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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為全國理科狀元那天，整個城中村都炸了鍋。

我家那間租了十八年的地下室，頭一回擠滿了人。電視台的記者扛著長槍短炮堵在門口，市裏的領導握著我的手說“寒門出貴子”，左鄰右舍拎著鞭炮在巷子裏劈裏啪啦放個不停。

我爸宋建國蹲在門檻上，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工作服，局促得手腳都不知道往哪放。我媽李秀蘭站在他旁邊，圍裙上還沾著早市賣煎餅果子蹭上的醬漬，笑得比哭還難看。

記者把話筒懟到我爸麵前：“宋師傅，聽說您和愛人都沒讀過什麼書，是怎麼培養出狀元的？”

我爸那張被工地風吹日曬得溝壑縱橫的臉漲得通紅，憋了半天，隻憋出一句：“俺們啥也不懂，都是丫頭自己爭氣。”

我媽在旁邊使勁點頭，眼淚啪嗒啪嗒往下掉。

我站在他們身後，看著眼前飄過的彈幕，眼眶一下就紅了。

【宋師傅您太謙虛了！您當年為了給棠棠湊競賽報名費，大冬天去冰河裏撈廢鐵，十個腳趾頭凍壞了八個！】

【秀蘭姨更慘！為了讓棠棠安心讀書，得了乳腺癌都不敢說，硬生生拖到晚期，現在全靠止疼藥撐著！】

【你們哪是不懂，你們是拿命在供她啊！】

我叫宋棠。

我爸宋建國，十四歲死了爹，十五歲沒了娘，十六歲就被親大伯趕出老宅，睡過橋洞，翻過垃圾桶，在建築工地搬磚搬了二十年。

我媽李秀蘭，比他還慘。她是被親生父母扔在縣醫院門口的女嬰，連張紙條都沒留。從小在福利院長大，十五歲出來打工，在電子廠流水線上幹了十年，把眼睛都熬壞了。

他們倆是在工地食堂認識的。我爸那時候是搬磚小工，我媽是食堂打菜的。我媽看他瘦得皮包骨，每次都多給他舀一勺菜湯。我爸後來跟我說，就那一勺菜湯，把他這輩子都搭進去了。

兩人結婚的時候，連張像樣的床都沒有，在工棚裏用磚頭墊了幾塊木板，鋪上稻草，就算新房了。

懷上我的時候，家裏全部家當加起來不到三百塊錢。

我媽摸著肚子，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她拉著我爸去了鎮上那家小診所，打算把我打掉。

手術台都躺上去了，我爸突然衝進來，把她從台子上抱下來。

“生！老子就是去賣血，去偷去搶，也把閨女養大！”

那天晚上，兩人在工棚裏抱頭痛哭。我爸把兜裏僅剩的二十塊錢掏出來，去小賣部買了袋奶粉，用開水衝了，端到我媽麵前。

“喝。我不餓。”

我媽後來跟我說，那是她這輩子喝過最甜的奶粉。

我出生那天，我爸高興得瘋了。他把自己攢了半年的煙錢全掏出來，買了兩掛鞭炮，在城中村的巷子裏放了一下午。

隔壁的王嬸子探出頭罵他神經病，他傻笑著說：“我有閨女了！我有閨女了！”

