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明朝的末代君主明思宗朱由檢，因年號崇禎，人們也習稱他為崇禎皇帝。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農民軍攻入北京內城，明思宗走投無路，與太監王承恩一起登上煤山（今北京景山），在皇壽亭畔的一棵槐樹上自縊身亡，宣告了明王朝統治的終結。

統治長達277年的明王朝，最後葬送在明思宗手裏，他自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明思宗自己卻不這樣看。崇禎八年（1635），當鳳陽的明皇陵遭到農民起義軍放火焚燒之後，他發布了罪己詔，在“罪己”的同時，就指責文武大臣“誇詐得人，實功罕覯”，似乎明王朝麵臨的深刻危機，都是由“諸臣失算”［明］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榷》卷九四，崇禎八年十月乙巳，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717頁。造成的。到崇禎十七年二月，當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渡過黃河橫掃山西之時，他更是大肆譴責臣僚，說：“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矣！”［清］查繼佐：《罪惟錄》帝紀卷一七，《毅宗烈皇帝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頁。到了三月，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他在煤山自縊之前，還在衣襟上憤然寫道：“朕薄德匪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四，《莊烈帝紀》二，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35頁。至死都不承認自己是亡國之君。

作為明思宗的勁敵，明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的李自成，在崇禎十七年二月率部橫掃山西，發布檄文也說：“君非甚黯，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周而公忠絕少，賂通公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國榷》卷一〇〇，崇禎十七年二月壬申，第6026頁。

明思宗死後，對他的評價便出現了聚訟紛紜的現象，既有斥責者，也有同情者，更有讚頌者，令人莫衷一是。

清康熙帝為修明史，曾對明史館諸臣發表對明史的看法，謂：“當洪、永開國之際，創業垂統，綱舉目張，立政建官，法良意美，傳諸累葉，雖中更多故，而恪守祖製，足以自存。又十六朝之內宮禁毖嚴，而女主不聞預政，朝綱獨禦，而權奸不敢上侵。統論一代規模，漢迄唐宋，皆不及也。惟是晚近諸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寺之手，不能接對群臣，巡省風俗，以致民隱壅於上聞，軍務日益弛廢。迨末季朋黨滋繁，一時大小臣工，悉固私交而行欺罔，遂使國是淆亂，盜賊恣猖，役重賦煩，邊腹交困，而明祚馴至衰危矣。”［清］劉承幹：《明史例案》卷一，徐蜀編：《〈明史〉訂補文獻彙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這段話概括地論述了明代諸帝的是非功過，既充分地肯定明初太祖、成祖“創業垂統，綱舉目張，立政建官，法良意美”的曆史功績，也無情地揭露晚明諸帝“民隱壅於上聞，軍務日益弛廢”，特別是末季崇禎帝“國是淆亂”“役重賦煩”而致明祚衰危的弊政。

清乾隆朝修成的《明史》，在《莊烈帝紀》之後的讚語中，對明思宗做出這樣的評價：“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製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明史》卷二四，《莊烈帝紀》二，第335頁。這則代表清代官方的評論，褒多於貶，極力讚揚明思宗的“慨然有為”“不邇聲色，憂勤惕勵”，至於“祚訖運移，身罹禍變”，那不過是“氣數使然”罷了。

明末的憂時之士夏允彝，在《幸存錄》中評價明思宗說：“烈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措，則內璫每發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而滿朝之用舍榮枯，則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為所陰移而不覺者。”［明］夏允彝：《幸存錄》，《明季稗史初編》卷一五，上海書店1988年版，第306頁。批評明思宗“太阿獨操”，也就是獨斷專行，認為明王朝之亡就亡在他的獨斷專行。

清初浙江海寧人查繼佐，在《罪惟錄》中評述明思宗一生的功過是非說：“帝勇求治，寡欲崇儉，鰓鰓民瘼。此心誠可享上帝。獨少推誠，稍舞智，往往以處逆魏之法繩其下。於是諸臣救過不暇，即賢者亦或寧自蓋。而堅任諸內侍，益灰豪傑之隱。曰吾自不旁落，己旁落矣。以饑益盜，以加派益饑，以繕兵益加派，以不知所以用兵益繕兵，久之兵皆盜也。盟諸中者，不與眾喻，有恝視耳。帝信王時嘗閱《三國誌》，見十常侍及董卓、曹瞞矯製擅權，未嘗不撫掌切齒。已聞立枷之刑，頗為動色，乃逡巡似失初指，則事勢流激之，不期其然也。雖然，不屈者人臣之節，而天子先之。為南麵持大防，義矯百代，是故願從者眾。為北麵昭大節，亦矯百代。”《罪惟錄》帝紀卷一七，《毅宗烈皇帝紀》，第386—387頁。讚揚明思宗勇於求治、寡欲崇儉、關心民瘼，最後以身殉國，是個“矯百代”的壯舉。同時批評他少推誠，稍舞智，疏遠大臣而信任宦官，最後導致王朝的覆滅。

清初直隸豐潤人穀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中評論明思宗說：“懷宗之圖治，與其所以致亂，揆之事實，蓋亦各不相掩焉。方其大東罷貢，便殿停香，記法重珥筆之臣，寒暑禦文華之講，進監司而問民疾苦，重宰執而尊禮賓師，以至素服論囚，蠲逋珥亂，罪己則輟減音樂，賑饑則屢發帑金，於是愛民勤政，發奸摘伏，此則懷宗之圖治也。及其禦寇警則軍興費煩，急征徭則閭閻告病，以至破資格而官方愈亂，禁苞苴而文網愈密，惡私交而下滋告訐，尚名實而吏多苛察，於凡舉措聽熒，貞邪淆混，此則懷宗之致亂也。”［清］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二，《崇禎治亂》，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10頁。認為明思宗的為政，其致治的績效與致亂的禍患都極顯著，互不相掩。

曾協助穀應泰編修《明史紀事本末》的文學家張岱，在《石匱書後集》中，對明思宗的功過逐一進行評述，最後以同情的筆觸寫道：“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黷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即古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乃竟以萑苻（原意為澤，引申為盜賊出沒之處）劇賊，遂至殞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嘔血，思與我先帝同日死之為愈也。”還說：“先帝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勵哉！”［明］張岱著，中華書局編輯所編輯：《石匱書後集》卷一，《烈皇帝本紀》石匱書曰、又曰，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0—41頁。褒揚多於譴責，字裏行間流露出一股惋惜之情。

清乾隆年間馳譽文壇的全祖望，在《明莊烈帝論》中則針對明思宗自謂非亡國君的言論，評論說：“莊烈自言非亡國之君……雖然莊烈之明察濟以憂勤，其不可以謂之亡國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凡莊烈之召禍，在內則退宦官而不終，在外吝於議和。”［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九，《明莊烈帝論》，國學基本叢書本。他認為放任宦官幹政、拒絕與清議和，是導致明思宗亡國的兩個關鍵問題。

對明思宗評價的這種意見分歧，在史學界長期存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史學家對明思宗的評價多持否定態度，但也有些論者仍對其表示同情，甚至為之開脫、辯解，讚同其為“非亡國之君”說。近年就有學者援引明清史學家孟森“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孟森：《明清史講義》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3頁。的論斷，進而推論是曆史讓明思宗演出了一個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那麼，明思宗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曆史人物，上述的諸多評論究竟哪一種符合曆史實際呢？這部《崇禎傳》，擇取明思宗生平活動的十個專題，以點帶麵地概述其一生的重大活動及其對曆史演進所產生的影響，進而對其是非功過做出客觀公允的評價，來回答讀者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