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則川沒有再闖進我的工作和治療。
他將恢複的全部數據,項目賠償和董事會文件交給律師,所有條款都沒有附加條件。
康複中心外,他每天都會來。
有時站一個小時,有時站到天黑。
他會先給助理打電話,確認我是否願意見他。
我的回答始終一樣。
“不見。”
他便留在門外。
我知道他在改變。
也知道改變來得太晚。
一個月後,我完成受傷後的第一幅古籍修複。
展廳開放那天,邵則川站在銀杏樹下等我。
他沒有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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