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閑話（三）

西瀅先生這回是義形於色，在《現代評論》四十八期的《閑話》裏很為被書賈擅自選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質上損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賤名也忝列於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飯之後，寫一點自己的所感罷。至於捏筆的“動機”，那可大概是“不純潔”的。記得幼小時候住在故鄉，每看見紳士將一點騙人的自以為所謂恩惠，頒給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謝時，則斥之曰“不識抬舉！”我的父祖是讀書的，總該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從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氣，不但恩惠，連吊慰都不很願意受，老實說罷：我總疑心是假的。這種疑心，大約就是“不識抬舉”的根苗，或者還要使寫出來的東西“不純潔”。

我何嘗有什麼白刃在前，烈火在後，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的“創作衝動”[30]；雖然明知道這種衝動是純潔，高尚，可貴的，然而其如沒有何。前幾天早晨，被一個朋友怒視了兩眼，倒覺得臉有點熱，心有點酸，頗近乎有什麼衝動了，但後來被深秋的寒風一吹拂，臉上的溫度便複原，——沒有創作。至於已經印過的那些，那是被擠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牛乳之“擠”；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並非故意將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裏，送進什麼“藝術之宮”。倘用現在突然流行起來了的論調，將青年的急於發表未熟的作品稱為“流產”，則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簡直不是胎，是狸貓充太子[31]。所以一寫完，便完事，管他媽的，書賈怎麼偷，文士怎麼說，都不再來提心吊膽。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願意看，稱讚好，我終於是歡喜的。後來也集印了，為的是還想賣幾文錢，老實說。

那麼，我在寫的時候沒有虔敬的心麼？答曰：有罷。即使沒有這種冠冕堂皇的心，也決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調。被擠著，還能嬉皮笑臉，遊戲三昧[32]麼？倘能，那簡直是神仙了。我並沒有在呂純陽[33]祖師門下投誠過。

但寫出以後，卻也不很愛惜羽毛，有所謂“敝帚自珍”的意思，因為，已經說過，其時已經是“便完事，管他媽的”了。誰有心腸來管這些無聊的後事呢？所以雖然有什麼選家在那裏放出他那偉大的眼光，選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給他一個不管。其實，要管也無從管起的。我曾經替人代理過一回收版稅的譯本，打聽得賣完之後，向書店去要錢，回信卻道，舊經理人已經辭職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罷；我們可是不知道。這書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車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對於這等選本，私心卻也有“竊以為不然”的幾點，一是原本上的錯字，雖然一見就明知道是錯的，他也照樣錯下去；二是他們每要發幾句偉論，例如什麼主義咧，什麼意思咧之類，大抵是我自己倒覺得並不這樣的事。自然，批評是“精神底冒險”，批評家的精神總比作者會先一步的，但在他們的所謂死屍上，我卻分明聽到心搏，這真是到死也說不到一塊兒，此外，倒也沒有什麼大怨氣了。

這雖然似乎是東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實倒怕是因為我不靠賣文營生。在中國，駢文壽序的定價往往還是每篇一百兩，然而白話不值錢；翻譯呢，聽說是自己不能創作而嫉妒別人去創作的壞心腸人所提倡的，將來文壇一進步，當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寫出來的東西，當初雖然很碰過許多大釘子，現在的時價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這樣好主顧，常常隻好盡些不知何自而來的義務。有些人以為我不但用了這些稿費或版稅造屋，買米，而且還靠它吸煙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騙來的；我實在不很擅長於先裝鬼臉去嚇書坊老板，然後和他接洽。我想，中國最不值錢的是工人的體力了，其次是咱們的所謂文章，隻有伶俐最值錢。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謀生，則據我的經驗，賣來賣去，來回至少一個月，多則一年餘，待款子寄到時，作者不但已經餓死，倘在夏天，連筋肉也都爛盡了，那裏還有吃飯的肚子。

