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欲掃天下先掃庭院

從那無上榮光的平台上走下來，張居正並沒有驕狂不可一世。正如他在隆慶五年（1571）擔任會試主考時說的那樣，一流人才必須嚴乎內外，審於應對，既不沾沾自喜，也不汲汲於追趕風尚。

幹大事，就要有幹大事的頭腦。從這一刻起，他每走一步，都是精心所為。有很多的事，他要一件件先厘清，厘清了腳底下的事，才能安安穩穩去廓清天下。

他最初做的一件事，是要為今後準備做的事正名。

張居正費盡心機，奪來首輔的位子，就是準備幹事的。要想幹事的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孔子所說的話，最有實用性的，可能就是這句了。

在平台召見的時候，張居正於感激涕零中，也沒忘申明要遵守祖製，這就是在做“正名”的工作。什麼叫祖製？在當時條件下，就是一切以朱元璋說的為準。

朱老皇帝沒做皇帝的時候，把人間的苦都吃遍了，為了避免兒孫再吃二遍苦，他製定了一整套國家製度，應該說，絕大部分還是有利於朱家江山永固的。但是近二百年下來，這套“洪武祖製”，幾乎被他的後代扔了個精光。尤其正德、嘉靖兩朝，皇帝為所欲為，寵信佞臣，把製度毀壞得相當徹底。國號雖然還叫“明”，但跟朱老皇帝的那個“明”，已是相去萬裏了。老皇帝那會兒，貪汙六十兩銀子以上，就要殺頭剝皮。到了嘉靖年間，但凡有個官職的，哪個不撈一筆？

張居正要掃清天下的頹靡之風，就必須革除現行的陋規。但是，曆史上的覆轍有很多，假如他提出要從頭創新製，全體官僚可能都要跳起來，跟他作對。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免不了最終做個王安石第二。

因此，他隻說是“恢複祖製”。

“恢複祖製”，聽起來就沒那麼刺耳了，官僚集團暫時不會視他為異端。但是，隻要改革一啟動，就不可能不割到文武官員的肉。當官吏們群起反對時，“恢複祖製”就成為道義上最強大的擋箭牌。貪官汙吏的那些道理，是拿不到桌麵上來的，所以無法在道義上壓倒他。

這就是抬出朱老皇帝的妙處。

名既已正，其餘的事，便可一步步來。張居正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處理好他自己與皇帝的關係。

他決心要好好培養小皇帝，在培養的過程中，要讓小皇帝完全信服，不知不覺把絕大部分的皇權，讓渡給他張居正。要改革，僅有相權的話，是遠遠不夠用的。若想壓服百官，你必須百分之百地代表皇帝。

有明一代，皇權與相權明裏暗裏，一直在互相製約和爭鬥，甚至有許多言官，就是靠這種爭鬥來吃飯的。皇帝、內閣兩大權力中心的中間地帶，就是他們最喜歡的飛短流長地帶。

張居正不想把自己的才智，全部投入與皇帝鬥智上。因此，他在平台召見時，向小皇帝提出的一個要求，就是“宮府一體”。什麼是一體？這個話不好說得太直白了，其實就是，你得聽我的！

萬曆年間的沈德符說：柄國者，如果不假手宮內，怎麼能久擅大權？他說的就是首輔必須借助宮內力量，來強化自己的權力。

張居正不知思考了多少個晚上，對當下這情勢，他看得透徹，也想得徹底。他看準了，這是個好時機——趁著主少國疑，內廷心虛，正好把皇帝的權力，全部拿過來。

上天也非常照顧他，讓他攤上了個娃娃皇帝。娃娃哪裏能做皇帝？自然要由首輔來擔任“帝師”。這個老師，既是老師，又絕非僅僅是個老師。張居正想的是，在擔任老師的過程中，君臣之間的權力轉移，就可以在教學中不知不覺完成了。

無非是一個人講課另一個人聽嘛，小皇帝本人，不會覺得有什麼怪異。反而會以為，自己是遇到了一個無所不能的忠臣。

派係政爭，掩蓋了問題的實質。隆慶臨終前擔心的事，終究要發生。主少，皇權勢必要被相權完全遮蔽。可是，馮保和李貴妃，都看不到這一點。在他們眼裏，隻要首輔這人看著順眼就行。

