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百年前中國內部的情形

中國在18世紀，是清政府文治武功極盛的時代（乾隆帝即位於1736年，禪位於1796年，他在位的時期，正值英法爭雄於歐陸和印度北美殖民地；北美聯邦共和國的成立，也是當他在位的後期；法國的大革命，起於他在位的末期。嘉慶帝時代，則為拿破侖第一稱雄時代。蒸汽機的發明，在乾隆二十九年，到了嘉慶十二年已應用它造成汽船了）。就中國的學術思想說，此時也算是放了一點光彩。清代最有名的漢學中堅人物，所謂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及其子引之），皆薈萃於此時（戴為乾隆時舉人，曾任四庫全書館纂修，段為戴之弟子，亦乾隆時進士，王念孫為乾隆時進士，引之則嘉慶時進士也）。他們治學的方法，也是一種極有科學精神的方法；可惜他們的科學精神，全用在故紙堆中，他們的工作，還隻能比於歐洲文藝複興時代的工作，對於中國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生活，未能發生若何的影響。其中第一個重要人物戴震，算是很能注意於實用方麵（戴氏曾著有《勾股割圜記》等書），但終為舊時代所謂“王政”的觀念所拘，未能突入近代自然科學的核心；戴氏的哲學理論，也很與西方邊沁派的功用主義相接近，但當時一般人多隻注意他的考證，罕有人注意他的哲學上的理論的；因此盛極一時的所謂漢學，全沒有與西方同時代新文化潮流相抵抗的效能（鹹、同時代，中國人且有“天下不亂於長發賊而亂於漢學”的誣說。平心而論，謂天下亂於漢學，固屬誣說，謂漢學沒有抵抗西方文化潮流的能力，則屬事實）。並且在乾隆獎勵學術的用心，與其說是啟導民智，毋寧說是想把優秀人士的聰明才力錮蔽於故紙堆中，帝開四庫全書館，與明太祖用八股文來錮蔽民智，差不多是同樣的手段。他一麵開四庫全書館，一麵頒布禁書令，凡明末清初有關於滿漢民族消長的著述，皆稱為逆書，一律銷毀；由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銷毀所謂逆書共24次，被銷毀之書達538種，共13862部；猶恐未能禁絕，到五十三年尚嚴諭陸續搜禁。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派來中國的特使馬甘尼（Macartney）歸述所見，說中國的科學知識遠不如他國；說招待他的趙大人，看見他從衣袋中取小盒自來火擦之而燃，大為驚異；說他在熱河與各大臣會見時，於歐洲各種發明物中特述氫氣球一事，勸中國備置一球於北京，並勸中國宜聘用西方各種專門技師，傳授各項專門學術，各大臣皆不注意他的勸告；說乾隆帝雖意氣盛旺，自負心極強，諸事不欲落人後，但實際所見不遠，還不及康熙帝的通達，隻知道防止漢民族的活動，不知啟導民智。我們看馬甘尼所述，便知道當清代文教極盛的朝廷，已為西方人所輕視了。

再就政治的組織上說，此時可稱為名實相符的君主專製政體。中國的君主專製政體，本是從秦漢以來幾千年相承不替的；不過到了清代，組織上更為完密。我們要懂得清代後期政治勢力的變化，不妨在此處將清代幾種主要的政府機關，略加以分別的說明如下。

一、內閣與軍機處 清代中央政府的重心最初在內閣，到了雍正乾隆時代，完全移於軍機處。但是清代所謂內閣與現世君主立憲國的所謂內閣完全不同，內閣的閣員稱某殿（如保和、文華、武英等）或某閣（如文淵、東閣、體仁之類）大學士，滿漢各二人乃至六人不定；以外又有協辦大學士、內閣學士等。大學士的職權，在清初除了接受各處章奏上之皇帝，替皇帝撰擬諭旨並批答奏牘外，還參與重要機務。經康、雍、乾三朝屢次用兵平亂，產生軍機處。軍機處本是專管軍機秘密事情的，後來因為作軍機大臣的人就是作內閣大學士的人（如乾隆時之鄂爾泰），內閣大學士的權就被軍機處吸收去了。乾隆中期以後，內閣大學士不過是賞給有功大臣一種特別榮貴的頭銜罷了，他的職掌除了諭旨奏牘的收發，幾於別無所事了。軍機大臣也是沒有一定的員額（起初沒有滿漢並立的規定，但事實上總是滿人，洪楊之役以來，漸有漢人充軍機大臣的），隨皇帝的意旨於皇族內閣大學士或各部尚書中選充，與皇帝最親近。他的職權，凡政務的裁決、官吏的任免黜陟、用兵時的軍事方略，無不參與。但有兩點最宜注意的：一是無論內閣或軍機處，都沒有特別獨高的首長，首長就是皇帝；二是無論內閣大學士或軍機大臣，都沒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撫直接發命令的權，向各部或各省督撫直接發命令的隻有皇帝——就是上諭或諭旨。

