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周佛海路線”

1937年，抗戰爆發後，周佛海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又兼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的要職，是蔣介石重要的股肱與喉舌。但是他私下裏總是說非常的不得意。周佛海從年輕的時候就野心勃勃，想入閣拜相，想成為世界著名的大政治家和革命領袖。他在《扶桑籍影溯當年》一文中說：“抱著一種野心，想做領導廣大民眾，推翻支配階級……的領導者，列寧、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時縈腦際，輾轉反側，夙興夜寐都想成這樣的人物。”

周佛海與蔣介石有一個最大的矛盾，他認為，蔣介石不拿自己當國士對待，驅之為家奴，這對一個有野心的文人來說，他受不了，骨子裏還是有那種傲氣。而陳布雷同樣也是蔣介石的“文膽”，但他沒有做官的欲望，無欲則剛，因此蔣介石拿陳布雷當先生對待。

為防止日本飛機空襲南京，周佛海早已在西流灣8號的家裏修了個地下室，“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日機經常空襲南京。一群達官貴人，其中有熊式輝、陳布雷、顧祝同、高宗武、胡適、梅思平、陶希聖等就跑來周家躲警報，鑽入地下室，悶久了就發牢騷、說怪話，慢慢地也就形成了一個專門與抗日唱反調的“低調俱樂部”，與汪精衛的對日妥協和平理論不謀而合。後來蔣介石得知，就告誡陳布雷、胡適等退了出來。

南京失守前，蔣介石與國民黨抵抗中心遷往武漢，此時的戰局，對中國極為不利。在周佛海看來，中國是打不過日本的，戰敗是早晚的事，日本人隻要一鼓作氣，就能打到武漢。果然，日軍在1938年10月就占領武漢、廣州。蔣介石西遷重慶。周佛海認為如果日本再努把力就能攻下重慶，那時蔣介石就會完蛋。所以抵抗不是出路，應該另辟蹊徑。

與此同時，汪精衛也對抗戰前途表示悲觀失望，認為戰必大亂，和未必大亂，希望通過談判結束戰爭。在這一點上周佛海與汪精衛的觀點是一致的，所以兩人殊途同歸，臭味相投，搞到一起。

蔣介石的方針是“一麵抵抗，一麵交涉”，並不排斥與日本方麵接觸。尤其是1938年初，在漢口的國民黨高層會議上，竟一致同意接受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與日方謀和。但是陰差陽錯，未能實現。周佛海與汪精衛商議，並且得到蔣介石同意，派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在香港以搜集資料作幌子，與日方暗中談判，進行謀求“和平”的活動。蔣介石還專門批了每月8000元給高宗武作活動經費。周佛海則膽大妄為，私下讓高宗武直接去日本與日方決策人物談判。高宗武同首相近衛、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等密談後，確定以汪精衛作為收拾局勢的對象，直接把蔣介石扔在一邊了。陸軍大臣板垣還寫了信，提出談判的條件交給高宗武帶給汪精衛。不料，汪精衛看後又將信交給蔣介石，蔣介石一看，日本人要和二把手談判，沒一把手什麼事了，頓時火冒三丈，破口大罵：“誰讓高宗武這個混蛋去的日本？”立即下令停發了高宗武的經費。

可是，周佛海認為既然日本人已經看上了汪精衛，幹脆一不做二不休，踢開蔣介石單獨行動。於是周佛海又派了梅思平與高宗武一起去上海，參與對日本方麵的秘密談判。

1938年11月，高宗武、梅思平同日本代表影佐禎昭、今井武夫會談，還簽訂了《重光堂密約》，由梅思平將密約藏在夾袍內帶回重慶交給汪精衛。汪見了如此苛刻的密約，猶豫不決，為什麼呢？原來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賣國條約。周佛海卻非常堅決，推了汪精衛一把，說：“如果你不同意，咱們現在就散夥。我去蔣先生那裏認個錯，還做我的官，你就看著辦吧。”加上陳璧君的推波助瀾，最終促使汪精衛下了決心，讓梅思平趕回上海，在《重光堂密約》上簽字。此時，周佛海與汪精衛策劃逃離重慶的行動計劃。

那麼問題來了，周佛海跟隨蔣介石多年，就舍得拋棄名譽地位，跟著汪精衛盲人騎瞎馬地臨深淵而亂闖嗎？汪精衛畢竟是個毫無實權的政客，周佛海下這麼大賭注值得嗎？

相比之下，汪精衛逃離重慶的初衷，隻是想以在野的身份向國民黨中央提出與日本講和之建議，因為在抗戰陣營內提出和平主張隻會造成黨內的分裂。而周佛海卻與汪精衛想法不一樣，他離開重慶的目的，就是要在南京建立一個新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與日本談判來推行和平運動。這就是“周佛海路線”。這樣，他就可以實現做一流政治家的目的。

周佛海的個性是多變與善變，在離開重慶前也做了兩手準備，萬一汪精衛不聽他的建議，大不了再回蔣介石陣營，做個深刻檢討，挨頓臭罵，背個處分也就完事了。因此，他在離開重慶之前，留了一封信給蔣介石，請陳布雷轉呈，除了說明不得已離渝苦衷以外，同時發誓一定要報蔣介石的大恩。

1938年底，周佛海與汪精衛、陳璧君、曾仲鳴、陶希聖、陳公博等先後到達河內。之後，他又徑直去了香港，組織偽政權班底。

得知周佛海投靠了汪精衛，蔣介石非常震怒。為了挽救周佛海，蔣介石派了中央社的社長蕭同茲到香港銅鑼灣去找周佛海。蕭同茲與周佛海兩個人都是耍筆杆子的，又是湖南老鄉，關係非常好，蔣介石希望蕭同茲把周佛海勸說回來。但周佛海利欲熏心，已經和蔣介石漸行漸遠。得知蕭同茲來訪，就躲了起來，蕭同茲等了幾天等不著，沒辦法，隻得回去向蔣介石複命。蔣介石氣惱地說：“天作孽猶可活，人作孽不可活。”蔣介石對周佛海已經是心灰意冷了。

周佛海早已下定決心另攀高枝，重起爐灶。他不遺餘力地鼓吹“實現和平運動，組建新政府”的主張，終於被汪精衛接受。尤其是軍統在河內刺汪卻誤殺曾仲鳴之後，原本打算去歐洲的汪精衛，立即投入日本人的懷抱。他從越南回到上海不久，在周佛海等人的陪同下，去東京與日方談判，構架汪偽政府的藍圖，得到日方的首肯。周佛海在汪偽集團中的“總軍師”地位也從此確立。

1940年3月，汪精衛“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在汪偽政權中，除汪精衛外，周佛海是最有實權的人物。周佛海雖擔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坐的是第三把交椅，職位不如陳公博，但實權卻不在陳公博之下。他不僅身兼偽財政部部長和偽中央儲備銀行行長，掌握財政經濟大權，而且還兼偽警政部部長，直接掌握著汪偽政權的特務、警察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