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親去世後的第三個月,我在她留下的舊木箱裏發現一束褪色的紙花。
花是我十二歲那年折的。
母親一直舍不得扔。
我的男友周敘白是紀錄片導演。
他說想拍一部關於臨終告別的片子,讓我把紙花借給他做片頭意象。
我答應了。
後來,女主播許蔓戴著母親的銀鐲出現在直播間裏。
周敘白說,隻是臨時借她搭配服裝。
再後來,我為紀錄片設計的全部花藝,被寫成許蔓的原創策劃。
周敘白說,她有流量,署她的名字更容易拿獎。
最後,母親生前設立的困難喪親家庭援助金,也被許蔓放進直播募捐鏈接。
到賬的錢沒有進入公益機構。
卻出現在周敘白新片的設備采購單上。
我去質問他。
他把鏡頭對準我。
他說我的悲傷真實,哭一場正好能補足片尾。
許蔓站在監視器後,替我整理黑紗。
她說,姐姐,你應該感謝我們讓阿姨被更多人記住。
我摘下黑紗。
拿走紙花。
也拔掉了攝影機的電源。
周敘白終於沉下臉。
他說,項目明天首映,你別在這個時候任性。
我看著那隻裝過母親遺物的空木箱。
然後打開手機,把追回遺物、撤銷授權和核查募捐款的三封郵件同時發了出去。
我不再替任何人的野心布置告別式。
這一次,該被送走的是我們的七年。
1
首映前一天,周敘白沒有回家。
他隻發來一句話。
“蔓蔓第一次上大銀幕,緊張,我陪她對流程。”
我盯著蔓蔓兩個字。
沒有再問。
三年前,他還叫她許老師。
一年前,他開始叫她小許。
半年前,她成了蔓蔓。
我把共同住處裏的衣服裝進紙箱。
我的東西不多。
剪花枝的鉗子。
母親留下的木箱。
還有一摞紀錄片前期訪談筆記。
那部片叫《最後一束花》。
創意來自我的工作。
我是殯葬花藝師。
我為告別廳設計鮮花,也教家屬用花說出沒來得及說的話。
周敘白跟拍我兩年。
他說這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他的故事。
這是我們一起做的作品。
可首映海報上沒有我的名字。
總策劃寫著許蔓。
特別鳴謝裏也沒有我。
我翻開訪談筆記。
每一頁都有日期。
每一位家屬都簽過限定拍攝授權。
授權用途是畢業展和非商業公益放映。
周敘白後來拿到平台投資,卻從未重新征得他們同意。
我的手機響了。
是片中一位逝者的女兒林桃。
“岑老師,那個主播把我爸爸臨終的視頻放進預熱視頻了。”
“她還說,明晚直播會公開完整告別過程。”
林桃的聲音發抖。
“我沒同意。”
我打開許蔓的主頁。
置頂視頻裏,她穿著白色長裙,站在我設計的靈堂花幕前。
她說自己走訪了上百個喪親家庭。
她說她親手做了每一束告別花。
她還舉起母親的紙花。
“這是一位已故母親留給女兒的禮物。”
“明晚,我們會用它發起暖燈計劃。”
評論區已經有人詢問捐款入口。
我把視頻錄屏保存。
又聯係林桃,讓她保留原授權書和預熱視頻頁麵。
周敘白終於回了電話。
“你把設備電源拔了?”
“是。”
“岑靜,你知不知道明天有平台負責人來?”
“你知不知道林桃沒有同意商業傳播?”
他停頓半秒。
“成片做過藝術處理。”
“臉打碼不等於可以擅自使用。”
“別跟我摳法律字眼。”
“那就讓律師跟你談。”
他笑了一聲。
“你離不開這個項目。”
“片子拍的是你的工作。”
“離開我,誰會知道一個給死人插花的人?”
我握住花鉗。
掌心被舊繭硌得發疼。
“明天你就會知道。”
我掛斷電話。
先向平台提交侵權投訴。
再給參與拍攝的八個家庭逐一發消息。
五個人當晚回複。
他們都不知道影片已經商業發行。
其中三個人明確要求撤回影像。
淩晨一點,我收到一封陌生郵件。
發件人是紀錄片的前剪輯師唐競。
郵件隻有一行字。
“岑老師,別隻查署名,去查暖燈計劃的收款主體。”
附件是一張被刪除的轉賬申請截圖。
申請人是周敘白。
收款方卻是一家叫繁星視界的傳媒公司。
那是許蔓個人工作室的簽約公司。
金額是四十八萬元。
用途寫著。
“母親遺願主題公益項目執行款。”
我母親從沒留下過這樣的遺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