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夏爾·戴高樂的部長

我們常聽說稱之為無條件的做法，是違背理性的。

——安德烈·馬爾羅：

《虛幻之鏡》Ⅱ《繩與鼠》

馬爾羅傳：幻夢與真實世界名人名傳

忠於崇高的同路人

我身邊這位堅信命運至上的傑出朋友，讓我覺得在他的陪襯下，自己平庸至極。

——夏爾·戴高樂：《希望回憶錄》Ⅰ

《重生，1958—1962年》

安德烈·馬爾羅20年代曾與殖民主義作戰，1934年又在“西方革命作家”的前列，為反對資產階級而戰。這些革命作家都指望蘇維埃作家能促使“出現眾多莎士比亞的文明誕生1”。1933年，馬爾羅在《人的境遇》獲龔古爾文學獎時，大膽麵對新聞紀錄片的攝影鏡頭說過：“讓那些先有政治熱情——無論這份熱情有多麼高漲——再愛好崇高的人，早點兒放棄這部不是為他們寫的書吧2。”的確，馬爾羅和戴高樂將軍的首要共同點就是熱愛崇高，將軍和馬爾羅一樣深信個人意誌能使人出類拔萃。指引馬爾羅走向戴高樂主義的，正是對活力充沛、行動意誌和思想自由的崇尚3，盡管這個主義並不是一門學說。保衛戴高樂主義的人們確實未曾忘記，曾經有一位頭腦清晰的戴高樂主義者在倫敦說過：“這個思想行囊輕便易攜，我們期待這個主義常存4。”

法國被德國占領初期，曾有一封密信提到馬爾羅為某個反叛將軍服務的事，實屬子虛烏有5，也絕對不符合他在藍色海岸，麵對拜訪他的抵抗運動分子時堅守的言論。克洛德·布爾代（作家、記者）、羅熱·斯特凡納（作家、記者、抵抗運動分子）以及其他人都明白，這位既沒有武器又缺乏資金的西班牙共和體製的保衛者，隻是認為，抵抗分子剛剛興起的運動“形同浮沉，有勇氣但缺乏武器裝備6”。讓-保羅·薩特巡訪卡普戴爾以後，告訴西蒙娜·德·波伏娃，馬爾羅打算“依賴俄國坦克和美國飛機贏取戰爭的勝利”，並說，自己不能對馬爾羅“隻需一個首領7”的觀點苟同！然而這並不是馬爾羅1943至1944年間的作品在巴黎場景上發揮的效應。從1940年11月《希望》和《輕蔑的時代》被列入奧托（納粹）的黑名單起，處在“被德國侵占時期的巴黎藝術家生活核心的，卻是薩特和他的海狸（德·波伏娃）。節日期間總有一些奇形怪狀、供人取樂的演員，在這裏受自發聚集又有創意的主人支配8”。此外，德國宣傳控製機構的負責人也感到驚訝，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她的伴侶常在花神咖啡館出沒，竟說從未見到過一個德國人，而自己卻能在這個“普通街區”每周看到他們兩次9。

馬爾羅部長嘲笑思想敏感的流派，因為他記得被德國占領期間的薩特形象。而馬爾羅本人，顯然避開了那個時代數不清的汙點。他當時屬於被呂西安·勒巴泰（作家）憤怒追趕著，和其他筆杆子一起進入行動受限製的人群10。德裏厄·拉羅謝爾（參加過一戰的作家、記者、評論家）曾在1943年夏季寫道：“馬爾羅自不再與布爾什維克為伍並被完全免職以來，就生活在鄉下，打發孩子們與妻子一起在兩個平庸的猶太人那裏周旋，他則撰寫勞倫斯生平。他可能是在借此為自己背離共產主義，堅持戴高樂主義的中立立場辯護11。”西班牙共和政體的這位上校，顯然立足於“當時諸多知識分子遵循的曲折道路上的迂回立場12”。

