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的城市異托邦

張豔庭，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青年文學》《作家》等數十家報刊發表文學作品與學術論文等。出版學術隨筆集《解剖城市：城市空間的文化解碼與精神分析》，長篇小說《搖滾烏托邦》《我是文藝青年》，散文集《古典空間的文化密碼》《心有猛虎，細嗅薔薇》，詩集《你好，生活》等，曾獲同濟大學文學創作獎一等獎等多個獎項。現任教於洛陽師範學院文學院。

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公共交通工具開拓了城市的邊界。隻要公交車能通到的地方，城市就把自己的疆界駐紮在那裏。從這個意義上說，城市的邊界從來都不是確定的。車輛的流動性給這個邊界也帶來了流動性和無限的可能。因此，當城市在不斷地吞並鄉村和農田的時候，公交車也是“幫凶”之一，在給城市不斷劃定新的勢力範圍。

城鎮化的發展帶來了各種利弊，但總的來說，城市仍然是人類文明的集大成所在。城市在帶走了“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的景象之後，帶來了更多的方便快捷，更多的公共資源，公交車就屬於其中重要的一項。這是公交車自身的悖論。雖然私家車早已不是稀罕物，但對於經濟不太發達的城市，公交車仍是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廉價應該是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就像在人們慣常的觀念中，市民階層是精於算計的階層。在許多意識形態色彩明顯的影視劇中，小市民仍是一種帶有貶義的稱謂。但事實上，現代化，尤其是市場經濟最重要的一個表征就是，每個人都成為一個經濟體。作為一個經濟體，必須學會種種成本核算和價值的換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是每個人都應該具備的生存技能。於是在對出租車和公交車的計費進行比較之後，市民們一般都會選擇公交車作為出行工具。在未開通地鐵的城市，不管怎麼算，乘公交車出行都是最劃算的。公交車由此成為市民階層最重要的出行工具。

除此之外，公交車還有另一個重要標簽——環保。雖然公交車一樣排放大量尾氣，但相對於自駕車來說，在城市裏乘坐公交車就是環保的。城市將許多邏輯和標準從絕對變成了相對。這種相對性可以一直排列下去，如和乘坐公交車相比，騎自行車上下班當然要更環保。現代化的發展，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價值和標準的多元，就建立在這物質極大豐富的基礎之上。但城市的發展同時又在限製這種豐富性。如在上班這件事上，如果城市較大，住所離上班地址太遠，騎自行車上下班無疑不具普遍的可操作性。於是以公交車為代表的公共交通，將形而上的環保與形而下的省錢統一了起來。

雖然公交車有如上優勢，但在馮小剛的電影《甲方乙方》中，葛優扮演的姚遠對公交車大肆誇讚，並且拿轎車和它對比，讓轎車也敗下陣來，就有點小市民的自欺欺人了。觀眾也大多隻是把它當作一個笑料，沒有人會真正當真。就算坐轎車的人真的無法在車裏站立，轎車最起碼提供了一個相對私密的空間。而在公交車裏，彼此沒有關係的人被集中在一個狹窄的空間裏。人們需要在陌生的目光中正襟危坐，或無奈地站立，或目光不斷搜尋即將出現的空座，最後抵達自己的目的地。我曾在《雨中的戰爭》中寫道：

雨水像一場戰爭

曠日持久

人們紛紛雙手舉起傘表示投降

而上下班時的公交車

擁擠得像拉著一車車戰俘

當大雨將走路和騎車的人趕進公交車之後，戰俘的比喻可以形象地說明人們在爆滿的公交車上的狼狽。錢鍾書在《圍城》中也描寫過更嚴酷條件下人們擠車的感受：像罐頭裏直立的沙丁魚。能夠喚起我的這種感受的是我在鄭州乘坐公交車的經曆。那次我從鄭州的南端去往北端，在人群擁擠的公交車上站立了將近兩個鐘頭。自此，我對鄭州這個城市產生了一種畏懼心理。但鄭州的狀況與許多一線城市，尤其是超級大都市相比，也隻是小巫見大巫。超級大都市在空間上的擴張戰爭，讓生活在其中的市民擁有了一個幾成悖論的身份：他們既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卻同時也是這場戰爭的戰俘；他們既占有了巨大的空間，卻又被拘束在狹小的空間裏。

