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提問，或許他也是看中了我，主動靠近我。
“在原審中，您依據《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為您的當事人爭取到了五年這個最低刑期。
我想請問，您在準備辯護策略時，是否將受害者張大山一家因經濟困難、無法聘請專業律師提供‘其他嚴重後果’的有效法律證據這一點。
納入了您的考量，並將其作為您撬動‘酌情從輕’的關鍵支點？”
問題很長，很繞，像一個精巧的法律圈套。
周圍的記者有些發懵，但曹振聽懂了。
他還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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