進入戴高樂主義

安德烈·馬爾羅1944年春季參加法國抵抗運動時，並沒有什麼地方吸引戴高樂，因為馬爾羅是通過法國抵抗運動在英國特別行動處（SOE）的關係網加入抵抗運動的，他的兄弟克洛德和羅蘭都在那裏工作並犧牲13。然而他帶頭參與阿爾薩斯-洛林旅1700人的行動14，不得不讓這位戰鬥的法蘭西首領歡欣鼓舞，這位首領希望的正是集結人群，歡迎大家進入抵抗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張開雙臂歡迎一位以往的共產黨同路人，是完全符合邏輯的政治行為，尤其是馬爾羅1945年1月在民族解放運動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挫敗了這個與共產黨控製的國民陣線合並的舉動以後15。馬爾羅成功動員了250票，反對共產黨在119名民族解放運動成員中提出的動議，宣稱隻能用“和共產黨同樣的章法”為代價，才能持續動員抵抗運動分子的力量。他的這個立場，使他與被工人階級政黨迷惑的，幾乎所有文化知識界人士都產生了隔閡16。

在臨時政府總統（萊昂·布盧姆）辦公室主任加斯東·帕萊夫斯基的帶領下，招聘這位前革命者變得理所當然，因為此人堅信這個政府是“解放運動和抵抗運動的政府17”。馬爾羅與夏爾·戴高樂1945年7月18日進行了首次談話18，打開了他被任命為技術顧問的入口。馬爾羅獲得萊昂·布盧姆身邊的這個位置19，是在8月16日以後。這位戰鬥作家認為自己“首次站在了‘宏偉曆史畫卷’的麵前20”。他將用一個季度的時間，負責輿論測驗，探討借助視聽設備實現教育現代化的可能性。這正是他1947年和1974年要論證的題目。

政權中的兩位作家

安德烈·馬爾羅和夏爾·戴高樂命運的結合，可以解釋為他們在用道德行動，對崇高進行不懈的探索。這位年輕作家在《西方的誘惑》中已經提到“在現實世界完成我們夢想行為”的可能性，然而卻“模糊感覺到，我們並沒有實現這些行動，隻是具有實現的能力”。馬爾羅進入現實世界，是在戴高樂將軍在聖-多米尼克街重新整頓國家的戰略部的時候。他的行動能力因替換雅克·蘇戴爾被任命為新聞部長而增強；他在相隔一個世紀以後實現了巴爾紮克透露給漢斯卡夫人的夢想，通過政權進入了政權。安德烈·馬爾羅1945年11月22日在一次新聞界的會議上重申了“作家麵對政治的責任21”，他的新聞部能運轉自如的原因，在他的秘書長雅克·沙邦-戴爾馬那裏。此人曾是阿爾薩斯-洛林旅的年輕將領，也曾是財政部的督察員。不過，馬爾羅的辦公室主任雷蒙·阿隆還是回憶道，馬爾羅“比我還弄不清楚國家政權該如何運作，後來在區別法律、法令和決議上也幾乎是一無所知，完全外行22”。他對定額分配各報紙的紙張問題沒有任何感覺。阿隆還對我肯定地說，馬爾羅在外省有過的切實行動，全都是由新聞部派赴各省的代表完成的，因為他認為自己“在各地，甚至在外國，在外交部的邊緣地帶都安排有記者23”。他60年代還在考慮繼續在奧塞碼頭（外交部所在地）的邊緣活動。這位青年部長尤其能容忍財政部試圖撥發給他的匱乏資金，盡管錢少，他仍舊滿心歡喜，在1945年12月30日宣布24，要真正啟動複興法蘭西的電影事業。他的作品《希望》的電影版本《特魯埃爾山》，還榮獲了1945年的路易·德呂克獎。他很樂意充當技術部長，可是無論當時還是以後，都沒有考慮過進入任何地方選舉，雖然他很快知道本該早些知道這件事，然而卻錯過了時機，因為這個政府的存在時間，隻從1945年11月21日維持到了1946年1月20日。

