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談節目結束的第三天，我回國坐上了國內的高鐵。
這次行程，我是作為國家特聘的首席科學家，回母校參與一項跨國科研基地的剪彩儀式。
當車窗外的風景漸漸變成熟悉的本市街景時，我的手機上收到了一條來自老家律師的短信：
“陳博士，您的三叔和二嬸，聯合當年的大舅，最近在四處打聽您的行程。他們似乎知道您回國了，正準備在您母校的剪彩儀式上‘攔轎喊冤’。”
看到這條消息，我嘴角的笑意轉瞬即逝。
當年在升學宴上，

8
訪談節目結束的第三天，我回國坐上了國內的高鐵。
這次行程，我是作為國家特聘的首席科學家，回母校參與一項跨國科研基地的剪彩儀式。
當車窗外的風景漸漸變成熟悉的本市街景時，我的手機上收到了一條來自老家律師的短信：
“陳博士，您的三叔和二嬸，聯合當年的大舅，最近在四處打聽您的行程。他們似乎知道您回國了，正準備在您母校的剪彩儀式上‘攔轎喊冤’。”
看到這條消息，我嘴角的笑意轉瞬即逝。
當年在升學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