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

英國棉織業大本營的蘭開夏有兩個最著名的城市：一個是曼徹斯特，記者在上次通訊裏已略述梗概了；還有一個是（Liverpool），在蘭開夏西南沿海的一個船業中心，有英國的“西方門戶”之稱。該埠沿岸接連著的船埠達六哩半之遠，港內水麵積有四百七十五畝之廣，無論怎樣大的輪船都能靠岸。英國進口貨的四分之一和出口貨的五分之二，都經過利物浦。該埠除在運輸上占重要地位外，最重要的工業是造船，故大規模的船塢，連綿數裏，坐著架空的電氣火車，沿船埠兜了好半天，還看不完。但是英國的出口貿易，既跟著世界經濟恐慌而踏上了倒楣之路，運輸業當然隨著一同倒媚。曼徹斯特到了倒楣時代，利物浦也不得不到了倒媚時代。繁榮時代，規模越大越值赫；倒婚時代,規模越大越糟糕，越難收拾。在 1993年的一年中，造船業工人有一半以上失業；船埠工人及水手有三分之一以上失業，形勢嚴重，可以想見。

記者於 11月 30日上午 11點 30分鐘由曼徹斯特乘火車動身，下午 2點 10分鐘到利物浦。市麵蕭條，較曼徹斯特露骨得多。在利物浦大學地理學院肄業的朋友塗長望君（《生活》的讀者）到車站來照拂，並承他陪伴了兩天，誠摯可感。記者此次出國最感愉快的是藉著《生活》的媒介，遇著許多有誌的青年朋友，塗君也是其一。我們雖未曾謀麵過，但卻是一見如故，快慰平生，因為我們在精神上都早成了好友。塗君說利物浦大學地理學院教授（兼院長）羅士培（Prof.PercyM.Roxby）對中國非常表同情，叫我去談談。當天下午 4時左右便同往，將近該校和進了該校的時候，陸陸續續看見男女同學迎笑著對塗君打招呼，態度都很親熱。據塗君告我，該校因羅士培教授對中國異常表同情，每討論到遠東問題，總是幫中國，所以造成風氣。他所主持的地理學院的男女生近百人，都是對中國特具好感的。我才恍然於許多男女生對中國人的親熱態度。

羅士培教授十年來曾三次到過中國，對於中國文化及地理問題的著作頗多，對於中國學生的事情非常肯熱心幫忙，遇著有演說機會的時候，總是替中國說話。中國的好壞，自有本身的事實存在，我們原不必聽見有人說好話便色然而喜，但是肯表同情於中國的朋友，卻也值得我們的介紹。

英國人把下午四五點鐘的那頓茶點看得很重，有人說他們晚飯不吃還不打緊，下午那頓茶點是萬不可少的。我們到了地理學院裏的時候，正遇著羅士培和幾個同事在樓上一個小房間裏吃茶點，便邀塗君和我一同加人。羅士培教授說他剛接到一位倫敦朋友的信，知道我來，正盼望著晤談。他今年五十三歲了，還是一個獨身，住在學生寄宿舍裏，和學生混在一起，衣服看上去也很隨便，大有一個書呆子的模樣，大概他的注意力都用在地理學上去了。在這天的茶點席上，卻有他的一位妙齡秀美的女秘書奧德姆女士（Miss Oldham）擔任“女主人”的職務，很殷勤和藹地招呼客人的茶點。此外還有該學院的講師史密斯君（W．Smith）。我們五個人圍桌而坐，我們當然很容易談到中國問題。我忽見他（羅士培）瑟瑟縮縮從衣袋裏一個日記簿上，取出幾張剛從報上剪裁下的關於中國的新聞。有一張是一個英國“死硬派”素有“中國通”之名的某甲寫給《泰晤士報》的信，大意說，日本占據滿洲，雖經國聯認為不合理，但現在已成事實，時勢不同，如仍根據國聯意見，不注意事實，徒然妨礙世界和平雲雲。這幾位英國的男女朋友——羅士培。史密斯和奧德姆——都憤憤不平，我暗中覺得我們自己不長進，旁人反代為不平，徒然增加我們自己的慚愧而已！我們約談半小時後告辭握別。

羅士培教授有個習慣頗好笑，他談話時，仰著頭，眼睛好像總是望著天花板。倘若不是他的誠懇，簡直有人疑他旁若無人。我出來後對塗君說句笑話，說羅士培的眼睛總是好像望著天花板，他大概從未知道同事裏麵有個那樣秀美的奧德姆女士吧！