馬爾羅讓自己在政府的60天裏，保留了“在對立派中間持續鬥爭”的印象。他審慎行事，在這段部長生涯中，把可能發生的衝突都委托給了幾個合夥人處理，而他們卻沒有起到他能夠在最終裁決中發揮的作用。馬爾羅想要繼承文化的思想當時隻停留在人民陣線的知識分子範疇。他希望在1958年以後做的事情，1936年9月便做出了解釋：“所有人放在文化這個詞彙下麵的命運，都要堅持一個理念：把命運改變為信仰25。”但是這個崇高理想，卻在財政預算現狀麵前，在多數持懷疑態度的對話者中受挫。國務部長並不願意經常抓住愛麗舍總統府不放，而皮埃爾·莫瓦諾卻錯誤地認為，文化部長的財政預算是“在他和將軍之間直接協商得來的26”。其實將軍很少介入這種事，攝影鏡頭直到1965年，還抓住將軍對布爾熱文化宮造價（相當於建造25公裏高速公路的經費）的話題不放，而當時麵對這個燈塔計劃的財政預算在不停精打細算的，隻是財政部長27。

反對極權的戴高樂主義者

安德烈·馬爾羅於1945年11月17日被認可為解放運動的同路人，因為他把阿爾薩斯-洛林旅打造成了一支精英部隊，給誌願者提供了經周密思考後樹立的英勇典範28。貝爾熱上校（馬爾羅）成為戴高樂將軍的忠實擁戴者以後，不斷對將軍加以頌揚：“這個人在這個可怕而慵懶的國土上，維護著夢寐以求的不可戰勝的榮譽29。”馬爾羅本希望1946年1月自己離任新聞部長會成為激烈爭論的焦點30，並做好了這方麵的安排；然而將軍卻最終選擇了沉默31。這位將軍的同路人1947年春拒絕在泰布街當初的小小辦公室露麵以後，就全身心融入了法蘭西人民聯盟（PRF）的工作，因為先前“承諾的任何行動資金都沒有到位32”；而他的戴高樂主義信念卻“完全是徹底反極權主義的反應33”。他成為國家代表進入宣傳機構之後，便豪華氣派地進駐了位於歌劇院廣場的兩套寬敞公寓，他每周六天從上午9點45到晚上8點都在辦公室工作。他的團隊重新集結了布裏吉特·弗裏昂等幾個在集中營幸免於難的人，還招來了在以後漫長的部長傳奇中，三個被“拖進來”的人：皮埃爾·朱耶、1940年的炮兵中士阿爾貝·伯雷和團隊的老成員喬治-諾埃爾·盧貝，後者於1944年6月28日處決了法蘭西國家宣傳部長菲利普·昂裏奧34。至於雅克·博梅爾和雅克·蘇戴爾在被警察所困，沒有在純潔、忠誠和個性上得到尊重時，馬爾羅選中他們成了自己的合夥人，因為他感覺自己和他們“在思想上心心相印35”。然而他卻因為自己不在場還有朋友們的庇護而難得接近他們36。他隻希望朋友們做到忠貞不渝，無可挑剔。他成為第五共和國的部長後，還想繼續這樣整日工作，但是已經遠不如40年代中期精力充沛。

1958年的五月陰謀（推翻第四共和國）和國民議會的選舉，使夏爾·戴高樂成為第四共和國議會的最後一任議長，他重新任用馬爾羅擔任新聞部長。有重大意義的是，就在馬爾羅被任命的第二天，即6月4日，《世界報》就擺脫了從1958年5月26日以來一直對這份報紙實施的新聞預控審查：馬爾羅從本質上保留了自由人士的形象。他接近60歲時，對美國《星期六晚郵報》宣布：“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我的國家重生。”雅克·福韋（記者、《世界報》總編）認為，把高雅藝術歸於戴高樂將軍37，是符合馬爾羅新聞要有高品質的願望的，那時還沒有人否認過馬爾羅反對在阿爾及利亞實施係統酷刑的願望。

