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如履薄冰，處處謹慎

謹慎是成大事必備的素質。謹慎方可辦大事，可以說是古代賢哲經曆無數磨難後總結出來的硬道理。為人如此，自修如此，做官更須如此。因此，為官三箴(清、慎、勤)中，“慎”字被列為第二，僅次於“清”字，比“勤”字還重要一些。

《詩經》中說，做事應當“惴惴小心，如臨於穀；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管子》中說，“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認為一個人成就事業的大小與其謹慎程度成正比。“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朱熹說，古今大英雄豪傑，做事必有臨深履薄的感受才能成大事，他在給陳亮的書信中說：“真正大英雄人，卻從戰戰兢兢、臨探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卻一點使不著也。”明代大儒薛镟也說：“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中來。”

呂坤的《呻吟語》、洪應明的《菜根譚》和石成金的《傳家寶》是明清處世三大奇書，也都把謹慎作為待人辦事的秘方。呂坤說：“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則失難。”洪應明說：“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須從薄冰上履過。”意思是，要想辦驚天動地的事業，就要像在薄冰上行走一樣謹慎才行。

曾國藩生性就很謹慎，不是那種粗心魯莽毫無顧忌的人。但他一生之中，有多次變化，性格也有很大改變。剛進入仕途他還以“敢”字標榜，以“強”字自勵。隨著深入官場，他體會到仕途險惡，性情更加謹慎，甚至如他自己所雲，已由慎生葸。葸者，畏懼之意也。朱之瑜說過，“慎者，美德也，而過用之，則流於葸。”如果由慎而懼，膽子越來越小，恐怕就什麼事也辦不成。左宗棠性情剛烈，李鴻章則遠為圓通，二人都批評過曾國藩膽小。同治二年(1863)九月，曾國藩給李鴻章的信中說：

“國藩敗挫多年，慎極生葸，常恐一處失利，全局瓦解，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也。”

可見，他之所以如此謹慎，是因經曆太多失敗之故。曾國藩一生經曆過許多敗仗，其中關係全局的大敗，他自己總結有四次。一次是湘軍初次出兵，遭遇靖港之敗，全軍潰敗，曾國藩險些自盡；二次為湖口之敗，為石達開所困，水師失利，他的坐船也成為太平軍的戰利品，又險些投水自殺；三次為三河鎮李續賓全軍覆沒，曾國華身死，湘軍百戰精銳喪失殆盡；四次為祁門之圍，為李秀成數十萬人所困，僥幸逃生。此外，其他敗仗不勝枚舉。因兵敗而亡的湘軍大將，從塔齊布、羅澤南、劉騰鴻三兄弟，到李續賓、張運蘭，前後有數十員。如果這些敗仗還讓他謹慎不起來，那才是怪事。

軍事上的謹慎固然重要，但對曾國藩而言，太平軍不可怕，打敗仗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官場風雲。在他官卑位微時，尚未悟出其中奧妙，隨著他官大權大，在官場混跡越久，陷入越深時，越感到可怕。在同治帝繼位以後，慈禧當政，這個女人心狠手辣，更令曾國藩生畏，從而也更加謹慎。

中國古代講究以文治國，如魏文帝曹丕所言，“文章乃經國之大事”，科舉製度考的就是一個人的文章。文章表現一個人的品德，所以有“文如其人”之說，文章表現個人的見識，也表現一個人的才能。對於臣子而言，要想表達自己的立場、觀點，為君主所用，文章好壞是關鍵。對朝臣尚且如此，對地方官更不用說了，當時交通落後，主要信息隻能靠郵寄書信傳達。一般官員，至少三五年方能入京進見，奏牘就成了與君主溝通最便利的載體。所以曾國藩認為，奏議是臣子最重要的事，要謹慎對待，下一番功夫才行。

