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家發現我不見,是在第三天。
這三天裏,我媽打了十七通電話,全是無法接通。
我爸隻打了兩個,其中一個還是撥錯了。
宋明月在微信上發來一條語音,嬌滴滴地:
“妹妹,你去哪兒了呀?媽媽很擔心你,快回來吧。”
背景音裏,是我媽的罵聲:
“那個死丫頭,肯定是躲到哪個同學家裏去了,跟她那個死奶奶一樣不要臉。”
我沒聽完就刪了。
第四天,他們終於報了警。
與其說是報警,不如說是去派出所鬧了一通。
林老師給我發消息說,我媽坐在派出所的大廳裏哭,說我不孝,說她供我吃穿,我居然跟人私奔。
她把宋明月也帶去了,明月紅著眼圈,楚楚可憐地站在一旁。
警察後來調了監控。
看到我上了飛機。
我媽當場就瘋了。
她衝出派出所,打了輛車直奔機場。
可她不記得我幾點的航班,也說不清我去了哪個國家。
我爸趕來時,她正站在國際出發的入口,對著來來往往的旅客尖聲喊我的名字。
“宋繁星!你給我滾出來!”
“翅膀硬了是不是?你信不信我斷你銀行卡?”
我爸拽著她往外走,壓低聲音:“別在這丟人!”
我媽猛地甩開他,指著他鼻子罵:“丟人的是你,連個野種都看不住!”
最後是機場保安把他們請出去的。
七天後,我到了倫敦。
學校安排得很快,宿舍、課程、語言班,都比我想象中順利。
我英語基礎不差,加上林老師之前給我惡補過,日常交流沒太大問題,但上課還是吃力。
我每天抱著課本泡在圖書館,淩晨才回宿舍。累,但踏實。
同宿舍的室友是個廣東女生,叫黎小滿。
她第一次見我的時候,問我怎麼大冬天就穿一件薄外套。
我說我不冷。
她把她的圍巾解下來繞我脖子上:“別硬撐,倫敦冷。”
那條圍巾上帶著梅子的香氣,暖得我眼眶發酸。
我頭一次知道,原來陌生人也可以對我好,不用我拿任何東西換。
這期間,宋家沒有斷過聯係。
他們通過林老師,通過我以前的同學,通過各種親戚,向我傳話。
有些是威脅:“你趕緊滾回來,你爸要斷你的腿。”
有些是哀求:“你姐姐想你啊,天天哭,你怎麼這麼狠心。”
有些是利誘:“你回來,媽給你買你想要的,房間也給你準備。”
唯獨沒有一個人問我:
“繁星,你過得好不好?”
隻有林老師在電話裏問我:“吃飯了沒?衣服夠不夠?別虧待自己。”
我笑著說:“老師,我胖了。”
林老師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說:“傻孩子。”
出國第三十天,我在圖書館熬夜備考,忽然接到一個陌生號碼。
我接起來。
“宋繁星。”
是我爸。
他的聲音還是那麼沉穩,像在辦公室裏給下屬打電話。
“你姐姐的肝源配型下來了,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握著手機,安靜了足足十秒鐘。
“爸。”
“我在英國。”
“家裏的事,和我沒關係了。”
他在那頭重重地喘了口氣:“你……”
“祝姐姐手術順利。”
我掛斷電話,把他拉黑。
那天晚上,我坐在圖書館的落地窗前,看著外麵的雪。
倫敦很少下這麼大雪。
雪花落下來,在路燈下亮晶晶的,像奶奶院子裏那棵梨樹開花。
手機震動,是宋明月發來的消息。
“宋繁星,我要是死了,就是你害的,你身體裏流著宋家的血,你以為你跑得掉?”
我回了一句:“那就祈禱你能活過這個冬天吧。”
發完,拉黑。
關了手機,我繼續背我的單詞。
窗外雪越下越大。
我聽見自己輕輕笑了一下。
那些曾讓我痛不欲生的,原來也就這樣。
那二十八個躺在垃圾桶裏的月餅,成了我對這個家最後的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