在紛紛擾擾的年代裏，占據北非的不是文化，而是進行中的無名戰役。然而戴高樂將軍還是在阿爾及爾法語聯盟成立60周年之際，頌揚了民族希望的兩個防波堤——一把折斷的劍和法蘭西思想，並在這個“跨越政治，超越常規”的機構（存在於世界各地）誕生75周年之際，向法蘭西思想和智慧致敬38。戴高樂1945年在外交部建立了文化關係總部，在他看來，馬爾羅毋庸置疑能在法國超越日常瑣事，使文化事務具體化。盡管戴高樂對馬爾羅重新投入了全部信任39，而馬爾羅對戴高樂而言，首先是驅散重重陰霾的助手：馬爾羅的重要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將軍能把一個部的職責交給馬爾羅，也能接受由總理們去裁決預算的優先權。將軍本人很少介入推動文化預算的事務，除了在得知他的朋友健康出問題的年代，介入了幾個重大工程。

政權的魅力

作家馬爾羅讓自己小說中的人物參與了曆史上的冒險行為，也為自己身居權力機構，能與地球上的偉人相遇而興高采烈。他為那些“心裏裝著別人並照他們的意願創造曆史的人40”而著迷。他認為他們是世界的主人，他在創作中美化了冠以這些人名的談話和作品：甘地和尼赫魯，毛（澤東）和斯大林，肯尼迪和戴高樂。他愈是探索愈是疑惑是否有這樣的機製存在：人通過這個機製就有辦法瞬間控製曆史，讓超越自身命運變為現實41。他與夏爾·戴高樂顯然已經分享了這個超越命運的觀點。他記得將軍在進入解放後的巴黎時曾驚呼：“我們所有人都感覺，這裏的分分秒秒都超越了我們每個人平凡的生命。”將軍在1944年10月14日的廣播裏反複重申：“我們生活在法蘭西曆史上最偉大的時代。她的孩子也該足以因她而偉大。”

馬爾羅在阿爾及利亞事件中捍衛了走向和平的進程；他認為脫離殖民化的發展是必然的，因為在亞洲已初見端倪。他從1925年開始揭露被奴役的印度支那所遭受的苦難，十年後，他為安德烈·維奧利斯的《印度支那在呼救》作了序42。馬爾羅在1946年隻字未提戴高樂主義派的海軍上將阿爾讓裏厄的選擇，但是指出了他的局限性，因為這位上將把胡誌明判定成了“滑稽的長者”43；1948年，馬爾羅並沒有反對法蘭西人民聯盟在《年鑒》裏記載了發生在保衛“過時的殖民主義和放棄犯罪之間44”的王家行動，就算這樣，馬爾羅也沒有被人看作是阿爾及利亞法國殖民者的支持者。作為將軍地道的同路人，他有時會走在將軍前麵。在拉丁美洲，他堅信在戴高樂政權的最初幾個星期裏，並沒有在阿爾及利亞出現酷刑，盡管以後又有酷刑發生45。皮埃爾·莫瓦諾在馬爾羅赴巴西利亞的飛機上，聽到他這樣說過：要說清楚的是，人民在將軍的行為準則中必須有自由選擇46。莫瓦諾還確定自己在馬爾羅彌留之際，聽過他這樣的說法：“阿爾及利亞會是法蘭西的，就像法蘭西曾經是羅馬帝國的一樣。但是你們要小心謹慎47！”馬爾羅1958年10月21日產生幻覺時，還曾給他的朋友加埃唐·皮康鬥膽寫信稱：“說不定我們會在阿爾及利亞贏得更好的地位48。”

非殖民化的擁戴者

當夏爾·戴高樂宣稱自己可能在阿爾及利亞獲得勇者的和平時，他的部長馬爾羅卻在一次午餐會上因飲酒過量，脫口衝出了滿腦子的想象。那是在和自己的辦公室主任盧貝聊天時，他說自己夢想穿上銀色的連身衣褲49，拿著談判文書，在阿爾及利亞上空跳傘！這可能也是他向《快報》合作總編弗朗索瓦絲·吉魯陳述的最終結束阿爾及利亞悲劇的計劃；吉魯發覺這個計劃如此荒謬，隻有馬爾羅才想得出來50。共和國總統1960年9月確定的自決權進程對馬爾羅來說是很好的途徑。在安德烈·馬爾羅堅信阿爾及利亞是個難以承受的負擔時，阿蘭·佩爾菲特（政治人物、作家）引證道，擺脫（負擔）必須戰勝（與殖民主義的）共享51。部長的合作者或許是根據自己所了解的部長立場，才注意到米歇爾·德勃雷總理宣布過的禁令，是與《121人宣言》簽署者（宣告不屈服的權利）的立場相悖的，因此在執行時並不十分嚴厲52。這份宣言感歎“希特勒的秩序被摧毀15年之後，法國軍國主義竟然恢複酷刑，並在歐洲重新立法53”，宣言簽署者的基調是以馬爾羅和薩特在1958年4月署名的抗議書。他們中的某些人作為文學藝術界的客人，曾於1965年2月被共和國總統府邀請過，阿蘭·羅伯-格裏耶（作家）曾利用這個場合說明，宣言的目的正是幫助戴高樂“擺脫可怕的軍國主義行徑54”！

