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世上沒有任何一件事是永遠一帆風順的。不久之後,兩人的甜蜜生活就出現了波折。1933年4月25日,鬱達夫攜帶王映霞遷居杭州。本來,鬱達夫是不想遷居的。因為上海是他的大本營,也是他第一次與王映霞相見的地方。在這裏,他有創造社的一幫朋友,尤其是有魯迅的存在,他可以時常前去拜訪。但是王映霞卻一心想要回杭州住。她說:“1931年以來,我心理上幻滅得厲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對於許多事物,也都沒興趣。有時想到樹高千丈,總要落葉歸根,很希望有一個開支節省的安定去處。達夫他亦流露出這個意思。”又說:“我們都認為唯一符合我們生活上經濟上願望上的去處是坐四小時火車即能到達的杭州。在從不關心政治的我的胸懷裏,還認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去處,可以做我的終老之鄉。”
這次的遷徙,就為兩人的感情破裂,埋下了伏筆。
人總是這樣,一邊在尋找安全感,一邊在尋找刺激感。遷居到杭州之後,生活更加穩定安逸了。於是,在飽食之後,無聊之餘,王映霞便開始多想起來。畢竟,作為一個20出頭的姑娘,有著“杭州第一美人”的稱號,卻嫁給了一個30多歲的有家室的男人,雖說他有才華,但年齡畢竟不相稱。當時,靠著鬱達夫的名聲,兩人在杭州也屬上流社會人物了,因此社交往來的也都是杭州的政商界文化界名流。在這樣的場合裏,一個心懷不軌的人,自然有很多出軌的時機。果然,在一個公開場合上,浙江省的教育廳廳長許紹棣被王映霞的美豔所傾倒,就開始秘密地追求王映霞,當然,王映霞也熱絡地回應了。兩人就開始了書信來往。
有一天,鬱達夫在家裏,忽然翻到了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情書,當時就勃然大怒,跟王映霞吵起來。王映霞也毫不相讓,把鬱達夫已經有一個老婆的事情扯出來,兩人在屋裏罵了個天翻地覆。事情傳出之後,杭州市市長周企虞也知道了,因為他與鬱達夫、許紹棣都是朋友,所以就居中調停,最終風波被平息下去。但是鬱達夫心怨難平,他雖然自己去風月場所,但絕不容許自己的女人跟別的男人有染,這是極傷顏麵的。於是在愛恨交織中,他就開始琢磨著創作《毀家詩紀》,準備把王映霞的醜事給寫成詩,發表出來。
1936年初,鬱達夫應福建省主席陳儀的邀請,到福建遊玩,隨後被任命為省政府參議。本來,陳儀是打算聘請他為教育廳廳長的,但是考慮到他書生氣太足,莽撞任性,不適合做官僚,所以就暫時讓他做了省政府參議,熟悉一下官場規矩。鬱達夫在福州上任之後,徹夜擔心王映霞在家中發生情變,因此經常去廟裏抽簽。結果抽到的一個簽詩是:“寒風陣陣雨瀟瀟,千裏行人去路遙。不是有家歸未得,鳴鳩已占鳳凰巢。”有家不得歸,,寓意非常明顯,就是指王映霞在外麵有了情人。這寓意讓鬱達夫更加寢食難安。
1940年,鬱達夫與王映霞在新加坡再次翻臉,鬱達夫便將三年來編寫的《毀家詩紀》發表在香港《大風》創刊一周年特大號上,組詩的內容是以他跟王映霞自相識到結婚以來的生活為主,詩裏麵毫無保留地道出了自己的家醜,即王映霞紅杏出牆的事,以及他對此事的懷恨之意。王映霞當然不會隻由他說,她也在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作為回應。在媒體的炒作下,兩人越鬧越僵,最終隻能以協議離婚收場。12年前曾鬧得轟轟烈烈的鬱王之戀,神仙情侶,就此分道揚鑣。
1940年5月,王映霞獨自一人離開新加坡,把三個兒子留給了鬱達夫,自己前往香港謀生。王映霞走後,鬱達夫麵對著三個兒子,常常想起王映霞,心裏一時難以割舍那段感情,就接連寫了幾篇舊體詩,寄給王映霞。其中一首寫的甚為感人:“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秋雨茂陵人獨宿,凱風棘野雉雙飛。縱無七子為衷社,尚有三春各戀暉;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個幾時歸。”想以母子之情打動王映霞,讓她再回到自己身邊。但是王映霞因為之前的事被傷得太深,也就不會給他機會了。
王映霞到香港後的第二年,就進入外交部擔任文書科科員。之後又轉入重慶工作。作為一個從來沒有在政府部門工作過的女性,能夠如此輕鬆地進入政府的機要部門外交部工作,不禁讓人生疑。據可信史料記載,這一切都是戴笠的安排。
那麼,作為國民黨特務機構的頭目戴笠先生,怎麼又跟王映霞扯在一起了呢?