二、六部 清代的中央行政機關在預備立憲以前，隻有吏、禮、戶、兵、刑、工六部，這是沿襲前代的舊製。各部的主要人員，從清初就定為滿漢二人並立（對於重要的各部有時特派皇族為管部大臣）。各部通常的長官稱尚書，次官稱左右侍郎，通稱曰堂官。但是有最可注意的兩點：一是六部雖為中央行政機關，對於各省的政務可以核議準駁，但各部的長官卻沒有向地方長官（督撫）直接發命令的權（要向督撫發命令就要以皇帝的諭旨行之）；二是尚書與侍郎，各有單獨的上奏權，尚書與侍郎意見不合時，除了兩方相互奏請皇帝裁決以外，別無辦法。然則就中央與各省言，六部不能算作總轄全國的行政首長；就尚書與侍郎言，各部並沒有統率全機關的唯一首長；無論對地方或對本機關，最後的解決也隻有問皇帝。

三、都察院 都察院是清代的總監察機關。它的主要職員有都禦史1人，副都禦史2人；所屬有給事中20人，監察禦史44人；給事中監察京內官府，分為各科；監察禦史監察地方官府，分為各道（給事中及監察禦史總稱之為科道官）。這些科道官雖然因處理事務上及地域上設有分界，但是他們的監察權，在性質上並無限製；無論什麼階級的官，他們都可以參劾，無論什麼性質的事，他們都可以舉發或反對；大小官府的陳奏，他們固然可以指摘，就是皇帝的諭旨，他們也可以拒駁；不能上奏的小官，可由他們代奏，百姓有冤抑，也可由他們代申。總括一句，國家政務的全部，無不受他們的監察。但是有幾點應該注意的：一是這種監察權的行使，不是用都察院的機關全體去行使，而是用都察院各員的官銜單獨去行使，從都禦史到所屬各科道官，各人都有單獨的參劾上奏權，並不要經過全體機關的取決；二是這種監察官的選任，並不必要有政治或行政經驗的人，也不是一種有特別保障的終身官，隨時可以改任或升遷，一旦作了普通官，同樣的要受他人監察，有特別權勢的人可以暗中幹涉他們的進退；三是這種監察官自身的責任問題，全以皇帝一人的意旨為斷，皇帝喜歡容納直言的，對於他們的誣劾誣說，也不問他們的責任，倘若觸犯了皇帝的私好偏愛，就是參劾得確實，也要受譴責。

四、各省督撫 清代的總督巡撫，也是沿襲明代的舊製（在明初皆非常設之官，但是後來總督巡撫的職權性質，都漸次變了）。總督大約是兼轄兩省（晚清的東三省總督兼轄三省），但也有單轄一省的；轄兩省的所屬有兩個巡撫，總督初無直轄地；轄一省的，則以總督兼授巡撫銜，其下不別設巡撫。原來總督、巡撫的職權本不相同，依雍正即位時的上諭說：“總監地轄兩省，權兼文武，必使協和將吏，輯綏軍民，乃為稱職；巡撫則凡一省之事，察吏安民轉漕裕餉，皆統攝之。”乾隆時修的《大清會典》也說：“總督統轄文武，詰治軍民，巡撫統理教養刑政。”但是，後來督撫的職權都有變化（變化大都起於洪楊之役，此後總督、巡撫的職權，漸次無有差別）。督、撫不受內閣軍機處和六部的直接命令，上麵已經說過，但是還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就是總督還兼一個右督禦史銜，巡撫還兼一個右副都禦史銜，都有單獨的參劾權及上奏權；總督固然可以參劾巡撫，巡撫也可以參劾在他上麵的總督；他們是地方的行政長官，也都是全體政務的監察官；督、撫意見不合時，也和六部的尚書和侍郎一樣，除了相互奏請皇帝裁決以外，別無辦法。所以在形式上督、撫仿佛有上下從屬的關係，實際上還隻有皇帝是高高在上的一個人。

就上麵所說明的幾種機關來看，我們可以得到下麵兩個結論：第一，一切權都在皇帝手裏，沒有一個機關可以宰製別一個機關；第二，無論甲機關與乙機關，就一個機關內部的甲人員與乙人員，都有互相監視、互相牽製的意味，要想保持權位，除非取得皇帝的信用，博得皇帝的歡心。所以說中國的君主專製政體到了清代，組織上更為完密了。但是這種完密的君主專製的組織，須得君主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方能運用如意；若遇著一個庸主必使機關的全部失去它的重心。乾隆帝確是能運用這種機關的人，所以在乾隆時代的政治，可稱為名實相符的君主專製政治，自嘉慶帝以後“一蟹不如一蟹”，加以外力漸次侵入，於是這種最完密的君主專製政治的組織，漸有“捉襟見肘”之勢了。