所以我總用別的道兒謀生；至於所謂文章也者，不擠，便不做。擠了才有，則和什麼高超的“煙士披離純”[34]呀，“創作感興”呀之類不大有關係，也就可想而知。倘說我假如不必用別的道兒謀生，則心誌一專，就會有“煙士披離純”等類，而產生較偉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於獻出剝皮的狸貓罷，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頭，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時時想政治活動”，簡直並不很“幹著種種無聊的事”，但是他們似乎並沒有《教育學概論》或“高頭講章”[35]的待定稿，藏之名山。而馬克思的《資本論》，陀思妥夫斯奇的《罪與罰》[36]等，都不是啜末加加啡[37]，吸埃及煙卷之後所寫的。除非章士釗總長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編譯館人員，以及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38]作者，於謀成事遂，睡足飯飽之餘，三月煉字，半年鍛句，將來會做出超倫軼群的古奧漂亮作品。總之，在我，是肚子一飽，應酬一少，便要心平氣和，關起門來，什麼也不寫了；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溫暾之談，兩可之論，也即所謂執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等於不寫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書賈化作蚊子，吸我的一點血，自然是給我物質上的損害無疑，而我卻還沒有什麼大怨氣，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是蚊子。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麼“鼓動學潮”呀，“謀做校長”呀，“打落門牙”呀這些話。有一回，竟連現在為我的著作權受損失抱不平的西瀅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閑話》上發表出來；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個女學生，與其被若幹卑劣陰險的文人學士們暗地裏散布些關於品行的謠言，倒不如被土匪搶去一條紅圍巾——物質。但這種“流言”，造的是一個人還是多數人？姓甚，名誰？我總是查不出；後來，因為沒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僅為便於述說起見，就總稱之曰畜生。

雖然分了類，但不幸這些畜生就雜在人們裏，而一樣是人頭，實際上仍然無從辨別。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聽人們的說話；又因為無話可說，自己也就不大願意做文章。有時候，甚至於連真的義形於色的公話也會覺得古怪，珍奇，於是乎而下等脾氣的“不識抬舉”遂告成功，或者會終於不可救藥。

平心想起來，所謂“選家”這一流人物，雖然因為容易聯想到明季的製藝的選家的緣故，似乎使人厭聞，但現在倒是應該有幾個。這兩三年來，無名作家何嘗沒有勝於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隻是誰也不去理會他，一任他自生自滅。去年，我曾向DF[39]先生提議過，以為該有人搜羅了各處的各種定期刊行物，仔細評量，選印幾本小說集，來紹介於世間；至於已有專集者，則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門之外”。但這話也不過終於是空話，當時既無定局，後來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這事業，因為我是偏心的。評是非時我總覺得我的熟人對，讀作品是異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裏似乎是沒有所謂“公平”，在別人裏我也沒有看見過，然而還疑心什麼地方也許有，因此就不敢做那兩樣東西了：法官，批評家。

現在還沒有專門的選家時，這事批評家也做得，因為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則他的原種不過是黃色的細碎的野菊，俗名“滿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壇上真沒有較好的作品之故罷，也許是一做批評家，眼界便極高卓，所以我隻見到對於青年作家的迎頭痛擊，冷笑，抹殺，卻很少見誘掖獎勸的意思的批評。有一種所謂“文士”而又似批評家的，則專是一個人的禦前侍衛，托爾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東畫西的，就隻為一人做屏風。其甚者竟至於一麵暗護此人，一麵又中傷他人，卻又不明明白白地舉出姓名和實證來，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氣，使那人不知道說著自己，卻又另用口頭宣傳以補筆墨所不及，使別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這不但對於文字，就是女人們的名譽，我今年也看見有用了這畜生道的方法來毀壞的。古人常說“鬼蜮技倆”，其實世間何嘗真有鬼蜮，那所指點的，不過是這類東西罷了。這類東西當然不在話下，就是隻做侍衛的，也不配評選一言半語，因為這種工作，做的人自以為不偏而其實是偏的也可以，自以為公平而其實不公平也可以，但總不可“別有用心”於其間的。