原來,戴笠跟鬱達夫同是浙江老鄉。當年在杭州的時候,因為這層關係,在交際場合上,戴笠認識了王映霞。對於王映霞的美色,戴笠是垂涎已久。因此,在鬱達夫外出的時候,戴笠就跟王映霞勾搭在一起。王映霞還懷了戴笠的孩子,因為怕事情敗露,就匆匆打掉了。
這段秘事,一直不被人所知。鬱達夫本人,到死都不知道。還是鬱達夫的好友、著名詩人汪靜之把這事給揭露出來的。汪靜之作為事實的見證人,因為畏懼戴笠的權勢和手段,遲遲不敢公開,直到20世紀90年代,一切都煙消雲散的時候,他在報紙上看到了王映霞指責鬱達夫的兩篇回憶文章,這才撰文回顧了當年往事。現摘錄原文如下:
王映霞是我的妻子的同學。我於1922年七八月間參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紀念會,會上初次和鬱達夫、郭沫若一見如故,郭、鬱二人當即邀我同到他倆的住處,從此成為朋友。
1938年春夏間我全家避難到武昌,住在察院坡親戚家。當時達夫家住在橫街頭,兩家是近鄰,常相往來。
後來台兒莊打了一場對日抗戰的大勝仗,政府派了前線慰問團,鬱達夫參加慰問團去了。有一天王映霞來說:“我肚裏有了,抗戰逃難時期走動不便,我到醫院裏請醫生打掉。醫生說:‘要你男人一起來,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們不能打。’達夫參加慰問團去了,要很多天才會回來,太大了打起來難些,不如小的時候早打。某某姐(汪靜之的妻子竹因)!我要請某某(汪靜之)陪我到醫院去,裝作我的男人,醫生就會替我打掉。請你把男人借我一借,某某(汪靜之)是最忠誠老實的,達夫最信任他;如果請別的男人陪我去,達夫會起疑心的。”我的妻子馬上說:“沒有問題,讓他陪你去好了。”
我就陪映霞過江到漢口,坐了黃包車沿江向下遊走了半裏多路,到一個私人開的小醫院裏。映霞對醫生說:“我男人同來了。”醫生就帶映霞進裏麵病房裏去了。我等在那裏,等到映霞出來,我陪她回武昌。我和我妻子都認為逃難時懷孕不方便,應該打掉。
一天我到達夫家去看他回來沒有,王映霞的母親說:“沒有回來。”我看見陽春(達夫的長子鬱飛的乳名)滿臉愁容,我問他:“為什麼不高興?”他說:“昨夜姆媽沒有回來!”我問:“她到哪裏去了?”他說:“不知道。”我就問王映霞的母親:“映霞到哪裏去了?”她說:“不知道。是一部小汽車來接去的。”第二天我再到達夫家去,想問問映霞頭一天到哪裏去了。見了王映霞,她倒了茶請我坐下,我還沒有開口,她就談起戴笠家裏花園洋房,家裏陳設富麗堂皇,非常漂亮。談話時露出羨慕向往的神情,又有得意興奮的表情。我馬上悟到她昨夜沒有回家的原因了,原因是戴笠派小汽車接她去了。所以王映霞滿臉是興奮、幸福、得意的表情。又想到難怪她要打胎,而且要在達夫外出時去打。
回家時我告訴了妻子,她很驚奇,表示不再和這位同學來往。我當時考慮要不要告訴達夫:照道理不應隱瞞,應把真相告訴朋友,但又怕達夫一氣之下,聲張出去。戴笠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人稱殺人魔王。如果達夫聲張出去,戴笠決不饒他的命。太危險了!這樣考慮之後,我就決定不告訴達夫,也不告訴別人。後來達夫從前線慰問團回武昌了,我見他的時候,一句不泄露。不久,我要到廣州去了,去向達夫告別。一進去看見達夫和映霞正在爭吵。達夫一見我,就指著映霞,一邊哭一邊向我說:“這個不要臉的女人,她居然和人家睡覺!”