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傍晚,我趁周伯伯不注意,一個人去了烈士陵園。
爹媽的墳在大門進去第三排。青石碑,水泥墳頭,碑上的字是新描的——周伯伯說,每年清明都來描一遍。
我跪下去。
膝蓋磕在石板上,舊傷發麻。
我盯著碑上那兩行字看了很久。林建國同誌之墓。周淑芳同誌之墓。
“爸,媽。”
我開口,聲音沙啞。
“我回來了。”
風從鬆樹林裏穿過來,吹得墳頭的草葉沙沙響。
“你們怎麼不等我?”
這句話一出口,眼淚就砸下來了。我整個人趴在地上,肩膀抖個不停,喉嚨裏發出嗚咽聲。
我趴在墳前的石板上,哭到天黑,哭到嗓子啞了,哭到膝蓋的舊傷都麻了。
然後我爬起來,把額頭上的泥擦了,對著墓碑鞠了三個躬。
“我會把賬算清楚的。”
我轉身下山。
身後,暮色吞沒了那兩座墳。
第三天,顧霆找來了。
我住在周伯伯家的偏房,中午在院子裏洗衣服。水盆裏的肥皂水發白,泡沫溢出來。
他走到院門口,沒進來,站著。
手裏握著一個東西。
軍用水壺。
是我那天扔在路邊的那個,磕了個坑,壺蓋上的漆掉了一半。
“林夏。”
他的聲音和前兩天不一樣了。不再是那種官腔,語氣裏多了點別的東西。
“這個水壺,我一直留著。”
我繼續搓衣服。
“你那天走後,我又去撿回來了”
我擰幹衣服,掛到繩上。
“林夏,你看看我。”
我看了他一眼。
他穿著白襯衫,袖子挽到小臂,胳膊上的疤還在——那是他當年在南疆留下的。
這條疤我以前最喜歡用手指描。
他拿著水壺走近兩步:“這五年,我以為你死了。所有人都說你死了。你爸媽出去找你,遇上泥石流……我去收的遺物。我在你家靈堂跪了三天——”
“然後呢?”
他停住。
“然後那天你明明認出了我”
“然後你在我走後第四十九天跟蘇婉訂了婚。挺趕的。”
他的喉結上下動了一下。
“那是……我媽安排的。我當時精神狀態不好,我媽覺得——”
“你媽覺得給你找個人暖床就能治好精神狀態,是吧。”
他握水壺的手收緊了。
“林夏,你變了。”
“被人用鐵鏈鎖在豬圈裏三年,想不變都難。”
他的臉色刷白。
“你說什麼?”
“你聽到了。豬圈。鐵鏈。三年。後來被轉賣到磚窯廠,在窯洞裏扛了兩年磚。左膝蓋的骨頭碎了,是我自己拿竹片綁的夾板。”
院子裏很安靜。遠處有小孩在踢球。
顧霆站了很久,把水壺放在院門的門檻上:“我把水壺還給你。它是我們——”
我走過去,拿起水壺。
然後我拎到院門外,對準路邊的排水溝,手一鬆。
水壺掉進溝裏,“咣”的一聲,在水泥溝底彈了兩下,滾進了臟水裏。
顧霆愣住了。
然後他蹲下去,把手伸進排水溝裏撈。
水溝裏有臭泥、菜葉子、不知道什麼的黑水。他穿著白襯衫,袖子浸進去,臟水漫到手肘。他在裏麵摸了半天,把水壺撈出來,渾身臭味。
他抬頭看我。
“你不該扔的。”
“那是你的信物,不是我的。你送蘇婉的那些東西,她扔不扔你管不著。同理,這破壺現在跟我也沒關係了。”
我轉身回院子。
他在身後站了十分鐘才走。
從那天起,我開始幹正事。
周伯伯幫我聯係了我爸的老戰友——一個轉業到廣州做外貿的幹部。我爸生前幫過他大忙,他一聽是林建國的女兒,二話沒說,給我寄了三大箱樣品。
全是廣州那邊最時髦的衣服。蝙蝠衫、喇叭褲、尼龍衫,花花綠綠的。
1985年。南方沿海已經開放了好幾年,但北方軍屬大院的人還穿著藍灰綠。這些衣服在這裏就是稀罕物。
我在大院外麵的胡同口擺了張桌子,鋪塊布,把衣服掛起來,當天就賣了四十件。
一件賺兩塊,四十件就是八十。
第五天,顧霆路過。
他穿著軍裝,身邊跟著兩個戰友。看見我蹲在地上鋪貨,腳步頓了一下。
“林夏。”
我抬頭。
他的表情複雜,嘴角往下壓著:“你……在幹什麼?”
“賣衣服。”
“在大院門口擺地攤?”
“胡同口。不在大院裏麵,不違反你們的紀律。”
他走過來,壓低聲音:“你知不知道你這叫什麼?投機倒把。現在風聲這麼緊,你這樣搞,讓人舉報了——”
“你要舉報嗎?”
他被噎住了。
旁邊的戰友扯了扯他袖子,他甩開手,看了我一眼,走了。
一個月後。
我坐在周伯伯家的桌子旁邊,麵前攤著一摞鈔票。
一萬塊。
1985年的一萬塊。
這是第一筆。
周伯伯坐在對麵喝茶,看了半天沒說話。最後放下杯子說了一句:“你爸要是活著,怕是又驕傲又心疼。”
我把錢一張一張碼整齊,用皮筋紮好,塞進帆布包裏。
門被敲響了。
我去開門。
門外站著一個不認識的中年男人,穿著便裝,手裏攥著一頂鴨舌帽。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周伯伯,搓了搓帽子,開口:“請問……是林夏同誌嗎?”
“我是。”
“我……我姓陳。當年你爹媽的車……出事那天,我在現場。我看到了一些事。我憋了五年了,今天來是因為……我實在憋不住了。”
他從褲兜裏掏出一個油紙包,打開。
裏麵是一截蘸了黑色油汙的橡皮管。
和一截被利器割斷的刹車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