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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舊嗎？”我公寓樓下那間餐館的女侍應皮笑肉不笑地問我。“當然。”我不假思索地說，“……等等，再加一份煙熏三文魚。”已經轉身走開的女侍應從肩頭比畫了一個OK的手勢。

“有什麼事發生嗎？鑒於你竟會更改你的食譜。”我唯一可以稱得上朋友的熟人、同樣在社會保障局工作的瘦子，帶著不討人喜歡的笑容問。瘦子有一種特質，能準確嗅出每個人身上分泌的荷爾蒙味道。落座後的短短五分鐘裏，他已經鑒定出一個老處女、一對男同性戀、一個饑渴到可以跟送比薩的小弟上床的中年怨婦、一個手淫過度的用哥哥的身份證買到啤酒的高中生，以及一個性生活和諧的殘疾人。

“說真的，一個坐輪椅的人怎麼可能性生活和諧？”我端起杯子喝了口涼啤酒。

“癱瘓的部位越高，勃起的可能性越高。”瘦子用長而彎曲的手臂在自己的脊椎上比畫著，“而你呢，一定遇到了一個令人心動的姑娘。她是金發，對嗎？”他的灰眼珠帶著窺探隱私的愉悅光芒。

“扯淡。我下午碰到示威遊行，你知道，就是視頻中那些呼籲給蚯蚓人道主義關懷的小痞子。”我搖搖頭。

“謝謝。”我接過女侍應遞來的盤子，肉丸三明治配醃黃瓜，萬年不變的晚餐食譜。

“無聊。”瘦子搖搖頭，“說起來，你知道嗎……‘馬鈴薯’這個詞來源於牙買加的阿拉瓦語。”

我恍惚覺得他說後半句話時聲音有點奇怪，仿佛嗓子裏哽了塊什麼東西，或許是涼啤酒讓我的耳鳴複發了。“不知道。我也沒興趣學習一種已滅亡的語言。”我把醃黃瓜送進嘴裏。

瘦子有些驚異地睜大灰眼睛，“你沒興趣談這個話題？”

他的聲音正常了。是耳鳴。我得去看看醫生，如果今年醫療保險沒有超額的話。“完全沒興趣。”我嘴裏含著食物嘟囔著。

“好吧。”他失望地低下頭，把玩著啤酒杯。女侍應將他的晚餐放在桌上，又將我的煙熏三文魚遞給我。“說真的，你們兩個有空的話得出去玩玩兒，比如脫衣舞俱樂部什麼的。”她掃了一眼我們臉上的表情，撇撇嘴，走開了。

我和瘦子扭頭看看街對麵燈紅酒綠的俱樂部，沒作聲。我伸手從他盤子裏拿出兩根薯條塞進嘴裏，將煙熏三文魚向他那邊推了推。“你有沒有覺得我們最近聊天缺乏有趣的話題？”我說。

“你也有這個感覺？”瘦子驚奇道，“除了我的性能力鑒定之外，幾乎找不到任何可以談論的東西了。我也是這一兩年發現聊天變得無趣起來的。”

“也許是我們都老了？”我不情願地縮回拿薯條的右手，手背上有一塊顯眼的色斑，剛出現沒多久——就像二十二歲那年長褲上的汙跡，令人難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