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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學畢業後去了一個叫槐坳的山村支教，班上二十三個學生，十五個男孩，八個女孩。

第一年結束，女孩隻剩六個。

村長拍著我肩膀笑："她們家搬城裏去了，好事嘛。"

第二年，隻剩兩個。

我開始挨家挨戶地問，那些父母像排練過一樣，都隻說兩個字。

"走了。"

第三年開學，最後兩個女孩的座位也空了。

我衝進村長家拍桌子，村長關上門，臉上的笑褪得幹幹淨淨。

"周老師，你知道得太多了。"

他從背後摸出一根繩子。

"不過沒關係。"

"你也是女的。"

......

我叫周沉吟，二十四歲那年來到槐坳村。

這個村子在地圖上幾乎找不到，導航到鎮上就斷了信號，剩下四十公裏全靠一條土路往山裏鑽。

接我的是村長鄭茂才，六十多歲，笑起來滿臉褶子，看著特別慈祥。

他給我安排了全村最好的一間石頭房，窗戶朝南，桌上擺著一籃子雞蛋和一把野花。

"周老師，你是我們村的大恩人呐。"他弓著腰給我倒水，"孩子們可算有老師了。"

第一天上課，我數了數人頭。

二十三個。

男孩坐左邊，女孩坐右邊。

女孩隻有八個，最小的叫沈小芹，十二歲，紮兩根辮子，眼睛亮得像山裏的泉水。

她第一個舉手回答問題，聲音脆生生的："老師好！"

我笑了，覺得這趟來值了。

下課後小芹跑過來，把一朵野百合插在我講台的玻璃瓶裏。

"周老師，你是不是要在我們這兒待很久？"

"三年。"

她咧嘴笑了："太好了，上一個老師隻待了一年就走了。"

我問她上一個老師叫什麼。

她歪頭想了想："好像姓蘇，蘇老師。後來她出車禍了，村長說山路太滑。"

我心裏咯噔了一下。

蘇榆。

蘇榆是我上鋪，新聞係的，比我大一屆。

畢業那年她說要去支教，我們都笑她矯情。

她發了一條朋友圈，定位是一個叫槐坳的地方，配文寫著"這裏的孩子眼睛真亮"。

三個月後，她死了。

官方說法是夜間山路騎摩托車翻下懸崖，遺體被山洪衝到下遊，麵目全非。

蘇榆的媽媽不信。

她拿著女兒最後一條短信來找我，短信隻有四個字——

"不是意外。"

發送時間是她死前六個小時。

蘇榆媽媽跪在我麵前哭，說報了警沒人管，說那個村子太遠沒有監控，說所有證據都被雨水衝走了。

我是學新聞的，但我不是記者。

那時候我剛拿到一家都市報的實習offer。

我把offer退了。

我申請了去槐坳村的支教名額。

來之前我做了準備。

一個針孔攝像頭，藏在眼鏡架裏。

一個微型錄音筆，塞在鋼筆筒底部。

一個加密U盤，夾在作文批改本的夾層裏。

還有一個人——老邱。

老邱六十七歲，退休刑警，蘇榆媽媽輾轉找到的。

他沒辦法進村，但他每周四會以收山貨的名義開一輛破麵包車路過村口。

我和他約定了暗號：如果我在村口的石墩上放一個紅色塑料袋，說明一切正常。

如果放黃色的，說明我需要傳遞東西。

如果什麼都沒放——說明我出事了。

頭三個月我什麼都沒做，隻是教書。

我需要讓所有人相信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善良的、什麼都不懂的支教老師。

鄭茂才每天派人給我送飯，隔三差五來學校坐坐，問我適不適應。

他笑起來的時候眼睛眯成一條縫，每句話都帶著"辛苦了""不容易"。

村裏的壯漢們也對我客客氣氣。

但我注意到一件事。

每次我想往村外走，總會有人攔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