因為這種城市的擴張，人們不得不耗費越來越多的時間在交通工具上。作為城市主流交通工具的公交車，承載著最為密集的時間。一般情況下，人們會怎樣在公交車上消耗或打發自己的時間？

向窗外眺望或者張望是一個方法。隔著車窗張望城市是一種獨特的視覺體驗，羅蘭·巴特寫過：“如果我坐在車裏透過窗戶眺望車外的美景，我可以隨意地或觀賞景色或凝視車窗。在那一瞬間，我意識到玻璃的存在和風景的距離；在另一瞬間，相反地，意識到玻璃的透明和風景的深度；然而下麵這種交替變換的結果對我來說是不間斷的：玻璃一度對我而言在場而空洞，風景雖不真實卻豐盈。”保羅·維利裏奧則將玻璃窗上看到的風景當作電影：“從嚴格意義上講，擋風玻璃上流動的就是電影。”

羅蘭·巴特和維利裏奧車窗裏的凝視並未限定具體的車輛，而是泛指意義上的汽車，更偏向於私家車。對於線路固定的公交車而言，車窗外的風景因日複一日的磨損而失去其豐盈的意味，也喪失了其電影的魅力。城市居民往往會乘坐固定線路的公交車，這種固定的線路使他們對車窗外的風景無比熟悉，不會再將其當作電影來觀看，而更多的是當作一種城市移動戲劇的布景。而在公交車上，這種移動的戲劇也因其過分明確的開頭——中間——結尾而沒有絲毫的懸念和高潮，使這部戲劇顯得平庸和乏味。僅僅從風景的角度來看，公交車因其處於移動之中，觀看無法聚焦於細節，使得車窗外的風景仿佛顆粒粗大的數碼照片。其提供的更多是一個大致輪廓而無法提供對細節的聚焦。這樣的景觀對於許多人來說是沒有意義的，正如在手機或者相機像素不斷提高的時代背景下，人們無法容忍顆粒粗大的數碼照片。於是數量眾多的人在乘坐公交車時，忽略窗外顆粒粗大的風景而打開手機，觀看像素更高的手機上的風景。有些人則擔心坐過站而不看手機，或者選擇發呆，或者望向車裏。由於在公交車上，陌生人被強製坐在一起，有的人會將望向窗外作為掩飾沉默的尷尬的辦法。這種望，可以說是無物之看。雖然他的目光朝向外部，但並沒有真正看到東西。窗外移動的景觀在他的目光中是失焦的，這種失焦導致了看的失效。

隻有對於初到者或旅行者，公交車所提供的移動視窗，是一個了解城市的好方法。雖然無法細覽，但這也是一種獲得對城市大致印象的方法。正像印象派畫家注重光影和色塊，追求印象的旅行者也隻是從一個個移動的瞬間畫麵中來把握一座城市的整體。而這種粗淺的浮光掠影的印象也是容易被遺忘的，所以一個外來者想真正了解一個城市，需要走下車，以步行深入風景，以停留來進行靜觀與凝視。我在旅行中也曾靠乘坐公交車來獲取對城市的大概印象，然後再步行或騎行來深入了解。而在我自己居住的小城，在乘坐公交車上下班的路上，我會選擇做其他事。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選擇在早上乘坐公交車上班時打盹補覺。而在下班或去其他地方時，我會在公交車上閱讀。因為車輛移動造成的不穩定，不管是看紙質書還是看手機裏的電子書，眼睛都不舒服。雖然這是一種打發時間的方法，但我還是好多次因為閱讀而坐過站，有時候不得已隻得坐返程車返回。這樣的經曆並不能劃入美好記憶的範疇。