當然，張居正打算這樣培養小皇帝，也不盡然是為了功利目的，他抱定的想法是，這是國家的根本大計。如果小皇帝缺少教養，有人養沒人教的，最後混成正德皇帝（明武宗）那個樣兒，恐怕大明又將不得安寧。如果皇帝從小就被好好教導，那麼他本人對於改革的努力，就不至於人去政息。

從這以後，張居正就做了大明這駕馬車的獨掌車夫，輕揚鞭，慢催促，一點點地教萬曆怎麼當皇帝。

張居正對皇帝的要求，第一就是要視朝，要去開朝會，也就是“有事啟奏，無事退朝”的那種碰頭會。

在過去，明朝的皇帝不上朝，不見群臣，幾乎成了遺傳病，不開碰頭會久矣。君與臣隔得遠，小人使詭計，就很容易遊走於其間，到最後，搞出來一個讒言生態圈。可以說，後來大明的亡，也就亡在這個病根上。

道理很簡單，皇帝不能隻混在宦官圈裏，要常和大臣接觸，這樣對於外廷情況如何，才能有所了解，才不至於造成宦官勢力外溢，借助皇權壓倒外廷。外廷的大臣不受氣了，才會神清氣爽，有心情替皇帝管好天下。

君臣若想常見麵，沒什麼別的更好的途徑，隻要堅持早朝製度就好。

明代上朝的時間很早，是在每天的天亮之前。皇帝和大臣都要起五更爬半夜的，極為辛苦。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一開篇，就活龍活現地描述了上早朝的情形，確實辛苦，甚至比莊戶人家起得還早。正德和嘉靖這兩位皇帝，就是因為吃不了披星戴月上班的苦，才鬧怠工的，遺傳到隆慶也這樣。

張居正對這個事的糾正，沒有硬來，而是做了折中。他說，皇帝是小孩子，就不必天天上早朝了，每一旬，隻需三、六、九日上朝，其餘日子，可以睡懶覺。

萬曆沒費什麼躊躇，就同意了。小皇帝此時雖年幼，卻是冰雪聰明，知道這是堅持朱老皇帝作風的基本要求。從平台召見的第二天起，一下子就堅持了十五年。霜打三六九，他要來；雨淋三六九，他也來。這樣，就使得外廷和皇帝，始終保持了一個溝通機會。對方有什麼想法，我全知道。宦官夾在當中，也就別想再做濫權的夢。宦官的作用，在萬曆初年，就這麼被大大削弱了。

萬曆皇帝開始視朝了！這在當時，是一件振奮人心的大事。明代正德、嘉靖、隆慶接連三朝，竟沒有一個皇帝是正經上班的。現在，萬曆初年，可算有個有模有樣的皇帝了。雖然剛剛脫了開襠褲，小皇帝對各種奏疏，都看得很仔細，有前後矛盾的，有格式不統一的，都能看出來，並親自予以批駁。

他親筆擬的批複，文字上有理有據，溫文爾雅。不像他的一些老祖宗，動不動批個“拖出去著狗吃了”“先打了再問”之類的流氓語言。

萬曆處理事務，也頗近情理。有這樣幾件事，能看出他的分寸感來。隆慶先帝的遺孀恭妃，惦記著娘家人在外麵吃苦受累，就派人把宮中的一個金壺，偷偷送到娘家去。結果事機不密，被守門太監發現了，當即舉報。此事一出，宮內嘩然，有人等著看熱鬧。小萬曆看了奏折，想了想批道：“她家貧，賜給她一百金。先帝賜她的器具，則不能拿出去。”就這麼，既處理了，又恩賞了，兩邊的麵子都給了。

有一天，文華殿角門的礎柱上，突然現出“天下太平”四個字，擦都擦不掉。不用問，是人寫上去的嘛，不是宮女就是太監幹的。內閣卻認為是祥瑞，是老天爺寫的，請萬曆去看。萬曆去看了看，一臉不高興：“假的！”專門奉承主子的下人，想點兒別的什麼詞兒，也許我還能信——智力比他爺爺不知高了多少倍！

就連當時的朝鮮使臣，也在傳回國內的情報裏，告訴他們的皇上：“天朝民情，甚為欣悅，都認為新皇帝年雖幼衝，但絕非隆慶可比。”