國務部長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談論的和夢寐以求的是行動。政府秘書長描繪了他在阿爾及爾內戰期間的形象。馬爾羅承認自己缺乏信息，卻仍舊最為激進：“要和拉蓋拉德和他的人做個了斷。”馬爾羅在以上開場白發表四天以後的1960年1月29日，認為反對軍人陰謀就是“不要和共產黨員糾纏在一起，要依靠人民群眾；如果有可靠的部隊，還應該投放在阿爾及爾55”。將軍們發生叛亂時，文化部長衝進內務部，遇見了戴高樂剛剛尋求幫助的法國人，德勃雷總理則招呼這些人朝機場方向行進，堵截誤入歧途的叛亂分子。總統在1961年4月23日夜至24日，揭穿了四分之一退休軍官和部分盲從軍官的行為後56，便去就寢了，馬爾羅則還在幻想能出來一支坦克部隊：他相信自己有權彌補“內務部和戰爭部之間”的惡劣關係57。他後來寫道，自己可以組織裝備，可以武裝誌願者以取代警察和巴黎懶怠的部隊。他會去控製市長那裏的每一次警報，包括三次假警報。不漏掉一個瘋子。誌願者要在淩晨5點恢複市民身份，他會按西班牙的拂曉時光回家，那會是完成任務後奇特又平常的拂曉。

這位原（西班牙）人民陣線成員的反應，讓大部分國會議員感到困惑，他們沒少把馬爾羅的那些反應判定為違反理性的表現。在法蘭西人民聯盟生存期間，蘇戴爾團隊在索爾菲利諾街公開表示了對馬爾羅宣傳團隊的不屑，這些宣傳員“被指責為常常混淆戰爭記憶和政治目標，把好同誌和好候選人混為一談58”。國務部長絕不會忘記自己在1958年7月，如何因關照法屬阿爾及利亞的一名遊擊隊員，失去了新聞部長的交椅；他有時痛苦地感覺自己不能嚴格控製情緒。他希望自己成為阿爾及利亞事務部長59，卻渾然不知在這方麵談判的真實情況。勒內·布魯耶、喬治·蓬皮杜和貝爾納·特裏科在和平道路上行進時，根本沒想過去利用這位代言部長的天才。

非洲獨立的使者

馬爾羅希望將自己的行動延伸到聯合非洲國家，並雇用了海外法國的高級官員埃米爾·比亞西尼60。馬爾羅為撒哈拉以南非洲擺脫殖民化而歡欣鼓舞，當然也在好幾個獨立慶典上介紹了法蘭西。1960年夏天，人們在幾個非洲的新首都聽到他氣喘籲籲、語調誇張地認定61：“一個時期結束了。這不是轉讓權限，而是轉交命運。”馬爾羅和讓-馬塞爾·讓納內（政治人物）一樣，在考慮阿爾及利亞的出路是協商解決問題時，讚同了阿爾及利亞共和國的稱謂。對馬爾羅來說，魯斯協議比埃維昂協議先行一步，像是終於放下了一個難以承受的重擔，讓他看到了勝利62。米歇爾·德勃雷總理在心酸地重提勝利這個說法時卻強調，這隻能說是針對我們的勝利63。可以肯定，1958年4月，在促使馬爾羅簽署反酷刑呼籲書的戰線上，他本人也在阿爾及利亞獨立中感受到了自由。他甚至還到紐約宣稱，必須支持當地軍人：“法蘭西選擇了自主權，因為她選擇了正義，但是正義並不是拋棄無辜者，也不是背叛忠貞者64。”皮埃爾·維達爾-納蓋在馬爾羅的這個言論發表幾個月後認定：當地軍人不必為我們的錯誤買單了65。