我聽一個人說過，他喜歡聽公交車上人們的聊天來打發時間。這些聊天就像打開了一扇通往陌生人房間的窗戶。的確，有時候這樣的聊天會暴露出許多隱私。我就在公交車上聽到過大量的私密話語。有些是兩個人聊天，有些是在別人打電話時聽到。如果在其他場合，這種偷聽會很快被識破。但在公交車上，正襟危坐與側耳偷聽可以同時完成。公交車自身構成了偷聽最好的掩體。從傳播學角度說，偷聽是促成流言或謠言的首要環節，流言在傳播過程中由量變到質變而發展成為謠言。公交車這樣狹窄封閉的空間為流言或謠言提供了溫床，但城市巨大而發散的空間卻又把這流言或謠言消解。因為城市製造了陌生人。與鄉村中的熟人社會相比，城市更多是一個陌生人社會。由公交車縮小的人們之間的空間距離並不能縮短人們之間的心理距離。傳統鄉土社會空間裏人們因熟悉構成的倫理紐帶，在城市很容易被消解。而對陌生人來說，流言或謠言的傳播並不能帶來道德審判，也不能帶來道德快感。在城市，也無法找到一個道德倫理共同體，來完成這種審判。一個陌生人的真實故事和想法對於另一個人的生活來說，幾乎可以當成虛構的小說，因為它們不會在這個聆聽者的生活中產生實質影響。所以一個人在講述自己刻骨銘心的經曆時，有可能對另一個人來說，隻是像在讀一本小說。因為這個主人公在講完之後很可能就會徹底消失。就像人們讀完一本小說，合上書本後，主人公在閱讀者生活中消失一樣。

地鐵時代到來後，拓展城市的主要工具成為地鐵。作為一種更加快捷有效的工具，它帶來了公交車不具備的副效應：帶領城市房價攀升。地鐵所經之處，周邊的房價都會隨著提升。這會導致打工者或城市遊牧族對地鐵的既愛又恨。愛的是，它提高了速度，使得他們可以選擇居住在地鐵可以抵達的偏遠之地，這也意味著更低的房租。甚至因為這種方便，有的人也會選擇在更遠的地區購置房產。但另一方麵，因為地鐵的抵達，往往會提高這一地區的房價，使有的人買房計劃泡湯；而隨著房價的提升，房屋租金價格也會進一步提升。在這種情況下，便捷與便宜之間的關係成了魚與熊掌的關係，二者不可得兼。而正是地鐵，將他們置入這一矛盾的情境中。這使得他們對地鐵本身的情感變得矛盾起來。但以兩害相較取其輕的原則，他們仍然會對地鐵有所偏愛。

公交車也可以放入這種兩害的框架中，與地鐵形成一組二元對立。我曾有在北京這樣的超級大都市和鄭州這樣的大都市乘坐公交車趕往某一地點的行為。當乘坐公交車超過一個小時，對於常人來說，就會引發種種不適：焦慮、煩躁與心慌。我在鄭州乘坐將近兩個小時公交車的經曆中，大部分時間還都是站著的。在那個本應宜人的初夏時節，公交車因為太過擁擠而產生的悶熱幾乎讓我窒息。也許因為這次坐車的經曆印象太為深刻，作為一個在小城市生活慣了的人，我始終對鄭州有種內心的排斥與恐懼感。後來鄭州開通了地鐵，這種排斥與恐懼似乎一下消失了。雖然地鐵一樣地擁擠，但卻擁有異常快的速度。以往乘坐公交車一個小時抵達的地方，乘坐地鐵甚至隻需要十幾分鐘。這正符合大衛·哈維對現代性“時空壓縮”的論述，他認為：“為了通過時間來消滅空間，它必須生產一種特殊的空間關係（如鐵路網）。”

雖然大衛·哈維論述的空間關係是更大範圍的鐵路網，但對於地鐵網絡同樣適用。如果說現代性早期需要用火車連通鄉村與城市，那麼隨著城市的無限發展，變得巨無霸化，它自身也需要鐵路網的連接。但城市表麵的道路是汽車的天下，私家車的發展一度提高了在城市中移動的速度。它們比公交車有更小的體量、更方便的移動、更快的速度，但這一切又因為私家車擁有量的增加變得相對化。隨著車輛的增加，堵車逐漸成為城市無法治愈的頑疾。治愈這個頑疾的方法之一是拓寬或增加城市道路，但這個方法需要花費較多金錢，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另一個方法就是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其中地鐵作為高效的公共交通工具，是許多大型城市的選擇。這仍是一種鐵路網，隻不過是將其網絡放置於地下，不占或少占地麵的空間。

