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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派對不歡而散。

爸爸媽媽以我“身體不舒服”為由，倉促地結束了宴會，幾乎是逃也似的帶我回了家。

回去的路上，車裏的氣氛壓抑得能擰出水來。媽媽坐在我身邊，渾身都在發抖，她不敢看我，隻是死死地盯著車窗外飛速倒退的街景，仿佛那裏有什麼能讓她逃避的東西。爸爸則緊緊握著方向盤，手背上青筋暴起，額頭上布滿冷汗。

他們一言不發，但我能感覺到，那堵他們用愛和愧疚砌起來的牆，已經裂開了無數道縫隙。

從那天起，我們家的“虛假天堂”徹底變了味。

爸爸開始酗酒。他常常一個人在書房裏待到深夜，我好幾次半夜起來喝水，都看到他坐在黑暗裏，任由煙頭的火星明明滅滅，屋子裏彌漫著濃烈的酒氣和絕望的氣息。

媽媽的精神狀態則變得極不穩定。她開始失眠，常常半夜驚醒，然後瘋了一樣衝進我的房間，一遍又一遍地確認我是否還在呼吸。她會坐在我的床邊，一看就是一整夜，眼神空洞又神經質。

她對我更好了，好到了一種病態的程度。她不許我碰任何尖銳的東西，不許我靠近任何有水的地方，甚至連我爬上稍高一點的滑梯，她都會尖叫著衝過來把我抱下來。

她看我的眼神，不再是純粹的寵愛，而是混雜了恐懼、猜忌和無盡的恐慌。

他們開始像兩隻驚弓之鳥，被我這個五歲的孩童，折磨得瀕臨崩潰。

而我，則把我的“武器”升級了。

我的畫風，從深夜的秘密創作，逐漸轉移到了白天。

我不再隻畫那些色彩明媚的太陽和花朵。我開始在畫紙上，用蠟筆塗抹出大片大片的水漬。我畫了一個被關在玻璃罐子裏的小女孩，她伸著手，表情痛苦。我畫了一隻被丟進旋轉漩渦裏的蝴蝶，翅膀破碎。

我的畫，開始變得詭異、陰鬱，充滿了象征意味。

媽媽每次看到我的畫，臉色都會變得更加蒼白。她會搶過我的畫，聲音顫抖地問我：“琳琳，你......你為什麼要畫這些？”

我總是歪著頭，用最無辜的表情回答她：“因為我夢到的呀。我總是夢見好多好多的水，還有一個黑黑的屋子，把我關起來。”

每當這時，她就會崩潰地抱住我，語無倫次地說：“沒有，沒有黑屋子，那都是假的，是夢，琳琳別怕......”

她像是在安慰我，更像是在說服她自己。

轉機發生在一個周末的下午。

媽媽的一個閨蜜，林阿姨，來家裏做客。林阿姨是個兒童心理醫生，性格溫和，也一直很喜歡我。

她們在客廳聊天，我照舊在我的小畫桌上畫畫。

那天，我畫了一幅我迄今為止最“直白”的作品。

畫紙的中央，是一個巨大的、灰色的、有著圓形玻璃門的方塊——一台洗衣機。洗衣機的滾筒內部，我用紅色的蠟筆，胡亂地塗抹成一團，像血，又像一個蜷縮的人影。洗衣機的旁邊，站著一男一女兩個小人，他們的表情是笑著的。而在他們腳下，還有一個更小的、躺在地上的小人。

弟弟。

我畫完最後一筆，假裝不經意地，讓畫紙從桌上“飄”落，正好掉在了林阿姨的腳邊。

“呀，琳琳的畫掉了。”林阿姨笑著彎腰撿了起來。

當她看清畫上內容的那一刻，她臉上的笑容瞬間消失了。

作為一名專業的兒童心理醫生，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一幅畫對於一個孩子來說意味著什麼。它不是簡單的塗鴉，而是潛意識的投射，是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

她臉上的表情從輕鬆變為嚴肅，再從嚴肅變為震驚和凝重。

“琳琳，”她舉著畫，聲音前所未有地認真，“能告訴阿姨，你畫的是什麼嗎？”

客廳裏的空氣瞬間凝固。

我看到媽媽的身體猛地繃緊，她放在膝蓋上的雙手死死地攥成了拳頭，指甲掐進了肉裏。

我還沒開口，媽媽已經搶先一步，笑著站起來，一把從林阿姨手裏抽走了那幅畫。

“哎呀，小孩子瞎畫的，”她笑得極其不自然，幾乎是手忙腳亂地將畫揉成一團，“我們家琳琳最近就喜歡畫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小腦袋瓜裏不知道在想什麼。”

她一邊說，一邊把紙團飛快地塞進了垃圾桶，動作快得像是在銷毀什麼罪證。

林阿姨鏡片後的眼睛，閃過一絲銳利的光。她沒有再追問，但她看向我父母的眼神，已經帶上了一絲探究和懷疑。

而我，則適時地表現出一個“畫被毀掉”的孩子的委屈。我癟著嘴，眼淚在眼眶裏打轉，小聲說：“媽媽......那是琳琳最喜歡的畫......”

我的“委屈”，成了壓垮媽媽心理防線的最後一根稻草。

她看著我泫然欲泣的臉，又感受到林阿姨那審視的目光，她的神經“啪”地一聲斷了。

她突然尖叫起來：“畫畫畫！一天到晚就知道畫這些鬼東西！不許畫了！以後都不許再畫了！”

她歇斯底裏地衝到我的小畫桌前，將我的畫筆、顏料、畫紙，一股腦地全部掃落在地。

五顏六色的蠟筆滾了一地，就像我們這個家，看似光鮮的外殼下，早已碎裂一地的內裏。

林阿姨驚呆了。爸爸也從書房裏衝了出來。

我坐在地上，看著滿地的狼藉和媽媽那張因憤怒和恐懼而扭曲的臉，安靜地掉著眼淚。

我知道，魚上鉤了。

一個專業的心理醫生，一個情緒失控的母親，一個行為詭異的孩子，一幅信息量巨大的畫。

這場戲，終於有了第一個重要的“觀眾”。

我的反擊，將不再是我一個人的獨角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