我一聽,心裏就很著急,怕達夫聲張出去,殺人魔王馬上會置他於死地。為了免得他闖禍,我就幫映霞掩飾。我說:“不會的,你不要信謠言。”達夫馬上說:“哪裏是謠言!她的姘頭許紹棣的親筆信在我手裏!”我聽了馬上就放心了。達夫一邊告訴我:“萬萬想不到她會這樣不要臉!”一邊說一邊痛哭,滿臉流淚,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男人這樣號啕大哭,萬分傷心痛苦的樣子。王映霞也一邊哭一邊辯解。我就對達夫說:“你太愛她了,哭得這樣傷心。冷靜一點,夫妻商量解決好了,不要哭了。我是來向你告別的,我到廣州去,票已買好,馬上要去上車了,不能幫助你們商量解決了。再見!”
說著就回住處了。我離武漢後,不久,武漢也要撤退了。後來達夫往南洋去了。我和達夫沒有再見過麵。
1946年夏我回到上海,我妻子的一位同學錢青(也是王映霞的同學)說:“王映霞從南洋回到重慶和某人(我忘了姓名)結了婚,就要戴笠幫忙,戴笠給她丈夫安排了運輸汽車隊隊長一職,在滇緬路直到重慶做運輸工作,汽車運私貨,大發財。抗戰勝利後,1945年戴笠給王映霞的丈夫安排運輸方麵的宜昌站站長一職,也是發財的職務。上海接收時戴笠給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來的洋房,成了王映霞名下的房產。”這位同學又說:“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頭,我有可靠證據。”
我和妻子聽了她的同學說過之後,回家就兩人做出決定,永遠不能說出這些秘密,以免闖禍,殺人魔王太可怕了!後來戴笠在飛機上炸死了,本來不用怕了,可是又想到王映霞本人本不用怕,但她做過殺人魔王的姘頭,可能也會受魔王的影響,說不定她可能也有可怕之處,因此,決定仍舊不敢說起。
前些時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係助理教授曾焯文先生來信,我仍舊不敢說,今天曾先生又來信。我想,我的妻子已去世,妻子的三位同學也已去世,如果那三位同學沒有告訴別人,恐怕就僅存我一人知此秘密了。為了不願我的老朋友、“五四”文壇的一位傑出作家鬱達夫所遭受的莫大的恥辱悲慘的命運,永遠沉冤不白,今天我下決心,一氣寫完這個秘密。
這篇文章,如今保存在上海魯迅博物館裏。
當年,鬱達夫跟王映霞離婚後,在原配還在的情況下又有過兩次婚姻。最後一任妻子是印尼華僑何麗有,為他生下二子一女。1945年8月29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的一天晚上八點多,鬱達夫正在家中跟朋友談天,忽然來了一個當地土著把他喊了出去。鬱達夫隨即回到客廳裏,跟朋友們說了幾句話之後就出去了,結果壯士一去不複返,被日本憲兵給殺害了。終年49歲。直到1985年9月27日,中國官方新華社的報道裏才證實了這件事。
往事已越,當人們來審視鬱達夫跟王映霞的婚姻時,會發現,作為夫妻雙方,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很大的責任。鬱達夫已有家室,卻要享齊人之福。而王映霞給鬱達夫戴上幾頂綠帽子。因此,兩人對待婚姻的態度都不算是恭敬,最終離異,也是理所應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