書賈也像別的商人一樣，惟利是圖；他的出版或發議論的“動機”，誰也知道他“不純潔”，決不至於和大學教授的來等量齊觀的。但他們除惟利是圖之外，別的倒未必有什麼用意，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來沒有受過更奇特而陰毒的暗箭的福人，那當然即此一點也要感到痛苦。

這也算一篇作品罷，但還是擠出來的，並非圍爐煮茗時中的閑話，臨了，便回上去填作題目，紀實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1]Gogol，果戈理（1809—1852），曾有人譯為郭歌裏，俄國作家；Wilde，王爾德（1854—1900），英國作家；D’Annunzio，鄧南遮（1863—1938），曾有人譯為唐南遮，意大利作家；Holz，何爾茲（1863—1929），德國作家；Gorky，高爾基（1868—1936），蘇聯作家；Galsworthy，高爾斯華綏（1867—1933），英國作家。

[2]“吾家rky”，即吾家爾基。這裏諷刺當時某些文人把“高爾基”誤為姓高名爾基。

[3]原質，元素的舊稱。

[4]鏭，錫，錯，矽，化學元素的舊譯名。其中除錫外，其他四種的今譯名順序為銫、鍶、鈰、矽。

[5]倉頡，相傳是黃帝的史官，漢字最初的創造者，亦作“蒼頡”。

[6]本篇旨在揭露當時頑固派和許多反改革者的“魂靈”和他們的思想“邏輯”。文中所列舉的詭辯式的奇怪言論，都是作者從當時社會上一些反對新思想、反對改革和毀謗革命者的荒謬言論中概括出來的。

[7]扶乩，一種迷信活動，由二人扶一丁字形木架，使下垂一端在沙盤上畫字，假托為神鬼所示。

[8]“男女授受不親”，意思是男女之間不能親手遞接東西。語出《孟子·離婁》。

[9]中學為體西學用，原句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清末洋務派首領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提出的主張。中學，指“治身心”的綱常名教；西學，指“應世事”的西方技術。

[10]不薄今人愛古人，這裏是對於今人和古人都一視同仁的意思。 語出杜甫《戲為六絕句》之五。

[11]“知命者不立於岩牆之下”，岩牆，危牆。語出《孟子·盡心（上）》；“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意思是有錢的人不坐在屋簷下（以免被墜瓦擊中），語出《史記·袁盎傳》；“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語見《孝經》。

[12]指北京學生紀念國恥的集會遭壓迫一事。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學生為紀念國恥和追悼孫中山，擬在天安門舉行集會。各校學生被武裝警察與保安隊馬隊毆打，多人受傷。會後結隊赴魏家胡同教育總長章士釗住宅，質問壓迫學生愛國運動的理由，又與巡警衝突，被捕十八人。

[13]“和光同塵”，即隨和的意思。

[14]“琴心是否女士”，一九二五年一月，北大學生歐陽蘭所作獨幕劇《父親的歸來》，內容幾乎完全抄襲日本菊池寬所著的《父歸》，被人指出後，除歐陽蘭本人作文答辯外，還出現了署名“琴心”的女師大學生，也作文為他辯護。不久，又有人揭發歐陽蘭抄襲郭沫若譯的雪萊詩，這位“琴心”和另一“雪紋女士”又一連寫幾篇文字替他分辯。事實上，所謂“琴心”女士，是歐陽蘭的女友夏雪紋（當時在女師大讀書）的別號，而署名“琴心”和“雪紋女士”的文字，都是歐陽蘭自己作的。

[15]七個教員的宣言，即由魯迅起草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它是針對楊蔭榆開除學生自治會職員和她的《對於暴烈學生之感言》而發的，由馬裕藻、沈尹默、周樹人、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署名。