小皇帝有勵精圖治的苗頭，張居正就抓緊了教育。萬曆對他，也是事事依賴，開口閉口“元輔張先生”，好一對兒融洽的師生！

新帝即位這一年的年底，時近年關的時候，張居正在給小皇帝講課後，趁機提出：服喪還沒期滿，春節吉日，還是免了宴會為好。此外，宮裏的元宵燈會也別辦了。

萬曆點頭稱是：“煙火這事，昨天我就發了話，不要辦了。”

張居正又訓導說：“這不光是盡孝道，也是節省財用，此乃皇帝的美德。”

結果新一年的春節宴會停辦，節約了七百餘兩銀。

到了下一年，萬曆畢竟是個孩童，實在是想看燈會，就試探道：“元夕鼇山煙火，是不是祖製啊？”

張居正知道他的鬼心眼，便正色道：“嘉靖中偶然有，但那是為了敬神，不是為了娛樂。隆慶以來，年年舉辦，靡費無益。現在咱們行新政，應當節省。”

馮保在一旁，見小皇帝心切，就提議說：“等以後手頭不緊了，偶爾辦一次，也無妨。”

萬曆很高興，接著話頭說：“那就辦一次吧。”

張居正堅決不讓步：“搞一次，就要十萬金！天下民力枯竭，戶部計無所出，還是省省吧。”

萬曆聽了，眨巴眨巴眼，馬上心回意轉：“是了，朕深知民窮，如先生所言。”

——讀史至此，我真是良久無語。這個小皇帝，還隻是個十一歲的小孩子呀！

萬曆的素質，強過乃祖乃父，張居正對此很自信，認為孺子可教，所以要教育他好好讀書。

本來，大明祖製中，就包含有皇帝的培訓方式，分為兩種——經筵和日講。經筵是短訓班，分春秋兩季各三個月，每旬逢二的日子開講。場麵比較隆重，是由勳臣和大學士主持，六部九卿、翰林掌院學士、國子監祭酒等人，分別擔任主講，科道一般官員也來陪讀。講完了課，大夥還可享用一頓豐盛的宴席（有規定吃不完要打包回家），故而叫作“經筵”。

日講是常課，隨時舉行。由大學士和講讀官主講，君臣間可以討論，實際上成了小型碰頭會。

到明武宗的時候，這些全都被廢棄，結果一連三位皇帝都懶得讀書。張居正現在，決心要把這惡習扭轉過來。他定了一個課程表“日講儀注”，規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餘每天上午，都要來聽課，除非大寒大暑或刮風下雨，全年一天也不能停。

而且說幹就幹，小皇帝即位當年八月，就先開日講。到第二年，也就是萬曆元年（1573）新春，正式開經筵。

第一次上日講課時，張居正為上好課，備課一月有餘。開講那天，提前半個時辰到課堂，把教學用具安置妥當。

學習的滋味很不錯，天天有收獲。萬曆二年（1574）三月，小皇帝躊躇滿誌，親手寫下“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之法”十二個字的條幅，懸掛在文華殿的正中，用以明誌。

張居正見了，很高興，特地寫了《緝熙聖學》詩一首，頌揚其事。

師與生，君與臣，這兩對兒尊卑關係，恰好是互為顛倒的。如此，才開啟了明中期以後，時間最長的一段君臣和諧關係。可惜，國祚近三百年的大明，這樣奇特的君臣搭配，十分罕見，還是互相擰著勁兒的時間更多。

這年年底，張居正讓講讀官動手，弄了一本圖文版的《帝鑒圖說》出來。內容是講曆代帝王行善可以效法者八十一事、作惡可以為戒者三十六事，呈給萬曆，當作課外讀物（此書的正版新書，現在網店上還有賣的）。

書刻印好，帶著一股墨香呈上。萬曆看到有圖，大喜，連忙翻開來看。他也是真夠聰明，不等張居正解說，自己就能講出裏麵近一半的內容。此後，這本看圖說話，就放在萬曆的案頭，每天日講完畢，就由張居正解說，一頁頁講，每天如此。