那時候他們還不知道怎麼當父母。

我爸依然每天在工地上幹活，回來就喝酒打牌。我媽跟著工地上的嫂子們學會了打麻將，有時候打上癮了，就把我扔在工棚裏，哭破嗓子也沒人管。

直到我三歲那年，出了事。

那天我媽又去打麻將，把我一個人鎖在工棚裏。我餓了，就爬到灶台上找吃的，不小心把一鍋滾燙的開水打翻了。

燙傷不嚴重，但把我媽嚇得魂飛魄散，跪在醫院走廊上抽自己耳光，抽得嘴角都出了血。

從那以後，他們像換了個人。

我爸戒了酒、戒了牌，跟著師傅學手藝，從搬磚小工熬成了泥瓦匠。我媽也不打麻將了，用攢的錢買了一輛二手三輪車，開始在工地門口擺攤賣煎餅果子。

每天晚上，他們倆坐在工棚裏，對著一張皺巴巴的存折算賬。我爸一個字一個字地認，我媽掰著手指頭數，倆人加起來都不會算三位數的加減法。

但他們知道一個道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

我六歲那年，他們用攢了三年的錢，把我送進了城裏最好的私立小學。

交學費那天，我爸穿著洗得發白的襯衫，我媽把頭發梳得一絲不苟。他們倆站在校長辦公室裏，局促得像兩個做錯事的孩子。

校長看著他們的打扮，皺了皺眉，問了句：“你們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爸低著頭，聲音小得像蚊子：“我......我在工地上幹活。她......她在街上擺攤。”

校長臉色一下就變了。

我站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但我沒有哭，也沒有鬧。我走到校長麵前，仰起頭，大聲說：“老師，我爸媽是最棒的父母。我會成為這個學校成績最好的學生。”

我說到做到。

從小學到初中，我的成績從來沒掉出過年級前三。獎狀貼滿了出租屋那麵斑駁的牆，校長每次開家長會都要點名表揚我。

但好成績並不能擋住流言蜚語。

同學們都知道我家窮。他們在背後叫我“工地的女兒”，說我身上總有股餿味。體育課分組，永遠是最後剩下的那個。春遊秋遊，永遠找借口不去，因為交不起那幾十塊錢的費用。

小學四年級那年，班裏有個叫劉洋的男生丟了塊手表。據說是他爸從瑞士帶回來的，價值兩萬多。

班主任張老師二話不說，直接走到我座位前，把我的書包倒了個底朝天。

書本、鉛筆盒散了一地。那塊表沒找到。

但張老師依然當著全班的麵說：“宋棠，你要是缺錢，可以跟老師說。偷東西是犯法的，你知道嗎？”

我漲紅了臉，大聲辯解：“我沒偷！”

“全班就你家最窮，不是你是誰？”劉洋在旁邊嚷嚷，“你爸一個臭農民工，你媽擺地攤的，你們見過這麼好的表嗎？”

教室裏的哄笑聲像刀子一樣紮在我心上。

我爸趕到學校的時候，還穿著工地上沾滿水泥的工作服。他滿頭大汗地衝進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把我護在身後。

“老師，您憑什麼說俺閨女偷東西？有證據嗎？”

張老師被他的氣勢嚇了一跳，隨即冷笑：“你女兒什麼家庭條件，你心裏沒數？那塊表兩萬多，全班就她最有動機。”

“就因為我們窮，就是我閨女偷的？”我爸急了，嗓門大得整個樓道都能聽見，“你們這是欺負人！”

我媽也趕來了。她圍裙都沒來得及解，上麵全是煎餅果子的油漬。她一把抱住我，紅著眼睛說：“棠棠不是那種孩子。我們在家天天教她，窮要窮得有骨氣，我們從來不拿人家一針一線。”

最後查清楚了。那塊表是劉洋自己放在書包夾層裏忘了。他從頭到尾就沒帶來學校。

張老師輕飄飄地說了句“誤會”。

我爸用粗糙的手抹了把臉，什麼都沒說，拉著我出了校門。

那天晚上，我聽到他們倆在房間裏歎氣。

“都是咱們沒本事，才讓孩子受這種委屈。”我媽的聲音帶著哭腔。

“怪俺。俺要是能多掙點錢，讓孩子過得好點，哪會有這種事。”

我躲在被子裏，咬著牙，不讓自己哭出聲。

彈幕在我眼前飄過：【別哭啊棠棠！你爸媽已經在拚盡全力了！你爸為了多掙錢，每天幹完工地還要去貨場扛大包。他的腰已經傷得直不起來了！】

【你媽更拚命！為了占個好位置擺攤，淩晨三點就要去搶地盤。大冬天手凍得裂口子，還在麵糊裏和血水！】

我看著那些彈幕，心裏隻有一個念頭——我要拚命讀書。

我要考出去，帶他們離開這個充滿歧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