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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拖著行李箱站在樓道裏，夕陽將我的影子拉得細長。

回娘家？那個重男輕女的家，隻會罵我“得了臟病還回來丟人”。

最終我在附近旅館開了間房，把自己關在狹小的空間裏，一遍遍翻看體檢報告，試圖找到紀淑芬故意傳染的證據，卻隻看到“建議進一步檢查”的字樣。​

就在我心灰意冷時，手機裏的家庭監控App突然彈出提示。

上周為了能下次拿出婆婆故意那我衣服的證據，我在客廳角落裝了微型攝像頭。

點開錄像，紀淑芬翹著腿坐在沙發上，手裏晃著一張照片：“兒子，你看這個姑娘，公務員，家裏沒負擔，就等你離婚了。”​

孫晉鬆的臉出現在畫麵裏，表情沉鬱：“媽，這事急不得。這幾年我在她麵前裝軟弱，才把她手裏的錢慢慢套過來。現在麻煩的是這套房子，房產證上有她名字，離婚要分走一半。”​

“什麼？那怎麼行！”紀淑芬尖叫起來，“必須讓她淨身出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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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證是婚後加的名，法律上她有份。”孫晉鬆揉著眉心，“不過你放心，我已經讓財務把共同賬戶的錢轉移得差不多了，她現在手裏沒積蓄，拿不出錢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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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麵裏的兩人還在密謀著如何讓我“淨身出戶”，而我握著手機的手冰涼刺骨。

原來那些年的“和稀泥”，那些看似溫和的妥協，全是精心策劃的偽裝。

他不僅默許了母親的毒計，更覬覦著我的財產。​

旅館的空調發出嗡嗡的聲響，我看著鏡中臉色蒼白的自己，想起那件被絞爛的絲綢旗袍，想起紀淑芬從醫院垃圾桶裏撿起的帶病毒衣物，想起孫晉鬆那句“裝軟弱”。

一股寒意從腳底直竄頭頂，卻也讓我瞬間清醒，這場由洗衣引發的戰爭，從來就不是家務糾紛，而是一場謀財害命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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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的單人床上，消毒水的味道混著我身上若有似無的藥味，像一層無形的繭。

我把四份體檢報告按日期排開，指尖劃過“高危型陽性”的字樣，那墨水仿佛滲進皮膚，在血管裏結成冰。

監控錄像裏孫晉鬆那句“裝軟弱”像把鈍刀，反複切割著我最後一點僥幸。

原來從辭職拿三十萬賠償金那天起，這場婚姻就是場精密的騙局，我是那個被蒙在鼓裏的提款機，如今榨幹了價值，便要被當作垃圾丟棄。

“裝軟弱？”我對著空無一人的房間輕笑，喉間泛起鐵鏽味，“那我就演一場大戲給你們看。”

我擦幹眼淚，打開手機銀行APP。共同賬戶裏的餘額果然所剩無幾，隻有幾千塊零頭在嘲諷我的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