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到了上海，擔任了金粟齋譯書處的工作，離蘇州故鄉更近了，因此每一個月總要回去一次，留在家裏兩三天，或是三四天。那個時候雖然蘇滬火車未通，小輪船也甚為利便。其時東來書莊還開在那裏，由馬仰禹在經理，我還在上海盡一些接洽和運輸的義務。還有勵學社的諸位同誌，有的還在日本，有的已經回國，也常常訪晤通信，在當時也可以說到“同學少年都不賤”這一句詩了。
在這個時候，最可悲痛的是我的譜弟戴夢鶴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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