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國藩與湘軍的崛起

當洪秀全等在金田起兵時，曾國藩還是一個侍郎，在北京朝廷供職；1852年太平軍向長沙進兵時，曾氏被任為江西鄉試正考官；在安徽太湖的途次，聞母喪丁憂回湘。此時正值太平軍圍攻長沙，曾氏在家守製。是年12月，清廷諭湖南巡撫張亮基謂：“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搜查土匪事宜，伊必盡心不負委任……”這道諭旨，便是曾氏出當大局與洪秀全對抗的出發點。但此時太平軍已經攻陷武昌，清廷要曾氏幫辦團練，隻是要他幫辦搜查本省“土匪”之事，並不是要他越境去打太平軍。後來的湘軍雖以團練為起點，而團練的最初目的，並不是要使它成為一種平定大局的正式軍隊。由團練變為湘軍，就是清廷的兵權，移入漢人手中的起點；其經過的情形，不可不分別敘明。

一、團練的由來與本旨 嘉慶時的教亂，是用堅壁清野與團練的方法平定的，在導言中已經說及；在道光朝晚年，兩廣“盜匪”蜂起，地方士紳舉辦團練，洪秀全等在金田起事，也是由於“保良攻匪會”與團練相對抗，前節也已經說及；江忠源在蓑衣渡擊破太平軍，損去太平軍一員大將，也是由一種團練軍變成的楚勇；楚勇之名，實先湘軍而成立。在曾國藩出任團練事務之先，羅澤南及其弟子王錱已在湘鄉舉辦團練，為後來湘軍的核心。凡此種種事實，皆足表明清廷經製軍之無用，早已失去製服漢民族的效能。但各地方舉辦團練的本旨，純為保持鄉土的安全；就是曾國藩勸湖南各州縣紳士舉辦團練的書，也是以保衛地方為言，書中說：

……團練之道非他，以官衛民，不若使民自衛；以一人自衛，不若與眾人相衛，如是而已。其有地勢利便資財豐足者，則或數十家並為一村，或數百人結為一寨，高牆深溝，屹然自保；如其地勢不便，資財不足，則不必並村，不必結寨，但數十家聯為一氣，數百人合為一身，患難相顧，聞聲相救，亦自足捍禦外侮。農夫牧童，皆為健卒，耰鋤竹木皆為兵器，需費無多，用力無幾，特患吾民不肯實心奉行耳……

曾氏作的《保守平安歌》三首，勸告鄉人，第一首題曰《莫逃走》，第二首題曰《要齊心》，第三首題曰《操武藝》，都是勸導鄉人，齊心講求自衛方法的話調。就是清廷對於團練的主旨，也隻希望各地方，自己保持自己的安全而止，並沒有要使他們能供政府調遣的意思。1852年（鹹豐二年）冬間的上諭說：

……團練鄉勇，乃民間自為守禦，借以保衛身家，或各村自為一團，其經費應由紳董自行經理，豈可官為抑勒。且以守望相助之儔，輒複紛紛調遣，必至遷地弗良，轉滋流弊……

次年正月的上諭，又說：

嘉慶年間，川楚教匪，蔓延數省，嗣行堅壁清野之法，令民團練保衛，旋就蕩平……著各該督撫，分飭所屬，各就地方情形妥籌辦理。並出示剴切曉諭，或築寨浚濠，聯村為保；或嚴守險隘，密拿奸宄；無事則各安生業，有事互衛身家；一切經費，均歸紳耆掌管，不假胥吏之手；所有團練壯丁亦不得遠行調遣……

然則團練的本旨很明白，就是餉歸地方人民自籌自管，團兵專衛地方，政府並不調出外省。所以當時舉辦團練的，並不止湖南一省，奉命舉辦團練的，也不僅曾國藩一人（安徽的呂賢基亦奉旨回籍舉辦團練，後竟死於舒城）。但事實上，清廷的正式軍隊，既已無用，而太平軍又非嘉慶時的白蓮教黨可比，漢族的人才，不能不由團練軍露出頭角來了。