記者在利物浦時參觀了利物浦大學（建築學最著名），大規模的船塢（有許多輪船都閑空著），利物浦的貧民窟（所謂 “Slum ”，該處是在英國最大的貧民窟之一，衣服襤褸，房屋破爛，觸目皆是）。此外在建築上比較特別的是利物浦的“浮碼頭”，他們稱為“landing stage ”，因為在那海岸旁的潮水漲落的很厲害，最高時漲到三十四明，低時十一歎，所以為搬貨及搭客上下的便利，不得不有浮著的活碼頭。該碼頭長二千五百三十四呎，平均闊八十呎，高出水麵六呎到八呎，用鐵鏈係在岸旁，價值二三十萬鎊，工程殊為宏大，走上去簡直是陸地，不覺得是在什麼碼頭上。不愧為帝國主義對外實行經濟侵略的大本營的規模！

還有個尚在繼續建造中的大建築物是利物浦大教堂（Liverpool Cathedral）。世界第一宏偉的大教堂是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高四百十八呎，利物浦這個才造好一部分的大教堂也有三百零八明高，欲搶得第二把交椅。自 1940四年開始建築以來，建築了近三十年，尚未完工，其工程浩大可想。記者去瞻仰時，不得不驚歎該處大貧窟裏的許多貧命集合起來，哪比得上這個上帝的福命啊！聽說對此事捐款最踴躍的是該處的資本家。帝國主義最歡迎的是“聖經”（見《海上零拾》），資本家所歡迎的又是大教堂！

在英國的華僑，最多的是在倫敦（當另文記之）；其次要算利物浦了，有三百八十人，其中約有一百八十人做輪船上的水手、火夫及極少數的管事人（Steward，類於茶房頭的職務），現此中失業者已有六十八人，此外有幾家小菜館及小商店，大概隻專做本國人的生意，其餘的大多是洗衣業，也僅靠老主顧勉強維持著。（曼徹斯特也有二十幾個華僑，全是洗衣業，幾全有了英籍的妻子。）他們大多娶了英國女子，冒著險到英國謀食的華僑，教育程度原很低，有許多中西文字都不識，而英國妻子至少受過高小教育，所以大半受妻子的管轄，懼內者居多，因為寫信記帳以及許多事都需要仰仗她們，利物浦也有華人麕集的中國街（其實叫“peelstreet”），記者也去“巡閱”一番。當然都是小店，有好幾家關了門，“寄人籬下 ”，免不得隨人倒媚了！並到該處一家中國菜館裏去吃過兩次飯，看見幾個中英合種的男女小孩，真長得健美可愛，和他們瞎談一陣，覺得他們天真爛漫，性情都很和藹。有個三歲的孩子，隻頭發是黑的，其餘就全似個洋囡囡，可愛極了，我簡直想把他抱回中國來。這家老板是個廣東人，老板娘是個大胖子的英婦，他們有個合種的女兒已十八九歲，具著一副婀娜的美態，一對嫵媚的慧眼，說著一嘴的鶯聲軟語，婉轉動聽，聽說已和一個英國人訂了婚，準備明年出嫁，怎樣的英國人卻不知道。

塗君談起他有個好友趙雲鵬君，在利物浦大學專攻橋梁工程，也是《生活》的讀者，最近因肺病進了醫院，聽見記者來的消息，以不得一見為憾。我說我應該到醫院裏去慰問他，便於 12月 1日下午買了一些水果，約同塗君和特由倫敦趕來利物浦陪我同赴愛爾蘭的張似旅君，到醫院裏去看他。他住在一個大病室裏，有幾十個病人一排一排的沿著四麵的牆旁榻上躺著，布置得很整潔。他也穿著睡衣躺著，我們三個在病室門口伸著脖子看清了他的榻位，便躡手輕腳地偷移到他的榻旁。經塗君介紹後，我和他很誠懇地握著手，並把水果捧給他。他看見我們來了，歡喜得什麼似的。我們聽見他說，醫生說已可無礙，身重加了兩磅，不過還須療養，也非常替他歡喜。我們除竭誠慰問外，不敢多談，於鄭重道別後，又偷偷躡躡地跑出了病室，已是萬家燈火了。

當夜我便和張君乘輪赴愛爾蘭的首都。

1934年 1月 4日，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