安德烈·馬爾羅在第五共和國的最初幾年，完全接受了總統的經驗主義觀點：即使我們為海軍揚帆的出海和出海時間深感歉意，也還沒有超越現實而有價值的政策！他甚至同意了總理米歇爾·德勃雷的體製取向，因為總理認為雖然思想意識過時了，國家卻依然如故，而國家應該成為曆史發展的動力66。阿爾及利亞的和平讓馬爾羅感到滿足，他評價將軍的成功是史無前例的。在他眼裏，即使是波拿巴，那位首任執政官的成就都大為遜色。他毫無保留地讚賞戴高樂：“（他把我們）從那個地獄般膩味的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拉了出來。他讓我們擺脫了百年殖民的幻覺時代。他讓我們在1958年擺脫了第四共和國，讓我們在剛才脫離了他的政治組織。他壯舉輝煌，如結滿碩果的蘋果樹。請相信他的想象力吧67！”馬爾羅在保衛新共和聯盟-勞工民主聯盟的一些會議上宣稱：“其他人的身後是自己政黨的曆史，我們的身後則是我們國家的曆史68。”馬爾羅的言論，對於既未轉向夢想納稅選舉製的時間到來的名人，又未轉向相信意識形態天堂的軍人來說，都是完全能夠被接受的；他的言論自法蘭西人民聯盟創建以來，都是麵對人民大眾，麵對晚上6點鐘的地鐵的！抵抗聯盟的領導人依靠這位老革命者，吸引了以前為共產黨和社會黨投票的選民。何況，左派戴高樂主義的選民，還根據年代和選舉類型，代表了200萬到300萬之間的選票69。這是推動左派政黨的負責人揭示這位進駐法蘭西人民聯盟宣傳部門原代表的理由之一。然而，當共產黨領袖馬塞爾·塞爾萬1958年解釋說，底層人民都相信戴高樂有能力解決阿爾及利亞衝突70時，證明馬爾羅這位反殖民主義者離左派民眾並不遙遠。

左派戴高樂主義者的參照形象

馬爾羅雖從未參與過左派戴高樂主義的行動，卻成為這個主義真正可參照的形象。然而，他為第五共和國1967年國民議會選舉分配正式提名候選人時，和另外8個人在行動委員會裏占有了席位71，然而“對一個尚未完善和脆弱的組織來說，領導人還是過多了”。馬爾羅1966年從嚴重的抑鬱狀態中恢複以後，投入了《反回憶錄》的寫作。他隻在有兩名候選人的選區為他們做過辯護，在新建的坎佩爾市政廳為埃德蒙·米舍萊做過6分鐘的發言，對記者發表了兩項聲明，其中一項關聯到他的文化部問題72。他還為路易·瓦隆，那位準備讓工薪階層在工作單位受益的修正案作者73，去了薩塞爾市的莫裏斯-拉瓦爾電影院，做了約9分鐘的演講74。不過，在83名左派戴高樂分子候選人當中，僅從7名老板和60名管理人員或自由職業者當中數出了1名工人和1名職員75。於是我們更加清楚馬爾羅對選舉爭鬥漠不關心的原因了：他對這種類型的鬥爭毫無興趣。

部長馬爾羅在對多數人來說十分困難的1967年國民議會選舉前夕，寧願到佩裏戈爾待上3天，再次觀賞拉斯科洞窟，他打算在準備擱筆的新書裏提到這個洞穴。部長在政治方麵一直保留著一個明顯嗜好：與戴高樂將軍在高層對話，他總感覺有東西要向戴高樂彙報。然而總統好像很少給他下達個人的書麵指令；在作家馬爾羅的文檔裏，我隻發現了總統關於朗格勒教堂彩繪玻璃窗的一條指示：“親愛的朋友，我強烈推薦您辦理此事。這是在上馬恩省的教堂啊！致最真誠的友誼。夏爾·戴高樂76。”