二、由團練變為湘軍 江忠源在新寧縣所辦的團練兵，既早由賽尚阿從新寧調赴廣西以楚勇的名義，立功於蓑衣渡，大為清廷所賞識；太平軍由湘而鄂，直下江南，清廷的經製軍，惟向榮所統率的，尚能緊隨太平軍之後，時與太平軍接觸；1852年向榮授為欽差大臣（賽尚阿因剿賊無功革職，徐廣縉繼任欽差大臣，徐又無功革職，乃以向榮繼任）。太平軍攻陷南京後，向榮所統大軍，尾追至南京，駐南京城外，號曰江南大營。江忠源因所率楚勇屢立戰功，1853年授湖北按察使，令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於是第一個舉辦團練的人，變為正式軍隊的要人了。江忠源授命後，率師東下，行至九江，聞太平軍將由湖口進攻江西省城，江氏便先由九江疾趨至南昌拒守；太平軍也隨即到了南昌，江氏兵少，遂為太平軍所困。江氏是曾國藩最賞識的好朋友；曾氏接奉幫辦團練的渝旨後，因持母喪不欲出，郭嵩燾力勸，乃赴長沙任事；此時羅澤南、王錱所練的團兵約千人，已由湘撫張亮基調赴長沙幫助防守；曾國藩見當時正式軍隊腐敗無用，便令羅澤南、王鑫將所募團兵仿明代戚繼光的兵法部署操練，作為“異軍特起”的柱石。曾氏嘗與其友文任吾書，謂：

……鄙意欲練勇萬人，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賊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庶可血戰一二次，漸新民之耳目，而奪逆賊之魂魄。自出省以來，日夜思維目今之急務，無逾於此。

因為曾氏看定清廷正式軍隊第一弱點，在“敗不相救”四字，故其言如此。及江忠源被困於南昌，馳書向湖南求救，曾國藩便令羅澤南等所部的團練兵，由醴陵等處馳赴南昌，援救江忠源，號曰湘勇；於是湘鄉的團練軍，由長沙到了江西，變為湘軍了；不得“遠行征調”的諭旨，已沒有人想及了。這就是湘軍的起點。

湘軍到了南昌，南昌城外的太平軍，僅有文孝廟營壘數座，湘軍屢攻不能下；此時郭嵩燾，在湘軍營中襄助軍務，探知太平軍的主力，全在文孝廟後麵的舟中水師，文孝廟的營壘不過為翼蔽水師之用，故湘軍無如之何。郭嵩燾因向江忠源建議說：“東南各行省州縣多阻水；江湖一日遇風可數百裏，賊舟瞬息可達；官軍由陸路躡之，其勢常不及；長江數千裏之險，遂獨為賊所有。且賊上犯以舟楫，而官軍以營壘禦之，求與一戰而不可得，宜賊勢之日昌也……”江忠源很同意於此說，立刻奏清清廷飭湖南湖北等省仿照廣東拖罟船式，各造戰艦數十，飭廣東製備炮位，以供戰艦之用，並交曾國藩管帶部署。奉旨即如所請辦理；於是幫辦團練的曾國藩，又要進一步創練長江水師了。

曾國藩在長沙經營團練軍時，提督鮑起豹，異常嫉視他，兵與勇時起衝突，曾氏十二分的受氣；他接到創辦水師的命令後，托言衡永郴桂一帶，匪徒甚多，請移駐衡州，就近調度各處團兵剿治土匪。實則不欲再在長沙受鮑起豹一班人的壓迫，要往衡州去獨力經營水師。於1853年8月往衡州，得著彭玉麟、楊載福兩個經營水師的柱石，便在衡州大造戰艦，選將購炮（所用的炮多由廣東購入，由陸路運衡）。此時太平軍已棄南昌，陷九江，再向湖北進攻，武昌危在旦夕；是年10月，清廷諭曾國藩說：

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為得力；剿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酌帶練勇馳赴湖北，所需軍餉，著駱秉章（時為湖南巡撫）籌撥供支。兩湖唇齒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一體統籌也……

前此的上諭說團練兵“不得遠行征調”，現在說“兩湖唇齒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了。此時曾國藩抱定一個宗旨，就是“非把水師的基礎弄鞏固，湖南內部的土匪肅清，根據地不受影響時決不出與太平軍作戰”。清廷屢次下諭要他挑選練勇，酌配炮位、船隻，順流東下，救援湖北安慶，他總是堅決的不動。到了後來，鹹豐帝急得無可如何，發起脾氣來了，親用朱墨批答他的奏折說：

……現在安省（安慶）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令汝馳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欽此……

