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從離開了金粟齋譯書處以後,便與蒯禮卿先生疏遠了。本想特地到南京拜訪他一次,汪允中說:“不必了,他也不拘於這種禮節的人。”此刻滬寧鐵路還沒有通,還是要乘長江輪船到南京的,往來有許多跋涉。蒯先生謀補空缺,正忙於做官,不久便實授了淮揚道,我又到了山東,連音問也不通了。直至他以四品京堂內用,放了歐洲留學生監督,出洋時道經上海,這時我已進入上海的時報館了,方去拜謁一次,那天賓客如雲,也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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