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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幹部進門後，先看貨架，又看堆在牆角的幾十個包裹。

“誰是負責人？”

“我。”

市監所的人把舉報材料攤在櫃台上。

“有人投訴你無資質開展快遞代收，還向取件人強製收費。情況屬實嗎？”

“不是強製。快遞員投放前會征得同意，五毛錢是整理和保管費。”

他抬手打斷我。

“有沒有備案？”

“沒有。”

“有沒有寄遞業務許可？”

“我隻是替鄰居暫存。”

“收了錢，性質就不一樣。”

我指著貨架上的包裹：“這些東西不是我要求送來的。快遞員不肯爬樓，住戶又不在家，我才騰地方幫忙。”

社區幹部皺了皺眉。

“你有困難可以反映，不能自己定規矩收費。”

他說得輕巧。

好像這三年裏，他們從來不知道這裏堆著幾百件快遞。

執法人員開出整改通知。

三天內清空代收區域，停止相關收費行為。

店內貨品暫緩銷售，接受檢查。

逾期不改，按無證經營繼續處理。

兩張封條貼上貨架。

白底黑字。

正好壓住我買來不久的麵包和牛奶。

我問：“我不收費，也不收快遞，可以嗎？”

“先整改，之後再說。”

他們走後，我把通知書放在櫃台上。

那半間屋子一下安靜下來。

三年前，這裏擺的還是米麵和洗衣粉。

那年冬天，大雪封路。

快遞員把整車包裹扔在院門外，誰有空誰自己翻。

六樓的趙奶奶丟了一盒降壓藥。

她蹲在雪地裏找了兩個小時，手凍得發紫，急得直掉眼淚。

我看不過去，讓快遞員先把剩下的件放進店裏。

最初隻有七八件。

後來是幾十件。

再後來，每天兩三百件。

我拆掉兩排商品架，自費買了鋼木貨架，還按樓號、單元、手機尾號分類。

誰來得晚，我就陪著等。

最遲的一次，淩晨十二點半還有人敲門。

三年裏，我替人找錯件，追丟件，搬整箱的水和貓砂。

有人把別人的羽絨服拿走，說是我沒看好。

我賠了。

有人拆錯一部新手機，反咬是我交付混亂。

我又賠了。

四件羽絨服，一部手機，加起來三千六百多。

那之後我才開始收五毛。

不是為了掙錢。

是想讓他們知道，這裏不是沒人管的免費倉庫。

可他們還是把幾十斤的東西一放半個月。

取件時連句謝謝都沒有。

有次我搬貓砂閃了腰，疼得三天直不起身。

針灸、貼膏藥、拍片，又花了兩千多。

沒有人問過。

今天，他們倒都知道那五毛錢了。

我看著玻璃櫃外的汙跡。

爛菜水已經幹了，留下一層灰黑的印子。

罰單壓在手邊。

封條貼在貨架上。

我忽然不想再解釋了。

既然代收是違規，那就改。

徹底改。

我拉下卷簾門，騎著三輪車去了五金市場。

老板問我要什麼。

我指了指角落。

“大號鐵錘，撬棍，再來一台切割機。”

傍晚，三輪車開進家屬院。

我把工具一件件卸到門口。

鐵錘落在水泥地上。

咣的一聲。

樓道裏說話的人，全都安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