小皇帝上課，張居正不僅經常到場，還親自擔任主講。他重點讓萬曆學習的，是《大學》和《尚書》（也叫《書經》）裏的《堯典》《舜典》，還有《資治通鑒》，這是要把小皇帝往聖人的方向帶了。君臣這麼一開課，就是連續十年，挺不容易。講與聽的雙方都很投入，兩人經常“談經終日竟忘疲”（張居正《緝熙聖學》）。

小家夥天資聰穎，觸類旁通。看到《帝鑒圖說》上說，宋仁宗不喜歡珠寶，他就脫口而出：“國之寶就是賢臣。珠玉之類，拿它們當寶貝，有何用呢？”這認識水平，比他爹可是強了一百倍。

張居正連忙跟進，對他進行榮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貴五穀而賤金玉。金玉雖貴，但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區區一點點，為價卻不低，徒費民財，又不適用。《書經》上說：‘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就是這個意思。”

萬曆馬上想了起來：“是啊，這宮裏的女人們，就是喜好化妝。朕在年節時，賞她們東西，常常會節省一點。她們的話就多，說什麼：‘這點兒錢，管什麼用？我們這伺候人的，能用皇爺你多少錢啊？’朕就說了：‘是不多。但你們可知道，如今國庫裏還有多少啊？’”

張居正不由得感慨：“皇上，您隻要能這麼想，就是國家的至福啦！”

說完這事情，萬曆又提起，剛才講官還講了，秦始皇銷毀民間兵器的事。他問張居正：“這始皇帝，好像很笨啊。木棍就不能傷人了嗎？銷毀兵器，有什麼用呀？”

張居正答：“治理國家，一要對百姓施恩德，二要在廉政上麵下功夫，才能凝聚民心。天下要是有什麼亂子，十有八九，就出在你拚命要防的那些事兒之外。比如秦朝，就是幾個小兵倡亂，豪傑並起，最後才亡的。所以，最要緊的是‘人和’啊！”

萬曆聽到這裏，連忙坐好，不禁神情肅然！

春去秋來，又到了年根底下。經過一年多的日講，小皇帝對老師極其滿意。萬曆二年（1574）閏十二月十七日，講讀完畢，他把自己精心寫的“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個大字，賜給了張居正。

張居正謝過，滿麵沉思地規勸道：“皇上賜給臣的書法，筆力遒勁，體格莊嚴，就算是前代君主裏麵擅書法的，也比不過您。但是以臣愚見，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至唐宋，所稱英明之主，都是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而著稱的，沒聽說他們有什麼技藝之巧。”

萬曆立刻醒悟：“先生說得是，朕疏忽了。”當場就自請取消書法課。

張居正施行的帝王教育，抓住了一個根本，就是要讓萬曆明白：你們朱家，憑什麼擁有天下？

搞不懂這個，遲早會把江山斷送掉。

這方麵最好的教材，莫如本朝太祖的作為。張居正建議萬曆，讀一讀老皇帝自己寫的《皇陵碑》。這是一篇歌謠體的自傳，是明朝人憶苦思甜的最佳讀本。萬曆看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對張居正說：“先生給的《皇陵碑》，朕看了好幾遍，不勝感痛！”

張居正便啟發他說：“自古以來的聖人，沒有一個像咱們聖祖吃那麼多苦的。那時候他四處漂流，甚至到了沒法子糊口的地步。他的老爺子、老太太去世，竟然買不起棺材。這是上天要聖祖拯救蒼生，才讓他這麼備嘗艱辛的。聖祖自淮右起義，想的就是為了救民啊！登了大寶以後，他把所有繳獲來的珍奇異寶，全都毀掉，穿的仍然是舊衣服。三十年，克勤克儉如一日，到了成仙的那一年，還要召集鄉裏的老農和‘糧長’（由大戶擔任的糧區征收員），問他們民間疾苦。你知道這為的是什麼？這就是啊，隻有以天心為己心，才能創立宏圖大業，一直傳到皇上您這兒。”

萬曆連連點頭，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賴先生輔導。”

張居正又拿隆慶做比照，說：“先帝喜歡做新袍子，穿一次就扔，所費甚巨，皆取之於民。皇上若能節約一件，則民間就會有幾十人，能穿上像樣的衣服；皇上如果隨便做一件好衣服，民間就會有幾十人為之挨凍。您哪，不能不念及於此。”

