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終沒有徹底放下架子。
從赤塔到伯力,從伯力市郊到城裏,我始終是和弟弟、兩個妹夫、三個侄子和一個傭人在一起的。我們這“一家人”住處是和別人分開的。到伯力之後,收容所裏沒有蘇聯姑娘做服務員,就由家裏人給我疊被,收拾屋子,端飯,洗衣服。不過我還算有點自知之明,不讓他們再叫我皇上了,他們就用“上邊”兩字代替了那個稱呼。
剛到伯力郊外的時候,有一天我從樓上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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