部長會議上的預言者

馬爾羅有時在部長會議上說話的姿態，“就像坐在三腳座凳上的女預言家77”；米歇爾·德勃雷在提到馬爾羅時說，他的發言從1945年開始就混雜著“閃光點和象征晦澀的內容78”。第一部有關馬爾羅政治生涯的傳記認為，馬爾羅在愛麗舍宮的400來次會議上，都是“一個相對被人忽略的普通人物”。他的老夥伴加斯東·帕萊夫斯基發現“他的話雖不多，卻言簡意賅，甚至神秘莫測”，而且他隻有在讚同將軍的論斷時，才從保留的狀態中走出來79。後來，一位記者回憶說，將軍傾聽馬爾羅說話時態度冷靜，而農業部長或郵政部長卻全都“聽得暈暈乎乎，隻覺得有白鹮在沉睡的金字塔上空盤旋，或者，看見在泰姬陵陰影裏發表預言的小乞丐在他們眼前晃動80”。阿蘭·佩爾菲特有記載說，馬爾羅“在部長會議上幾乎不開口”，隻在他敘述《蒙娜麗莎》的美國之行那天，才發現他神采飛揚81。他欣然指出，馬爾羅愛說俏皮話，總統隻能依據這些俏皮話來評價自己的這位同伴。從馬爾羅強調的“有時必須召喚能人”的說法來看，歌劇院40年來第一次將由一位音樂家出來掛帥了82。馬爾羅1964年9月9日語調深沉地說，法蘭西要成為“世界上唯一準予藝術家進入社會保險的國家”，他們從此就可以靠藝術為生了。戴高樂將軍聽後立即表現得像每次“說法蘭西在某件事上是數一數二的國家83”一樣開心。1964年12月26日的法律確實讓畫家、雕塑家和雕刻家在疾病、生育和死亡保險上都得到了好處；這個狹長的名單證明了財政部的關注使藝術這個傳統領域得到了維護84。

愛麗舍宮裏與國務部長比肩的人物，都明白部長不像第三共和國的國務秘書，那些傳統的管理者一樣考慮問題，而是把自己當作國家命運的工具進行思考。雅克·希拉克（1995—2007年的法國總統）這樣描述他：下巴埋在一隻神經質的手裏，“像是在打盹的樣子，傾聽人家說話85”。照莫裏亞克·舒曼的看法，他能全身心埋頭於文件，“鑽進他負責的事務細節86”。時任軍事部長的皮埃爾·梅斯梅爾記得自己與外交部長交談時，後者曾用被感動的語氣說“不必非議前幾天在報紙上讀到的消息”。這位軍事部長也特別喜歡部長作家的寫作，那些故事“讓人想到史詩般的小說”，盡管有某些讓人費解、離題萬裏的地方。他還指出，即使自己這位作家同事能承擔軍事事務，也“不會去幹預公眾和部長會議的87”。總統府最後一位秘書長這樣描寫：“人們或許更喜歡馬爾羅多多幹預，但他往往沉默寡言88。”或許正是這個沉默的態度才讓莫裏斯·顧夫·德·姆維爾說，戴高樂與馬爾羅在二重唱中做到了互補。馬爾羅在“自己的”將軍辭職後變得更為木訥；他在阿蘭·波埃（1969年接替戴高樂的代理總統）主持的首次會議上，緘口無言，表情“神經質並若有所思”，時任外交部長的米歇爾·德勃雷卻言辭激烈，向那位代理總統發飆道：“法蘭西在星期天麵對世界，經受的是失敗89。”

