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南城後，項目進入最艱難的階段。
合作方突然撤資，團隊連續熬了三個通宵。
第四天早上，我在會議室裏低血糖暈倒，被同事送進醫院。
醒來時，護士正給我換點滴。
床頭放著手機，十幾個未接來電都來自母親。
我回過去，她第一句話便是：
“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告訴賀川？”
“告訴他做什麼？”
“他至少能照顧你。”
我看著手背上的針。
“我有同事，也可以請護工。”
“外人哪有自己人可靠？”
我沒有力氣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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