。父親去世後，十幾年來，其實兄長一直擔當著這個家庭父親的責任。他在縣上商業部門任一家大公司的總經理，本身公務極其繁忙，加之身體不好，每天確實是在超負荷運轉。特別是在對待母親上，可以說是一個忍辱負重、百依百順的孝子。我一直在很遠的地方工作，母親有小病小痛的，即使我們通電話，他也從不提起，隻有到了實在邁不過的大坎時，才讓我回去一下，商量些辦法，而具體實施，又全落在了他那副寬厚的肩膀上。

當我回去做了一天工作毫無結果時，這天晚上，我和兄長靜靜坐了半夜。兩包煙都抽完了，仍拿不出新的方案。因為這事不能勉強，母親如果不配合，強行往醫院拉，搞不好會使她的腰部受到更大的挫傷。在我回去的前幾天，兄長曾試圖拉過一次，救護車都叫到樓下了，誰知母親從床上翻下來，跪在地上反鎖了自己的房門，差點兒沒鬧出大事來。兄長說：“再不敢硬來了。”望著兄長憔悴的麵頰和腫脹得穿不進鞋的雙腳，我隻能在心裏默默祈禱：這根頂梁柱可千萬不敢累垮了呀!

這天後半夜，我剛迷迷糊糊睡著，突然聽到從母親房裏傳來了硬物擊地的篤篤聲。我急忙爬起來去看，發現母親手拄竹棍，正在保姆的攙扶下，弓著快九十度的腰，一步步艱難地向外挪動。我問她幹什麼，她說上廁所。我說都這樣了，咋不在床上方便？母親說：“等實在病成癱子……挪不動了，我就會在床上害你們的……”這就是母親，一個永遠追求自食其力而不願意給任何人添麻煩的人。上一趟廁所，在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單元房內，來回走了四十多分鐘。這四十多分鐘，幾乎走碎了兒子的心。我暗暗咬著牙骨：不提高母親的生活質量，我們確實不配做人。

第二天，我們繼續輪番做工作。專程從西安趕去看望母親的畫家朋友馬河聲，聽說我們給母親做工作咋都做不通，有些不相信地說：“哪兒有這樣的怪事，放在有些家庭，老人想治病，兒女不孝，還不給治哩。讓我去試試，我就不信，還有兵臨城下了不繳械投降的。”他信心十足進去，誰知半小時後搖頭歎氣地出來：“真個固執，我連死人都能說活哩，沒想到咱姨是鐵板一塊，水火不進。連我這張嘴都說不轉她，恐怕也再難有人說服了。”

商量來商量去，最後是伯叔兄長陳訓做了決斷：“打一針大劑量安定，等她睡迷糊後抬上走！”伯叔兄長是醫生，又是縣醫院副院長，我們便一切聽他的安排。很快，母親便在“止痛針”的欺騙中，呼哧打鼾睡著了。我們把她一溜煙抬下樓，抬上救護車，送進了縣醫院，等她醒來時，一切檢查都結束了。盡管她覺得受了愚弄，但麵對兒子的孝心，也不好再說什麼，隻是仍然堅持：“不管咋，我是不會二次上手術台的。”

這時我們也不想再跟她商量什麼，隻是急切地等待著檢驗報告和CT片。一場艱難的說服工作，最終並沒有將她說服，但在無奈的欺哄中，我們總算還是拿到了最重要的病理依據。

我連夜回西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