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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辦公室出來，腿軟得站不住。

扶著牆站了一會兒，才往外走。

大一剛開學，王豔茹就盯上我了。

第一次班委會時，她把我單獨叫到辦公室。

“林茵，你是團支書，要多幹活。”

她指著牆角一堆教材。

“你記得把這些搬到五樓倉庫，明天要發。”

我看了看那堆書，起碼兩百斤。

“王老師，這太多了，需要男生幫忙——”

“男生？”她笑了一聲，“男生有男生的事。你一個農村來的，多幹點活怎麼了？鍛煉鍛煉。”

於是我一個人上下搬了整整四趟。

晚上回去胳膊抖得拿不住筷子。

室友問我怎麼了，我隻是搖搖頭說沒事。

然後自己默默咽下了這些委屈。

從那以後，這種事就成了常態。

搬辦公室飲用水，叫我。

打掃會議室，叫我。

整理畢業生檔案，還是叫我。

王豔茹永遠那句話：

“林茵，你是團支書，得起帶頭作用。”

可周序白也是班委。

他從沒搬過一桶水，沒掃過一次地。

而且有什麼好事都優先緊著他。

每次我去辦公室幫忙時，都看見王豔茹給他泡茶。

“序白啊，坐著歇會兒，這些活哪能讓你幹呢。”

她諂媚的笑著把茶杯遞過去。

“平時學習這麼努力就算了，你爸媽剛給學校捐了座實驗樓，累著你了我們可沒法交代。”

周序白靠在輔導員的椅子上，翹著腿刷輔導員保管著的手機。

眼皮都不抬一下，活脫脫一副公子哥的樣子。

那天晚上，我在圖書館自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