這個說法，雖然是對先帝老爹有非議，但萬曆還是深以為然。

通過聽課，萬曆為張居正學識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對張居正執弟子禮，畢恭畢敬。張居正偶爾肚子疼，萬曆也要親手調一碗辣湯奉上。張居正患病在家，萬曆就會馬上派禦醫前去診斷，還親自包了一包藥，派太監送去，守著張居正服下，然後回來複命。

萬曆年間後期，曾任大學士的於慎行，回憶這一段講課時說：“盛暑講課時，皇上要先站到張相公站的地方，試一試溫度涼熱。冬天講課時，皇上要給張相公在地上鋪一塊毯子，怕相公的腿著涼。”

君臣若父子，同心謀國，實為古今所未有。

這種和諧關係，貫穿了整個“萬曆新政”時期。從這個時期看，萬曆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中興之主。至於張居正死後，萬曆突然恩斷義絕，並且完全背棄了早期努力，原因在哪裏？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

朱東潤先生強調張居正對萬曆的教育失之過苛，從而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黃仁宇先生則以為，是萬曆在張居正死後發現了張並不是道德完人，由於失望，而心生怨恨。這兩種說法影響甚廣，幾成定論。

說起張居正的身後事，大家似乎都在重複地彈這兩個調。

但我個人認為，這兩種說法都誇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韋慶遠先生在這方麵的觀點更接近事實。他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萬曆在大婚以後出現了道德大滑坡，與張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銳矛盾。二是成年之後的萬曆，在掌握最高權力的問題上，與張居正發生了衝突。

這個說法，才比較接近問題的實質，這裏暫且按下不表。

如果萬曆在後來，沒有受到身邊無賴宦官的影響，而是一直求上進，基本可以肯定，張居正“致君堯舜上”的理想，完全可能實現。

那樣的話，晚明的命運，將和後來發生的截然不同。

可惜當時曆史的走向，就是不遂人意，越走越糟，沒什麼道理好講。正直的士大夫，望穿秋水，盼望明君賢相，卻場場落空——令人不能不歎：世間再無張居正！

也許，生為晚明人，本身就是個不幸。

話說回來，張居正在隆慶、萬曆交替之年，需要做穩妥的第二件事，是處理好與李貴妃的關係。

李貴妃起自民間，從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親李偉是個泥瓦匠，十分熱愛勞動。直到隆慶二年（1568），李貴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不再勞碌了（閨女有話了，說你還缺那倆錢兒）。嘉靖、隆慶兩帝的沒出息，讓李貴妃深有觸動，所以決心把孩子培養成合格帝王。

萬曆讀書，有時候會偷懶，她就喝令罰跪。她曾下令，不許三十歲以下的宮女在小皇帝身邊伺候，以免壞小子過早地“幹壞事”。每次講課完畢，李貴妃都要讓萬曆把內容複述一遍，以驗證記牢與否。每逢上朝之日，到了五更時，她就要走進萬曆的寢室，喊上一聲：“帝起！”然後讓宮女扶起小皇帝，自己親手打水給小家夥洗臉，再把他扶上小轎送走。

——身為九五之尊的皇帝，被老媽如此管教與約束，據說是史上罕有的。

任命張居正為首輔，主持朝政，就是出於她的決斷。張居正的嚴謹內斂，也恰好符合李貴妃心目中帝師的標準。

張居正當然知道這裏麵的利害。目前，皇權的最核心部分，就控製在這個二十七歲的單身女人手裏。坐在禦座上的小皇帝，不過是由她授權的二級管理者。

唐代杜甫詩曰“擒賊先擒王”，張居正在協調自己與皇權的關係上，就牢牢地擒住了這個王。

出身寒微與孤兒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貴妃的心理極其敏感，生怕宮內外有人瞧不起她。張居正洞悉這個女人幽微的心理，適時為她解除了後顧之憂。

在張居正執政之初，恰好遇到兩宮尊號的問題。按照大明祖製，新皇帝出爐後，先帝正室還在的，皇後要被尊為太後。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隻能尊為皇太妃，等級上要低許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稱太後了，但隻能是禿頭太後，“太後”兩字前麵不能加尊號。而嫡母太後的前麵，則要加兩個字的尊號，以示等級差別。

