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下來的幾天,我沒再參與顧家的任何事。
搬家公司分批取走東西,顧言問起,我隻說在清理換季舊物。
他以為我隻是使性子,開始按時回家,吃飯時把電視調至靜音,甚至拿出一份把父母和小悠挪到末頁的婚禮新方案。
十九歲出院後,我因右耳失聰不敢過馬路,他曾陪我等過三個紅燈,每天牽著我重新適應車流。
他確實給過我耐心,可那份耐心,終究敵不過他家人的體麵。
我把方案推開,問他網上的輿論。
他眼神躲閃,拿出一份已經發布的說明。
評論區寫著男方照顧這麼多年,換誰都累。
他想拉我的手。
“先把小悠摘出來,我再慢慢解釋我們的事。”
“我的病曆已經被公開了。結束的是她被質疑,不是我被非議。”
我抽回手,當著他的麵,將早已備好的完整致辭錄音、群聊記錄及律師聲明公開發布。
他第一次對我吼道。
“沈安寧!你讓她以後怎麼麵對親戚?!”
“她如何麵對是她的事,我怎麼活是我的事。”
真相大白,好友與攝影師紛紛作證,顧言的手機被質問電話打爆。
他臉色慘白,手忙腳亂的按住我的手和門禁。
“說明我現在就改,明天我陪你試戴助聽器,我們好好談!”
我拂開他的手,沒再解釋。
第十五天早晨,趁他去公司,我帶上最後的行李離開。
十點整,列車開出車站,顧言的電話瘋狂湧入。
“安寧你在哪?衣櫃怎麼空了?你的藥、連門鈴提醒器怎麼都沒了,你在哪?”
“你別嚇我,你在哪,我去接你回家好不好。”
陽光透過車窗落下來,我將手機貼在完好的左耳,平靜開口。
“顧言,我已經在去深市的高鐵上,不會再回去了。”
“從今往後,我右邊的聲音,不用你替我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