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初到鄭州

正是寒冬的夜晚，鄭州街上，幾乎斷絕行人了，淩楚藩來到扶輪學校。我們相見之下，雙方都有一點神秘的心情：在他那一方麵，也許感到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特從遠道來訪，過於突然；在我們這一方麵，幾個月的摸索，到今天才接觸到正規的鐵路工人，自然感到非常興奮，又存著莫大的希望。

我們先談了一點關於隴海鐵路罷工的情況，才問到京漢鐵路工人的情形及他個人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淩楚藩很感慨地說：“鐵路工人的待遇，比一般的工人是高一點，但也有限，象我這樣的工匠，也算是經過了十磨九煉，在工作上負技術責任，還要帶幾個學徒，指揮一群小工工作，每天工作時間照規定是十小時，輪流值班，有時還要加班，平均工作時間差不多每日是十一小時左右。我們的待遇，是以技術和工齡來決定。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資不過二十多元，工齡長、技術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特級工匠的工資有到七十元的，那要有孰練的技術和很長的工齡，在一百個工匠中難得有一兩個。至於小工和臨時工，那就苦極了，從八 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時間除正規的十小時而外，還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如果在工作上表現不好，隨時有被開除的危險。在工人福利方麵，也是虛有其名，各路各段各廠各處都設有福利機構，用人很多，花錢不少，所用的那些人，都是一無所長的特權階級的私人，這些家夥營私舞弊、貪汙腐化。福利費真正用到工人身上的，那是很有限的。我到鄭州已經當了六年工匠，我的家庭人口不多，生活還過得去，不過一般工人的生活都很苦，沒有心思幹活，覺得沒有甚麼前途。機器工人，就是機器的奴隸，前途還有甚麼希望呢?”我們聽了他的談話，知道他是相當懂事而又有活動能力的人，他對人的態度也很熱情，就對他說道：“工人是世界上最受壓迫的人，也是創造世界的人，工人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可以改變人類的曆史命運。俄國的十月革命，就是工人搞起來的，現在世界各國的工人正在組織活動中，中 國也不應該例外，所以我們在上海發起組織中 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勞動周刊》就是中 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機關報，我們的任務是：第一，調查各地各種各樣工人的工作情況和生活情況。第二，宣傳鼓動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普遍發動組織工人俱樂部和工人補習學校。第三，把工人組織起來，由工人俱樂部和工人補習學校，發展到工人自己的組織——工會。工會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團體，也就是保障工人 權利的組織。世界各國的工人都是這樣做，我們也這樣做。我們這次來訪問您的目的是：第一，是想了解京漢鐵路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況。第二，想同您商量如何才能把京漢鐵路工人組織起來?很想聽聽您的意見。”

他馬上站起來很興奮地說：“先生！這對我是一件很新鮮的事！也是我們工人的一件大事，我同意您的意見。《勞動周刊》我看過幾期，我也想到組織工人的問題，但是我不知道從那裏做起，現在既然有了一個中 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來發動組織工人，我們有了依靠了。我想就照中 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方式方法，把京漢鐵路工人組織起來，我願意在組織工人的活動中，貢獻我的力量，您看我能幹甚麼呢?”我說：“我們先計劃把鄭州這一段的工人組織起來。”他接著說：“我們還可以計劃把江岸總段的工人也組織起來。”我問：“江岸方麵的工人，你認識的或有交往的有多少人?”他說：“我有個把兄弟在江岸做翻砂匠，還有不少的朋友，無論是福建幫、江南幫、湖北幫，我同他們都處得不錯，因為我是個湖南人，是一個超乎幫口以外的人，所以我在江岸方麵的人緣很好，我對這方麵還有些辦法。”

於是就決定先就鄭州江岸這兩個總段作為工作據點；鄭州方麵由他負責，江岸方麵由他介紹幾個朋友同我們聯係，組織活動由我們負責。談到這裏已到晚上十一點半了，話還沒有談完，他提議要我們再住一天，明天夜晚我們再商談一次，他再約一兩個夥伴來同我們談談，作出初步決定。我們同意他的意見。工作總算是找著門路了，很感愉快。

第二天下午七點多鐘，淩楚藩同他的夥伴王宗培、劉文鬆來了(劉文鬆後來投靠國民黨，成了工賊）。他介紹我們見了麵，坐下來，淩楚藩開始說：“我們昨夜所談的話，我已同他們（指王、劉）談過了，他們都同意我們昨夜所談的意見；鄭州方麵暫由我們三個人負責聯絡，江岸方麵也找出幾個負責的人來，先把這兩個總段組織起來，將來各站的組織，由江岸向北發展，由鄭州向南發展，先把鄭州以南的各站各廠組織起來，再由鄭州向北發展，長辛店方麵原來有個工人補習學校，或許已經有了初步的組織。”

我說：“北段的組織可由中 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支部負責進行，我們可以分頭進行。”

王宗培是個翻砂匠，他是湖北人，曾在江岸工作過，他對江岸的情形也很熟悉。劉文鬆是個火車司機，河北人，家住在鄭州，經常在車頭上工作，他對全路的情況都很熟悉，他們兩人也談了一些工人的組織工作和工人的福利問題。

總起來說，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淩楚藩知道扶輪學校那個同 誌同我們的關係，便邀請他幫助他們做些聯係及文書工作，他當時答應了。但後來他因為教書很忙，對他們的幫助不多。

談到最後，請他們寫幾封介紹信，好到江岸接洽，還告訴他們，準備次晨早車南下。淩楚藩說：“坐明天上午十點鐘的車，到江岸時剛放工，便於找人。明天我來送行，信我今夜回家寫好，明天帶來。”我們愉快地握手告別。

在我們準備上車前，淩楚藩、王宗培都來送行，交來他們寫的介紹信，淩楚藩說：“你到江岸接近黃昏時候了，劉家廟的地方雖然不大，可是小巷很多，那裏除了車站，街上沒有電燈，夜晚找人是很困難的，我到車上去找一個熟人帶去就省事多了。”

上了車，找定座位，淩楚藩到車前車後尋找了一下，帶來一個加油的工人，介紹給我們作伴。他兩人把我們安頓好了才走下車廂，站在車廂的窗子外，淩楚藩還叮囑到江岸見甚麼人說甚麼話，王宗培也帶口信問這個和那個的好，列車要開動了，我們在窗口又緊緊地握手道別，我們的感情融化在一起，好象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車開出了車站。那個加油工人走到車廂裏同我們坐在一起，我們開始攀談起來。據說他姓田名福生，福建人，在京漢鐵路工作了三年多，他的家也住在劉家廟，他把江岸各廠各處的情況談了很多。他耳朵有點聾，問他的話，他很少聽得見，所以隻好讓他自由自在的說，他說甚麼就聽甚麼，無論他說的任何人和任何事，聽起來都是很新鮮的。從他的談話當中，知道一些各幫不和睦的情況，真有點為工作前途擔心。

當天下午六點多鐘，我們坐的火車到達了江岸車站，冬天的季節，又是農曆下旬的時光，沒有月亮，同田福生出了車站，轉彎抹角，對麵不見人，如果不是淩楚藩想得周到，走到這個陌生的地方來，真是兩眼漆黑，寸步難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