由於鐵路軌道的專門化，列車行駛的高速度，並且身處地下，有效緩解了城市的交通壓力，通過對空間的壓縮方便了城市人的出行。

而對空間進行壓縮隻是地鐵這種工具的一麵，另一麵則是對空間的征服。因為這種征服，城市得以繼續擴大。城市的擴張是現代社會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現象，但城市並非可以無限擴張，它需要有內部的支持機製，其中交通是最重要的部分，而公共交通又是最重要的一環，以前它主要依靠公交車來實現。但隨著城市的擴大，公交車顯得力有不支。雖然有的城市開通BRT（快速公交）等公交專線，但對於太大的城市仍有力不從心之感。鮑曼指出，自現代社會以來，“‘空間的征服’，開始指運行更快的機械。加速運動意味著更為廣大的空間，而加快這一運動是擴大空間的唯一方式”。

在城市裏，這個運行更快的機械就是地鐵。城市通過地鐵，延續了自己的空間征服，擁有地鐵的城市往往擁有巨大的體量。雖然許多城市是因為過於龐大才修建地鐵，但這種因果關係其實是可以顛倒的：因為有了地鐵，它們才變得更加龐大。

因為高速與便捷，地鐵受到了城市人的喜愛和歡迎。許多年前，導演張一白拍攝了電影《開往春天的地鐵》。作為曾經的廣告導演，張一白深諳影像的精致與時尚之道。《開往春天的地鐵》就擁有精致與時尚的影像風格，但畫麵有點過分幹淨，故事情節也精致或者說過分精致了些。由於身處城市的地下，地鐵空間往往比公交車擁有更多異質性的元素。雖然城市規劃者並不這樣考慮。加裏·布裏奇與索菲·沃森在《城市公眾空間綜覽》一文中認為：“視公共為開放但非個人空間的觀念占據了西方和殖民城市的實際設計和規劃。在很多西方城市中，公共空間（公園、浴場、圖書館）的建設和連通是市政革命的偉大成就之一。但它同時也灌輸了一種思想：空間必須是有序的和理性的，在某種意義上空間本身是中性的，是康德所指的活動的容器。”在這種規劃的思想中，公共領域應該成為“一種與他人交往中的慎重的非個人化、無傾向性和理性的空間”。

許多公共空間都會有這種特征，如公交車，但地鐵卻更具異質化傾向。如果從精神分析學角度來論述城市空間，這個城市地下空間，就像是城市的潛意識，而潛意識中總是會有理性無法控製的事物產生、出現。我就多次碰到過在地鐵車廂內乞討的人，也碰到過許多請求掃碼的創業者，還在地鐵站見到過彈奏樂器賣藝的人。許多奇裝異服者在地鐵中更容易見到，地上的公交車中卻顯得相對稀少。這不能排除他們可能是專門穿上奇裝異服來乘坐地鐵，以風格化的對理性的反叛來彰顯個性，但這種反叛有時又會落入一種文化或意識形態的窠臼中。風格化的奇裝異服正表明了個體歸於某種文化群體，這種文化群體大多屬於亞文化範疇。地鐵的地下空間中，的確是亞文化生長的土壤。國外還有人在地鐵中搞“無褲運動”，就是不穿外褲乘坐地鐵。這也是一種風格化的對理性的反抗，雖然沒有彰顯出個性，但反映了一種亞文化的反抗態度。

地鐵中亞文化的興盛與亞文化的空間處境似乎有著一種隱喻性的相似，也與地鐵這一交通工具的封閉性乘坐感受有關。雖然地鐵並不真是封閉的，相反，它有著比普通列車更大的玻璃窗戶。但由於地鐵是在地下運行，大部分時間是穿行在黑暗中，也就不可能像公交車一樣成為一種移動的視窗，可以用來觀看城市。地鐵中的目光是向內的。波德裏亞曾經對車有一個比喻：“車現在成了一個太空艙，其儀表、大腦、周圍的景觀像電視屏幕一樣打開。”