上麵是專就政治的機關上觀察。再就乾嘉時代的政治實質說，乾隆帝確是很勵精圖治的，在位六十年，年紀已滿八十五歲；始禪位於嘉慶帝，對於重要的政務，嘉慶帝還是須稟命而行。當乾隆帝年逾八十時，他自詡為古來罕有的皇帝，自作《禦製十全記》，敘述他十全的功績。所謂十全，就是當他在位期中，平定準噶爾兩次，平定回部一次，平定金川兩次，平定台灣一次，降緬甸、安南各一次，受廓爾喀之降兩次，合之為十大武功。但是他的武功雖盛，終究掩蓋不了他內治的弱點。他信任一個貪黷不堪的和珅達二十年，援引許多貪黷的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郝碩、伍拉納之徒，贓款累累，動輒數百萬；在他尚未禪位的時候，已經屢次發生贓賄的大獄；這些贓賄案，實際都是由和坤在內隱為驅迫而成；但是乾隆帝至死不知道這些贓案的根源所在；他的監察人員，也終究不敢觸動到這個根源上。直到乾隆帝死後，嘉慶帝方把和珅處以死刑，抄沒他的家產共計109號，約值八萬萬兩（當時查抄其家產金額，列為109號，內中已估價者僅26號，約占金額四分之一，計銀223895160兩，故其金額約為八萬萬兩雲）。當時人為之語曰：“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因為當時中國國庫歲入額，並不甚大（每歲不過七千萬兩上下）。和珅二十年宰相所蓄的八萬萬，超過了國庫歲入十年的總額。因為有這麼一個貪黷的宰相在內，驅使一班貪黷的地方大吏在外搜刮，無所不至，於是民力凋敝，到嘉慶帝一即位，地方的亂事就起來了。在乾隆六十年，已有湖南、貴州紅苗之變；到嘉慶元年白蓮教之亂起，蔓延及於五省，經過八九年的長時間，耗去軍費二萬萬兩，才告平定；同時海寇蔡牽等以安南為窟穴，侵擾兩廣閩浙各處，到嘉慶十五年才平定；天理教的李文成、林清等擾亂山東直隸，至於震動畿輔宮禁之地；到嘉慶末道光初，邊境又有回部張格爾的亂事，官軍大舉征伐，經過七年的長時間，才告平定。這些亂事，大都是在乾隆後期已經醞釀潛伏著，到嘉慶時才陸續爆發的。所以乾隆帝的十全大功，可以說就是嘉慶以後的民亂種子。

在白蓮教亂當中，清廷的政治還暴露一個大弱點，就是軍備已經失了作用。清廷的所謂經製兵即常備軍，原有八旗兵與綠營兩種；到嘉慶時代，這兩種常備軍都已腐敗不能作用。當嘉慶民亂，有記述當時情形者謂：“交戰時以鄉勇為先鋒，漢人之綠營次之，其素稱驍勇絕倫之旗兵在最後，賊軍亦驅難民以當鋒鏑，真賊在後觀望；鄉勇與難民交戰，而官兵則與賊兵不相值。鄉勇傷亡，則匿而不報，或稍得勝利，則冒為己功；然與賊會之時甚稀，惟尾追而不迎擊，甚至地方村民，備糧請兵，拒而不納，常求無賊之地以駐軍。軍中費用之侈，駭人聽聞；有建昌道石作瑞者侵漁五十萬兩，皆耗於延請將帥之宴飲；嘗於深菁荒麓間，供一品值五兩之珍饈，一席至三四十品之多；有某尚書初至營中，得賄珍珠三斛，蜀錦一萬匹，他物稱是……”軍紀這樣腐敗，所以白蓮教亂，延至八九年之久。白蓮教亂的平定，並不是這種常備軍打平的，亂事蔓延到無可如何的時候，采用兩種政策：一是堅壁清野，二是團練鄉勇。堅壁清野的政策，由德楞泰建議，就是令地方市鎮堅築堡壘，不給賊以掠奪機會，待其自滅；此法初行於湖北隨州，頗有效力，後乃命川陝豫各省仿行。團練鄉勇的政策由合州知事龔景瀚建議，他因為八旗官兵不可恃，所過地方受害甚於盜賊，故主張募集鄉勇，給以武器，舉辦團練，既可替國家節省軍費，又可滅免地方的擾害。當時有反對此說的（陝督長麟），說團練鄉勇以保鄉裏，雖未嘗不可，但恐民間有兵，難免將來的紛擾危險；但終不能不采團練的政策，四川一省的鄉勇，至有三十萬人；到了亂事平定之後，又把鄉勇的兵器收回。政府的常備軍既不足以平內亂，自然更沒有抵禦外侮的能力，所以後來一與西方武力接觸，便無不失敗。這是百年前中國內部的大概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