曾國藩對奏牘的重視，不僅體現在他自己往往親自動手，言辭謹慎，大多經反複思慮才定，即使是幕僚代筆，他也都要親自改過才發，此外，還體現在他慎選幕僚上。他手下的幕僚，包括各方麵的人才，但最重要的則是草擬奏稿的人。李鴻章在他幕下，就主要充當草寫奏稿的任務。曾國藩稱讚他的文章得一“辣字訣”。薛福成所以受其賞識，即因其文筆獨到，善寫奏章，後不離曾左右。曾門四大弟子，人人都是奏牘高手。

當時能向皇帝奏事是一種特權，表明這個人已得到皇帝的重視。如何利用好這樣的機會，就要在奏章上下功夫。曾國藩頻頻教導手下，在奏牘上一定要謹慎行事。同治元年(1862)正月，曾國藩讀了洪亮吉的《上成親王書》，此人就因為上了這一奏疏，被發配新疆。曾國藩讀後說，其實也沒有什麼犯忌諱的地方，饒是如此，尚且遭此大禍，可見奏疏不可不慎呀。

曾國藩是文章高手，他以理學為積澱，宗法桐城派文風，風格雄健剛勁，自成一家。他對於政治的敏感也是常人所難以企及的。鹹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慈禧太後勾結恭親王奕，發動宮廷政變，囚禁了肅順、端華等顧命八大臣。不久，端華等被處死，曾國藩聞訊大驚，在日記中寫道：“駭悉讚襄政務怡親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其心中驚懼之情由此可見。

肅順是滿清中較為開明的大臣，就是他鼎力推薦曾國藩，營救左宗棠的，他幕中的王苧運、郭嵩燾都與湘軍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肅順一黨被滅，曾國藩一則為慈禧的狠辣震懾住，另外也預感到事情不妙。此際，胡林翼、左宗棠等心腹建議他自立，以免受人所製。

但慈禧也不傻，她知道如果對曾國藩不好，肯定會激起事變，此時清廷內憂外患，無法頂住太平軍、湘軍的雙重打擊，亡國是指日可待的事。為籠絡曾國藩，她下令嘉獎，實授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並統領四省軍政，全權指揮平定太平天國大計，並加授協辦大學士。曾國藩成為清代封疆大吏兼大學士銜之第一人。在此厚待之下，曾國藩明白慈禧還是明白人，自己不會有性命之憂，這才心安。但他由此也知此人不易對付。當接到任命封賞諭旨時，他不喜反憂。他在日記中寫道：

“餘近浪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限者，往往不克保其終。見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折，辭謝大權，不敢節製四省。”

針對如何上奏，他與幕僚們計議多日。後來奏請撤銷總領四省軍政的權力，朝廷不允，曾國藩也隻好從命。曾國藩不久再次上奏朝廷稱頌慈禧“英斷”，為“自古帝王所僅見”，其實也隻是為了保住慈禧對自己的信任。曾國藩在仕途上總是謹小慎微，但仕途風波總是伴隨著他。攻破天京後，太平天國滅亡，又到了兔死狗烹的時候，此時有幾位禦史開始製造輿論，攻擊曾國荃縱兵搶掠，謊報戰功，甚至牽涉到曾國藩。一時朝野鼎沸。曾國藩知道這是慈禧的手腕，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以退為進，勸曾國荃退隱，裁撤湘軍，這才使形勢穩定下來。

曾國藩還善於從曆史上的經驗中學習處世之道，在總結曆代權臣結果時他發現，權位往往是致禍之源，尤其是兵權。秦朝的白起，西漢的韓信、彭越，明代的藍玉，都是因兵權過重、聲望過高而被殺的。曾國藩手握十幾萬重兵，足以推翻滿清，更為朝廷所忌。

所以滅太平軍後，曾國藩首先想到的是裁湘軍，但同時卻保留了淮軍，仍據有實力。這就是所謂的曾僵李代之計。

不能太有權，但亦不可無權。無權則任意受人宰割，悔則晚矣。有人勸曾國藩激流勇退，曾國藩不聽，也是同樣的考慮。也正虧了他這種謹慎態度，才得以善終。倘若追尋其居高位奧秘所在，不過一“慎”字而已。但道理人人能知，真正做到的，古今又有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