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骨猶存“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與“三曹”一起，構成了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繁榮了建安文學，給後人留下了“建安風骨”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間（196～220年）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七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期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錄於千裏，仰齊足而並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了後世的普遍承認。他們戰時大多隨軍，歸來習文作詩，探討文學，歌功頌德，抒發情懷，寫征戰之苦，述社會之亂，相互批評、磋商，共同提高寫作水平，發展並繁榮了建安文學，給後人留下了“建安風骨”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鄴（今安陽北）中，又號“鄴中七子”。

“七子”中，孔融年輩較高，他在文學上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在政治上反對曹操。他的文章雖然沿襲東漢文人的老路，駢儷成分極重，卻能以氣運詞，反映了建安時期文學的新變化。孔融之外，其餘六人則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屬和鄴下文人集團的重要作家。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文心雕龍·才略》稱他為“七子之冠冕”。王粲能詩善賦，詩以《七哀詩》最為有名，這首詩和曹操的樂府一樣體現了以舊題寫時事的精神。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盡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後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級官職，其餘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衝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年)，徐幹、阮籍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200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劉楨、應煬在建安十三年後。

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的《七哀詩》、《登樓賦》，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阮籍的《駕出北郭門行》、劉楨的《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沉感傷，如王粲的《七哀詩》、劉楨《失題》中的“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遊宴、贈答等。

“ 七子” 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籍，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麵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籍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煬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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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學”與“建安風

建安文學，通常指從漢末到魏初這個時期的文學，但並非僅限於這25年。建安時期，是我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時期，“俊才雲蒸，作家輩出”，各種文體得到發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

“風骨”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學品評的主要標準，建安時代以五言詩為主的文學以風骨遒勁而著稱，被後來人尊為典範，這就是文學史上經常提到的“建安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