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中,我在本刊發表一篇時論,題目是《國際的風雲和我們的準備》。我彼時說過,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大分水界。這一年之內,國際的三大事業都失敗了:國聯處置中日問題失敗了,裁軍會議失敗了,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也要告失敗了。這三大事業的失敗就是歐戰以來國際主義的破產,和褊狹的、軍備競爭的、商戰的國家主義的勝利,人類的前途是不可樂觀的。
過了半年以後,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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