在馮保有意的暗示下，張居正摸透了李貴妃意欲出頭的心理，於是他提議：陳皇後與李貴妃，不僅可以同升太後，而且都可加尊號。

這當然是違背祖製的，但他料定李貴妃不可能推辭，便將此事作為結好宮闈的重要步驟，極力促成。

他吩咐禮部：“既然同為太後，多二字又何妨？”如此輕鬆一語，便把一個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的違製舉措，輕鬆帶過。

可以說這是舉重若輕，也可以說這是瞞天過海。當時張居正權勢正隆，各部院豈有敢不聽命的？禮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辦，於是兩宮並尊的舉措，輕而易舉就實現了。

自此，陳皇後稱“仁聖太後”，李貴妃稱“慈聖太後”。後來沈德符論及此事，說張居正這樣做，是在宮內諂諛慈聖太後，借以為自己固權。

在今人看來，這兩個字也許一錢不值。但在古代禮法社會，名號卻是性命攸關的事。其餘韻，可以說至今尚在，我們也未必就能笑話古人迂執。

兩個字，換來了李太後對張居正執政的無條件支持。在當時，挾強力“驅高”之威，這個違製的動作，竟然沒遇到什麼抵抗，稱得上是一次成功的瞞天過海。

李太後終於正了名，在地位上與陳太後平起平坐，再不必像過去那樣，每日要向皇後請安。其心情之愜意，可以想象。

投桃報李，她要報答張居正，對自己娘家的人也就比較約束，不讓他們給外廷的事務添亂。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請求加官晉爵的，她就讓他們把過去用的瓦刀拿來，然後問：“這是什麼？”家人答曰：“瓦刀。”李太後就會訓斥：“當日你們就靠這個過活，今日已經大富大貴了，還嫌不足嗎？”對親屬的自律教育，十分到位。

話是這麼說，但在禮法上，一人得道，還是要有所表示。李太後的父親瓦匠李偉，因女兒而貴，跟著雞犬升天，從平民直升“武清伯”。他曾經提出，請撥公款給自己造府第、建生塋（生前修墓），張居正很痛快就給了方便。但是這位前瓦匠貪心不足，串通內庫官員，在承攬京營軍士冬衣的製作中，偷工減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軍士嘩亂。都察院不好追究，張居正就將此事巧妙地推到李太後麵前，叫人拿了漁網似的破軍衣，去給李太後看。李太後瞟了一眼軍衣，心知肚明，頓感大丟顏麵，立刻傳諭內閣依法處置，決不能袒護自己的老爹。

張居正在處理這件事時，頗費了一番心計。他革退了內庫官員三十餘人，重新發放合格的軍衣，平息了事件。然後，又巧為太後老爹開脫，說責任其實不在李偉，讓李偉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訓斥完事。然後再借此事，稱頌李太後至公無私，中外臣民莫不敬佩。此舉，既製伏了李國老，又給足了李太後麵子。

幾麵討巧，足見他深諳官場上的所謂“會辦事”之道。

張居正上台，需要處理好的第三件事是，與太監領袖馮保之間的關係。馮保這人，招權納賄，名譽不怎麼好。《明史》本傳沒給他下什麼好評語，說他“性貪”“橫肆”“黠猾”。

在我們印象中，宦官不壞的好像很少（蔡倫、鄭和是特例）。但是，史書一般都是朝官寫的，因此就不免有偏激之處。曆代宦官為禍，是朝官的噩夢，大臣們甚至在正式行文中對宦官都沒有什麼好稱呼，比如“宦豎”“大璫（帽子上的裝飾）”“權閹”“中涓”之類。在史書中，修史的官員對前朝的宦官，當然不會留情麵，於是就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定型的印象。其實在宦官中，正派、老成，甚至才華橫溢的，也大有人在。

馮保與前朝、後代的一些“權閹”比起來，還算是比較本分的。隻要不得罪他，為人也還算平和、謹慎，不大有太過格的事。

張居正對馮保在李太後麵前的得寵，不像高拱那樣看不得，而是相當尊重。嚴守井水不犯河水的規則，不去搶奪不屬於自己的地盤。但是對馮保這個人，又不是敬而遠之，那樣的話就太可惜了。他看出了，馮保是聯結皇權與相權的關節點，不可忽視。

