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約在獄中待了半年左右。這是他一生中最為悲憤的時期。他獄中寫的詩,叫《上崔相百憂章》,叫《萬憤詞投魏郎中》。又是百憂,又是萬憤,可見他是多麼“出離憤怒”了。
他之所以這麼憤怒,這麼倍感冤屈,就是因為他是懷著一顆耿耿報國之心下山的,結果,最後莫名其妙地被加上了“附逆”罪名,這讓他如何受得了?又如何想得通?
他在寫給當時的宰相崔渙的詩中說,安祿山就像共工發怒摧毀天的柱子一樣,把大唐朝攪了個天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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