這個比喻雖然是關於汽車的，也很貼切，但“太空艙”的喻體，似乎更適合於地鐵。地鐵內部的屏幕和外部的廣告，以及其穿越的茫茫黑暗都更符合其意境。事實上，地鐵也是科幻小說書寫的重要對象。科幻作家韓鬆的小說《地鐵》，對地鐵的地下空間做了更具異托邦性質的空間想象。小說中的人物發現地鐵空間被奇怪矮人控製，人們被裝進瓶子中運走，而地鐵的真正終點成為太空。或者人們在這裏發生各種變異，或者人類最終完全在地底下生活……這種“異托邦”性與福柯所說的異托邦還不相同，而是獨屬於科幻文化。科幻小說中的異托邦空間，可能是完全日常的、普通的空間，但在這樣的空間中也會發生異於尋常甚至駭人聽聞的事件。雖然這種異托邦並不強調空間的特殊性，但《地鐵》這樣的科幻小說的思想立足點，仍然基於這一空間的獨特性：深處地下，並且帶有一定的封閉性。

在一些影視作品中，地鐵的空間也與人們的潛意識空間更加接近。在獲得多項大獎的電影《小醜》中，小醜第一次殺人是在地鐵之中。這樣的殺人情節應該隻有地鐵中才會真正上演，在公交車中是不可能的。空間有自己的體製，相較於青天白日，陽光照耀的地上空間，地下空間似乎會給犯罪以天然的庇護。當然這很大程度上隻是一種錯覺。事實上，許多國家對地鐵站等地下空間的安保措施都更加嚴格，使這裏的犯罪率並不高於地麵之上。不過這並不能阻止文學與電影的虛構。因為文學的空間想象中，有許多是基於潛意識，而非理性或實證性。

文學藝術作品具有互文的特征，在克裏斯蒂娃等後結構主義文論家看來，互文性是文學文本最重要的特性。從這個觀點看，書寫地鐵的文學作品有相互之間的影響，而早先的作品對後來作品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大概最早使地鐵的文學意象和意境深入人心的，應該是意象派詩人龐德的代表作《在地鐵站》。杜運燮對這首詩翻譯的版本是：

人群中這些麵孔幽靈般顯現；

濕漉漉的黑枝條上朵朵花瓣。

這首原有幾十行、後被龐德刪至兩行的詩作，可謂世界現代詩歌史上的名篇。其內涵也具有意象派朦朧模糊的特征，但傳達出的感受和思想還是能夠理解的。以幽靈來比喻那些麵孔，正符合那些麵孔的偶然性、隨機性、易逝性等特征。這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性特征。但詩並未完全流入陰暗的調子中，詩人以花瓣來比喻這些麵孔，表明了詩人對這些麵孔生命性特征的讚美甚至傾倒。而地鐵，在詩中以濕漉漉的黑樹枝的形象出現，表明了詩人對它的負麵印象。這種負麵印象是具有傳染性的，也許正是這濕漉漉的黑樹枝的意象成為後來文學作品對它進行書寫時的一個文化背景。我也寫過關於地鐵的詩。現實生活中，我對地鐵有著頗多的好感，正是地鐵帶來了方便、快捷的城市生活。在同濟大學讀研時，我正是乘坐地鐵跑遍了上海。它給我提供了最方便快捷的遊覽或抵達某一地點的方式。畢業一年後，我看到下一屆學生製作的畢業視頻，第一個畫麵就是地鐵。當熟悉的“同濟大學地鐵站到了”這個聲音出現的時候，我差點忍不住哭起來。這個聲音曾經給過我無限的美好，更給了我足夠的安心和溫暖之感。但我在一首詩中寫到地鐵時，仍然有將它妖魔化的傾向：

地鐵則帶我洞穿了上海的胃

它吞下了那麼多人

又吐在大街上

也許作為一種文學意象，地鐵更多的時候，隻能蒙受這種由對地下空間的偏見所帶來的不白之冤。

選自《湖南文學》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