對馮保，張居正以結好的方式，進行了不露痕跡的駕馭；借用馮保之力，來加強自己的權勢。實際上，所謂馮保的權力，說到底也就是李太後的權力。正是這條管道，源源不斷地給張居正送來了強大的權力資源。

張居正心中有數：有了這個本錢，再放開手整頓朝政，才沒有後顧之憂，也才可能有雷霆萬鈞之力。

甚至可以猜想，當初李貴妃授意矯詔，讓馮保一同受顧命，張居正也有參與其事的很大嫌疑。如果真是的話，那就是他進行了一筆相當成功的政治投資。

在整個萬曆新政時期，馮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許是在與高拱火並的過程中，嘗到了外廷的厲害，也許是看到了張居正操控大局的非凡能量，馮保對張居正，始終尊重並全力支持，決不幹涉任何外廷事務。

張居正就是這樣，把一個曆來騷擾外廷的惡勢力，變成了一個支持他改革的良性勢力。

兩人互為利用，默契配合。

無怪事後有人評論說：馮保依仗執政的內閣，言路方麵就不用擔心，可以在宮中適當來點兒貓膩。而張居正依仗中官，則保持了太後的恩寵長期不衰——可以說，這就是很典型的“雙贏”吧。

張居正平時在和萬曆對話時，凡是講到為君之道，馮保總是不失時機地添油加醋：“張公是忠臣，是先帝特別托付來輔佐皇上的，所以你要聽仔細了。”

而張居正也利用馮保，對整個宦官係統進行約束和鉗製，以至在後來新政鋪開時，中官無一人敢於阻撓。

張居正對馮保的表現相當滿意，說他“未嘗內出一旨，外幹一事”，從不給外廷添麻煩。馮保對付高拱的那套辦法，從來沒對張居正使用過。

後來有一次，馮保的侄子、都督馮邦寧（名很不副實）在鬧市酗酒，欺淩百姓，恰好遇見張居正的親隨姚曠。姚曠勸他不要胡鬧，馮邦寧不聽，反而扯壞了姚曠的腰帶。張居正得知，就寫了個條子給馮保，讓馮保自去處理。結果，馮保臉上掛不住，大怒，打了侄子四十大板，奪去冠服，一年內不許他參與重大活動（停職反省）。像這樣能嚴厲約束親屬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這就是張居正的魅力所在吧。後來的閣臣於慎行，曾高度讚美這一合作關係，說是從此宮府一體，其心若蘭。

皇上，太後，大太監，全部搞掂。

大明晚期一輛規格最高的三套車，就這麼，在又平又堅固的冰河上跑開了！

對上的問題解決了，剩下的，就是對下的問題了。張居正驟登高位，手握大權，並不等於萬事皆備，他還有一個收攏人心、建立公信力的過程。

橫在他前麵的，並不是坦途，而是溝壑縱橫。

首先是高拱的被驅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氣者。憑什麼讓他滾蛋，你來坐莊？這股情緒，必須壓製下去。不然，張居正坐在文淵閣中，隻覺得腳下隨時有火山要爆發，日夕警惕，不敢大意。

於是，他對自己在聯馮驅高風潮裏的貓膩，做了大量的撇清，反複向人解釋，自己對高拱被逐曾經冒死為之訴求。這當然是欲蓋彌彰，但總比不蓋的好。

其次是資曆問題。張居正雖然浸淫官場二十五年，但與前幾任首輔比起來，資曆尚淺，如何才能讓人樂於效力？可不是表白一下就能辦到的了。縱觀曆史，凡能夠領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長期身居高位的資曆，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馬。當年老嚴嵩做了七年禮部尚書，又做了六年大學士，才升任首輔。徐階做了三年禮部尚書，後又做了十年大學士，才扶正為首輔的。這資曆，張居正根本沒法兒比，他雖然也做過六年大學士，但入閣前，隻有禮部侍郎的虛銜，從來沒擔任過部院主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來的。

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這情況，是“下麵沒人”。

平時倒是沒什麼問題，下麵的人無足輕重。但是到了做首輔的時候，你指揮不動下麵，才能感覺到：下麵的小蘿卜頭不僅關乎輕重，而且還很難擺弄。

張居正隻有采取清理的辦法，打一批，拉一批，把目標控製得很精準。

高拱是個很幹練的吏部尚書，任職三年，基本隊伍已經建立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了之後，給張居正留下的，是一個需要認真對付的文官隊伍。

