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術

元遺山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願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將崔立頌德者，是否確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於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麵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於元。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於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傳》這樣說——

“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許，則讒構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作，文證具在清淩廷堪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後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誌》，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淩氏辯之雲，“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嘗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諉，以致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然而，元遺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於《元史》《張德輝》傳——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

以拓跋魏的後人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並無訾議。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於士，利益既沾，雖已將“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然終因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爭卻也日甚了。餘闕的《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雲——

“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才縕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實亦並不冷落。同書《送範立中赴襄陽詩序》雲——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臣為之。……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製。郡中衣冠之族，惟範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罍爵，唱讚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

這是“中國人才”們獻教，賣經以來，“儒戶”所食的佳果。雖不能為王者師，且次於吏者數等，而究亦勝於將門和平民者一等，“唱讚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種奇書：《抱經堂勉學家訓》（據《大美晚報》）。這是從未前聞的書，但看見下署“顏子推”，便可以悟出是顏之推《家訓》中的《勉學篇》了。曰“抱經堂”者，當是因為曾被盧文鞍印入《抱經堂叢書》中的緣故。所講有這樣的一段——

“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這說得很透徹：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但施之於金元而準，按之於明清之際而亦準。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於方來，遂綢繆於未雨麼？

“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

《看圖識字》

凡一個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會踏進久經忘卻了的孩子世界的邊疆去，想到月亮怎麼會跟著人走，星星究竟是怎麼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裏，是好像魚之在水，遊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卻有如人的鳧水一樣，雖然也覺到水的柔滑和清涼，不過總不免吃力，為難，非上陸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時怎麼講得清楚呢，家境還不算精窮，當然還不如給一點所謂教育，首先是識字。上海有各國的人們，有各國的書鋪，也有各國的兒童用書。但我們是中國人，要看中國書，識中國字。這樣的書也有，雖然紙張，圖畫，色彩，印訂，都遠不及別國，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給孩子買來的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國難後第六版”的《看圖識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麼惡濁，但這且不管他。圖畫又多麼死板，這且也不管他。出版處雖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圖上有蠟燭，有洋燈，卻沒有電燈；有朝靴，有三鑲雲頭鞋，卻沒有皮鞋。跪著放槍的，一腳拖地；站著射箭的，兩臂不平，他們將永遠不能達到目的，更壞的是連釣竿，風車，布機之類，也和實物有些不同。

我輕輕的歎了一口氣，記起幼小時候看過的《日用雜字》來。這是一本教育婦女婢仆，使她們能夠記賬的書，雖然名物的種類並不多，圖畫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潑，也很像。為什麼呢？就因為作畫的人，是熟悉他所畫的東西的，一個“蘿卜”，一隻雞，在他的記憶裏並不含胡，畫起來當然就切實。現在我們隻要看《看圖識字》裏所畫的生活狀態——洗臉，吃飯，讀書——就知道這是作者意中的讀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狀態，是在租界上租一層屋，裝了全家，既不闊綽，也非精窮的，埋頭苦幹一日，才得維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學校，自己須穿長衫，用盡心神，撐住場麵，又那有餘力去買參考書，觀察事物，修煉本領呢？況且，那書的末葉上還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緒三十四年，即西曆一九○八年，雖是前年新印，書卻成於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無生氣，正也不足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麵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所以給兒童看的圖書就必須十分慎重，做起來也十分煩難。即如《看圖識字》這兩本小書，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無所不有。其實是，倘不是對於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都有些切實的知識的畫家，決難勝任的。

然而我們是忘卻了自己曾為孩子時候的情形了，將他們看作一個蠢才，什麼都不放在眼裏。即使因為時勢所趨，隻得施一點所謂教育，也以為隻要付給蠢才去教就足夠。於是他們長大起來，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們一樣了。

然而我們這些蠢才，卻還在變本加厲的愚弄孩子。隻要看近兩三年的出版界，給“小學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別的多就知道。中國突然出了這許多“兒童文學家”了麼？我想：是並不然的。

五月三十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北平《文學季刊》第三期，署名唐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