喬治·蓬皮杜的謎一般的對手

部長在愛麗舍宮、辦公室和在旅行中一樣，隻願意做將軍的部長。他抱著這種想法，於1962年為修正共和國總統的選舉方式做了辯護。在夏爾·戴高樂“通過全民普選成為不露麵的當選者”後，部長認為不可能“再有人跌入權貴製度”，他認為改革還不夠徹底：“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徹底。隻有民眾成為世界的主人後，曆史才會呈現出其他色彩90。”羅蘭·馬爾羅的兒子阿蘭甚至在某個晚上，聽到幾乎是父親的這個人，向他吐露了不能告訴總統的隱情：“將軍隻有一位真正的繼承者，那就是我91。”然而，無論是戴高樂主義的巨頭們還是喬治·蓬皮杜，都從未想過馬爾羅會擔任這個角色，再說，未來的總統蓬皮杜，還準備在1965年毛遂自薦候選人資格呢。戴高樂總統在部長會議上發生的幾次記憶空白，都給了馬爾羅表達意願的機會92。記錄他人生的書籍印刷出版了300萬冊93，而他的計劃卻不得不推延，因為將軍也決定自薦為候選人。馬爾羅在蓬皮杜離開馬提尼翁總理官邸以後，才在1968年7月向這位已經疏遠的朋友拋出此言：“康塔勒的議員先生，幹杯，祝您好運！”先是總理後來是總統重要顧問的皮埃爾·朱耶覺得其實人們應該從未忘記，60年代法蘭西的命運關聯著戴高樂、蓬皮杜和馬爾羅這個三角定位94。

對文化部長來說，不可能在沒有戴高樂的情況下保留戴高樂主義；部長在1969年4月的最後一次公民投票上直言不諱，肯定了這一點。一位左派戴高樂主義者甚至記得，馬爾羅曾催促前總理宣布，如果將軍離任，自己就不再繼任候選人：緘默不語就是在做相反的招認。馬爾羅占上風以後，便著手推動了一個擺脫高尚和烏托邦的恰當的戴高樂主義95。馬爾羅曾疏遠戴高樂，主要因為聽第五共和國第二任總統說過“您十分清楚戴高樂將軍是個愛空想的人”，這句話促使他對貝爾納·特裏科說：大勢已去，該落幕了96！

沒人能否認這位戴高樂夥伴部長的傲骨，證人們追憶他的真實作用時都十分謹慎。部長的一位主要合作者堅決否認他是文化上的糊塗蟲，回憶他是在“以工匠的激情處理文件”，“用小孩子的專注97”細心工作。然而不能肯定，從一個審計法院的人嘴巴裏吐出來的對部長幼稚舉動的回憶，是否真的是讚揚。米歇爾·德勃雷也用同樣的意思提起過1945年秋天，馬爾羅一邊按鍵，一邊發現部級之間的通話竟有如此魔力！馬爾羅這個人“向往法國文化，認為戴高樂將軍勝過大部分人，然而他看待將軍用的隻是自己的方式”，許多戴高樂分子都在利用總統兒子上麵的這段話98，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後還是對馬爾羅的政治表現有所懷疑。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將軍對他的慈愛。戴高樂認為，他的部長是位了不起的作家，因為他讓自己了解了造型藝術世界。戴高樂曾對米歇爾·德勃雷說，自己的兄弟奧利維耶的繪畫工作得到過馬爾羅的誇讚：馬爾羅跟我說他畫得不錯99！而總統卻幾乎一貫小心謹慎，在布爾熱欣賞考爾德壯美的固定雕刻之作和比希埃、阿爾普、米羅等人的作品時，不過就誇讚了這麼兩句話：布局完美，形成了激動人心的整體100！

第四共和國議會的最後一任議長戴高樂，曾在1958年9月4日發言宣布全民公決建立新共和國體製之前，讓朋友馬爾羅注意“活躍活躍氣氛”。這位被委任的部長“以他感人的語調，講究的儀表101”震撼了全場。誰也不會忘記他對共和曆政體第二年（1794年）士兵的精彩回憶，那些士兵曾以自由的名義震撼宣布了與共和國和曆史的約會，讓全歐洲載歌載舞。然而很多聽眾仍舊感覺不適，因為馬爾羅還像在法蘭西人民聯盟時那樣，繼續“在馳騁地獄的列車上、意想不到的岔道上，在晦澀的省略、費解的趣聞逸事和略微明了的隱喻裏102”侃侃而談。與他交談的人經常隻能捕風捉影，抓住幾個令人迷惑的句子，誰也無法控製他閃爍其詞的談話所形成的反響和這位若隱若現的政治頭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