[16]給同籍的人幫忙，指陳西瀅給楊蔭榆幫忙，他們都是江蘇無錫人。

[17]陳西瀅比女師大為“臭毛廁”的議論，原話是說：“女師大的風潮，究竟學生是對的還是錯的，反對校長的是少數還是多數，我們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無從知道。我們隻覺得這次鬧得太不像樣了。……學校的醜態既然畢露，教育界的麵目也就丟盡。……好像一個臭毛廁，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在這時候勸學生們不為過甚，或是勸楊校長辭職引退，都無非粉刷毛廁，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我們以為教育當局應當切實的調查這次風潮的內容……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將來要整頓也沒有了辦法。”

[18]“公理戰勝”的牌坊，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勝國一方宣揚勝利是“公理戰勝強權”，都在自己的國家立碑紀念。中國北洋政府因曾參加協約國一方，也在北京中央公園建立了“公理戰勝”的牌坊。

[19]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法、美等國操縱巴黎和會，無視中國的主權和“戰勝國”地位，非法決定讓日本繼承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五四運動爆發，迫使當時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實際上是戰敗了”，是就巴黎和會侵犯我國主權這一情況而說的。

[20]“心上有杞天之慮”，這裏楊蔭榆掉弄成語“杞人憂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杞人憂天，是《列子》裏的故事：“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21]“草字頭”，一種隱語，指革命黨，係指興中會、光複會、同盟會及其他一些反清革命組織。

[22]陶成章（1878—1912），號煥卿，浙江紹興人，清末革命家，光複會領袖之一。一九一二年一月被暗殺於上海廣慈醫院。著有《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浙案紀略》及《催眠術講義》等。

[23]謨哈默德（約570—632），今譯穆罕默德，伊斯蘭教創複興者。

[24]《蕭曹遺筆》，一種供訟師寫狀紙用的參考書，假托是漢代蕭何、曹參的著作，實為清代竹林浪叟輯。

[25]指當時各地軍閥的內戰。

[26]韓非子，即韓非（約前280—前233），戰國時韓國人，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流傳至今的有《韓非子》一書。《韓非子》中沒有“不恥最後”的話，在《淮南子·詮言訓》中有類似記載。競馬，賽馬。

[27]張歆海（1898—1972），浙江海鹽人，曾任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隨員，當時是清華大學英文教授。這裏所說關於他見美國兵打中國車夫和巡警的事，陳西瀅除轉述張歆海的話以外，還對五卅愛國運動加以辱罵和誣蔑。

[28]章士釗的呈文，指《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

[29]“無權勢”者，指章士釗。

[30]“創作衝動”，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閑話》中說：“他們有時創造的衝動來時，不工作便吃飯睡覺都不成，可是有時也懶懶的讓它過去了。”又說：“一到創作的時候，真正的藝術家又忘卻了一切，他隻創造他心靈中最美最真實的東西，斷不肯放低自己的標準，去迎合普通讀者的心理。”

[31]狸貓充太子，即狸貓換太子的故事。清代的公案小說《三俠五義》有這樣的情節：宋真宗無子，劉、李二妃皆懷孕，劉妃為爭立皇後，與太監密謀，在李妃生子時，用一隻剝皮的狸貓將小孩換下來。

[32]遊戲三昧，佛家語。這裏是無掛無礙、心神平靜的意思。

[33]呂純陽（798—？），即呂洞賓，名岩，號純陽子，相傳為唐末京兆（今陝西長安）人，隱居終南山。民間傳說他後來得道成仙，為“八仙”之一。

[34]“煙士披離純”，英語Inspiration的音譯，“靈感”的意思。

[35]“高頭講章”，在經書正文上端留有較寬空白，刊印講解文字，這些文字稱為“高頭講章”。後來泛指這類格式的經書。

[36]陀思妥夫斯奇（1821—1881），今譯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國作家。《罪與罰》是他的長篇小說。

[37]末加，今譯穆哈，阿拉伯也門共和國的港口，著名的咖啡產地。

[38]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指《現代評論》。

[39]指鬱達夫（1896—1945），浙江富陽人，作家，創造社重要成員之一。著有短篇小說集《沉淪》、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遊記散文集《屐痕處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