但是曾氏是還不為所動，奏稱：“餉乏兵單，成效不敢必，與其將來毫無功效，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鹹豐帝又撫慰他，用朱批答他說：“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若甘受畏葸不前之罪，殊屬非是。”到了1854年春間太平軍再入湖北，兩湖總督吳文鎔戰死於武昌。再太平軍並且溯江西上，向嶽州進攻了。清廷急如星火，督促曾國藩出兵的上諭如聯珠而下，如說：“曾國藩素明大義，諒不至專顧桑梓，置全局於不問，北重於南，皖鄂重於楚南，此不易之局也。”又如說：“此時得力舟師，專恃曾國藩水師一軍；倘涉遲滯，致令漢陽大股竄踞武昌，則江路更形阻隔。朕既以剿賊重任，畀之曾國藩，一切軍情，不為遙製。”又如說：“曾國藩以在籍紳士，專顧湖南，不為通籌大局之計，平日所以自許者何在。”這是表明清廷窮蹙到了萬分，完全沒有辦法，除非漢民族自己出來治兵，才能平定漢民族的內亂。曾國藩經營了幾個月，至此基礎漸固，於是統率水陸各軍，順流而下；雖在靖港受了一個大挫折，隨即在湘潭大獲勝仗；乘勝北進，到了是年8月，漢陽武昌收複。鹹豐帝聞捷大喜，向軍機大臣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當時有一位忌刻曾氏的伴食軍機大臣祁雋藻答說：“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一呼崛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也。”鹹豐帝聽到祁氏這麼說，便默然變了顏色。但因此便不用曾氏，不用湘軍麼？其勢又不可能。9月的上諭說：“曾國藩既無守土之責，即可專力進剿，但必須統籌全局，毋令逆匪南北分竄。”旋又諭：“曾國藩經朕畀以剿賊重任，事權不可不專；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員，均歸節製；倘有不遵調遣，遷延畏葸，貽誤軍機者，即著該侍郎專銜參奏，以肅戎行。”自此曾國藩的湘軍，便成為對抗太平軍的中堅柱石，滿清政府的兵權移入漢民族之手，也成為不可免的事實了。

三、湘軍的精神 日人稻葉君山說曾國藩的湘軍，並不是勤王之師，其目的全在維持名教，實無異於一種宗教軍，此說大概是對的。但說曾氏無一語及於勤王，則非事實。太平軍攻下南京後，曾氏與江忠源書說：“……逆賊在金陵恐不遽去；扼天下之喉，鹽漕兩事，不複可問；而京師餉項支絀，實有日不能支之勢。為人臣子，一籌莫展，清夜自維，能無愧死……”這不是表示要勤王的意思麼？我們須知道，勤王忠君就是所謂“名教”的一部分；既說他是以維持名教為目的，又說他不是勤王之師，這是稻葉氏未能看清“名教”兩字的內容。曾氏討“粵匪”的檄文說：

……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賣以取稅，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惡，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自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欲一雪此恥於冥冥中者也。

稻葉氏因為檄文中沒有罵洪秀全反叛皇帝，隻罵他破壞名教，破壞舊道德、舊宗教，便說他是一種宗教軍，而不是勤王軍。其實維持名教，便是尊王。故說湘軍含有宗教軍的精神是不錯的，說他不是勤王軍則誤。當時中國士大夫階級的大多數，都是籠蓋在舊道德、舊宗教之下；就是非士大夫階級的群眾也是一樣。再看得深透一點，便是太平軍中的名將忠王李秀成，與其說是信服洪氏的天主神權說，毋寧說是全為名教的精神所涵濡；李氏的名教精神在他的供狀中隨處流露，如說：“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那時我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權，提兵符之令：我是為兵出身，任大責重；見國亂紛紜，主又蒙塵，盡臣心力而奏諫……”又說：“主與我母，被困在京，那時我在全邑（即全椒），日夜流涕。”又說：“我主不問政事，隻是教臣認識天情，自有升平之局……嚴詔下頒，令我領本部人馬，去取蘇常，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既為其用，不得不從……”又說：“……天王迷信過深，竟說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將政事辦好……後來人心亂了，糧食盡了，還是講天話，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李氏攻陷杭州後，清政府的浙撫王有齡死節，李氏優禮送王櫬回鄉，說：“各扶其主，各有一忠……生各扶其主，兩家為敵，死不與為仇。”這不是李忠王的腦筋裏麵名教的觀念多於神權的觀念麼？然而李忠王的價值並不因此而有增減。曾國藩既是舊道德中的人物，他所吸引的一班同誌也是和他一樣，自然都是以維持名教為己任，不容異教的天主神權說來破壞社會的秩序。我們須知人類雖然是進化的動物，進化的程序是有時間性的。我們研究曆史，不要忘了這個時間性去下判斷，當時多數人浸漬在名教的觀念之中，所以洪氏的天主神權說，不能為社會所容，他們的天國平均製度，也不能為人所承認。至於他們的排滿主義仿佛可以鼓動一部分人士，但當鴉片戰爭失敗不久後，一般人痛恨“洋鬼子”的心理尚未全消；用洋鬼子的洋教來排滿，反把排滿主義的效力打消了；所以太平軍的神權主義，在時間性上是必失敗的；曾氏的名教維持主義，還是時間性上的寵兒，就是到了甲午以後，還有許多人以瀆亂聖經排擠康、梁，何況在甲午以前數十年的曾國藩，安得不用名教來抵抗洋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