官員裏永遠有靠著上躥下跳進讒言吃飯的家夥，其奉行的理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設性的事情做不來，毀人的事很拿手。高拱的門生韓楫就是一個，基本可以證明，高、張交惡，韓楫沒少“做醋”。

對這類人，張居正稱之為“害政者”。

這些害政者，總是笑臉朝著有權勢的人，屁股朝著沒權勢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愛的笑臉，而張居正恰好有機會看到了許多屁股。

現在，你們要換成笑臉也來不及了！

他說：“有那麼兩三個人，以言亂政，實為關係朝廷綱紀的大害。所謂‘芝蘭當道，不得不鋤’，說的就是這類人。”我就是要拔了你們這些仙人掌！

但這樣的人，畢竟隻是一部分，還有一些讓張居正看不順眼的，不過僅僅就是站錯了隊。

那沒辦法，玉石俱焚吧！

他剛一執政，就開始清理門戶，隆慶六年六月，對南北兩京四品以上的官員進行“考察”（審查）。七月，又開始對所有的京官進行考察，這就是力度很大的“京察”。因為早已鎖定了目標，就不是泛泛地敲山震虎，也容不得你事急抱佛腳。兩次嚴厲掃除，共斥退吏部員外郎穆文熙等三十餘人，並將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等五十餘人調離京城。之後，從庶吉士中補充了一些人進來，重建了言官隊伍。

後來，又貶斥了一批尚書、巡撫級別的高官，官場不能不為之震動。

這是一次很徹底的大清洗，時人評論說：“榜上所罷黜的，皆是高黨！”

這一通掃蕩，很解決問題。當然，那時候的官吏，看問題比較通透，老家鄉下也有退路。所以，免就免了，貶就貶了，打起包袱就走，倒也不至失魂落魄。一個龐大的文官體係，有升有降，古來皆如此。表麵看起來，有些是由於派係的政爭，是無意義的行政成本，但實際上起到了某種代謝作用，可避免僵化板結。如果隻升不降，連平級調動都覺得失麵子，那才是不太合理。

刷掉了一批，就要選拔上來一批，而且不能太不像樣子，總要和“高黨”比一比。張居正在安排內閣成員與各部主官時，顯示出了他高超的管理藝術。他考慮的是，要想撫平驅高政變留下的創傷，隻有把有聲望的人提拔上來。

內閣裏高儀病死了，張居正成了“獨輔”，較易遭人攻擊，因此他選了禮部尚書呂調陽入閣。呂調陽是個忠厚長者，張居正選他入閣，是動了點兒腦筋的。這個平台上，不能允許有潛在的對手，哪怕他現在還很弱小。夏言、嚴嵩、徐階、高拱都先後吃過這個虧，張居正是一個把別人拱翻的人，現在，就要防止悲劇在自己身上發生。

他的安排如下：吏部尚書，由資望最高的楊博擔任。禮部尚書空缺，由陸樹聲補上。兵部調來抗倭名將譚綸做尚書，戶部用了王國光，刑部用了王之誥，工部尚書朱衡與左都禦史葛守禮留任。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的王之誥，是張居正的親家，但從不依附張，頗得輿論讚賞。

明代的六部堂官，雖然並不由首輔來選，但在當時情勢下，張居正在其中多有策劃是無疑的。

這樣一套班子，可謂聲威赫赫，基本可以服眾。

此次清洗，力度之大，遠超過嚴嵩、高拱剛上台時搞的清洗。有人形象地說：提人就像往上拽，貶人就像往外扔，天下能不望風披靡嗎？

這次清洗，既是給未來的萬曆新政打下基礎，也是張居正為建立自己的權力體係而使的力氣。

他在《陳六事疏》中，曾經反對新官一上任就撤換官員，但他自己也未能免俗。批評的眼光，往往就隻用來看別人。

這樣一弄，就從此無憂了嗎？不。

就在他環視海內，覺得乾坤初定的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事變從天而降！

事發突然，且極其吊詭，險些毀了他一世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