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掉便衣特務

時間按照自己的節奏，不快不慢地走進了一九二六年。

這年秋天，北伐三路大軍飲馬長江，國民黨中央和中共中央先後遷移武漢，繼續進行兩黨合作。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軍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會上作了《中國各地農民狀況》的報告，提出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農民運動，急需開辦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大力培養農運人才。

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是毛澤東繼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之後主辦的又一所培養農民運動幹部的學校。湘鄂贛農講所招生啟示發布以後，許多熱心農民運動的知識青年紛紛來信要求投考。

為順應各地農運同誌的要求，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在毛澤東的提議下，決定將湘鄂贛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改為由中央辦理，命名為“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也同意把校址選在武昌城北的高級商業學校內。該高級商校前身是湖廣總都張之洞創辦的高等小學堂，後來該校並入武昌中山大學，校舍一直閑置未用。

中央農講所的領導體製為常委負責製，毛澤東、鄧演達、陳克文三人為常務委員。由於鄧演達擔任北伐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等要職，公務繁忙，所以實際上是毛澤東一人主持全所工作。農講所設有教務、訓練、事務三處，分別由周以栗、陳克文和柳季剛分管。

富於辦學經驗的毛澤東親自負責農講所的招生工作。他十分注重學生的政治素質，凡來自鄉間從事農運工作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積極分子均優先錄取。農講所入所學生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革命觀點確定；二、畢業後決心回到鄉村做農民運動，無他異想；三、身體強健耐勞，能在農講所服嚴厲之軍操，到鄉間能走遠路；四、中學畢業或肄業者，高小畢業常識較優者；五、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典禮在武昌高級商業學校內隆重舉行。八百多名學員整齊肅立於操場上，國民黨中央黨部、武漢國民政府、各群眾團體及國際工人代表團的代表百餘人蒞臨祝賀。鄧演達、譚平山、彭澤民、高語罕、鄧初民、彭湃及法國人多理越、英國人湯姆、美國人白諾德、俄國人戈登女士均登台演說，他們希望農講所學員能夠“切實研究農民的土地問題、農民的政權問題、農民的武裝問題”。

身著戎裝、英姿煥發的鄧演達在致辭中講道：農講所學生不是為求官而來，而是為求學而來，要練習革命的能力技術，從農間來還是要回到農間去。我們要穿著破衣服、臟衣服帶著虱子去爭鬥，以求卸去我們的臟衣服，得到我們的一切。

農講所喜慶典禮的爆竹聲尚未沉落，毛澤東又添一喜——夫人楊開慧生下了他們的第三個孩子毛岸龍。

當毛澤東走進醫院產房時，小岸龍已來到人世三天了。幾天來，毛澤東何嘗不在掛念臨產的妻子，何嘗不想看看新生的兒子。但農講所的各項工作要一件一件地抓緊落實，作為農講所的主持人，他實在脫不開身啊。

毛澤東懷著內疚的心情，急急忙忙走進產房，拉著楊開慧那雙給了他無限溫情愛意的纖手：“霞，三天了，我都沒能來看你，真對不住！”

開慧撐起虛弱的身子，有些蒼白的臉上泛起了紅暈，姿容越發燦爛動人：“生小孩，你在這裏我要生，你不在這裏我也要生，還是工作要緊啊！”

此時，毛澤東將繈褓裏的小岸龍抱起來，仔細地端詳著，那一份當父親的喜悅和愛意溢於眉宇之間。他邊看邊說：“讓我來看看，我的毛伢子像媽媽還是像爸爸！”

楊開慧幸福地笑了，周圍的人也都發出了歡愉的笑聲。毛澤東放下小岸龍，與開慧說了一會兒話，又匆匆離開了醫院。

當時，毛澤東擔任中央農委書記等要職，由於農講所為他所倡辦，因此他必須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參與製定教務方針、教學計劃和選聘教員等諸多工作。

毛澤東創辦武昌農講所與他主持第六屆廣州農講所的明顯不同之處，就是更加重視開展對學員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要求教師要特別注重學生世界觀的改造，幫助學生克服個人主義、保守觀念。他常常抽出時間深入到學生中了解情況，教導學員“做一個農民階級的急先鋒”。

毛澤東寄希望於蓬勃發展的農民運動，寄希望於這批未來的農運骨幹。育苗樹木，還得整枝除蟲。他鄭重地提出了學員個人的思想改造問題，並和大家一起製定了《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規約》。

農講所開設“共產黨宣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農村教育”、“農民問題”等課程。毛澤東親自兼任的“農村教育”、“農民問題”等主課占全部課時的百分之六十。

毛澤東還在農講所講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講課那天，校內八百多名學生和教職員工以及校外的群眾把大教室和走廊都擠得水泄不通。毛澤東慷慨激昂、邏輯嚴謹、形象生動、言簡意賅的講演，給師生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在毛澤東的積極倡導下，農講所的學生注重理論聯係實際。他們經常請貧苦農民到所裏做報告，組織學生到洪山、石咀、鹹寧、通山等農村進行社會調查，還組織學生帶著農講所印製的《農村階級分析調查表》到武昌郊區調查農民受剝削、受壓迫的情況和土豪劣紳的罪惡。

農講所還引導學生學習當時農民革命鬥爭中產生的文件，如湖北、湖南、江西、廣東等省農民代表大會的宣言及決議案。農講所還設有農民問題討論會，組織教員和學生一起座談討論，如土地問題、武裝問題、鄉村自治問題、農村教育問題等，研究農村的階級關係，總結農民運動的經驗，探討進行農村大革命的方法。

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是在蔣介石背叛革命、慘殺革命群眾的嚴重時刻開辦的。因此，農講所非常注重軍事訓練，《規約》明確指出：“為將來發展農民武裝起見，所以要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大家要深刻明了這個意義。若以為這是用軍事的力量來幹涉我們的生活，不接受這種嚴格的軍事訓練，便是對革命沒有誠意。”

農講所設立的訓練委員會聘有軍事教官，學生實行軍事編製，全校成立總隊部，下設四個隊部和一個特別訓練隊。學生過著嚴格的軍事化生活，他們像正規的軍人一樣身穿灰布軍裝，打著綁腿，每人發一枝漢陽造七九式步槍，每天操練兩小時，每周上一次軍事理論課，進行一次野外軍事演習，後來軍事訓練每天增至四小時。

正當農講所的師生沉浸在一派歡樂之中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派悄然舉起了屠刀。在大革命的緊急關頭，毛澤東不顧反動當局重金懸賞要他人頭的危險，仍然堅持在鬥爭環境極其險惡的武漢，領導農講所師生同反動勢力進行堅決的鬥爭。

“贛州慘案”發生後，農講所贛籍學生一百五十餘人，結隊渡江到漢口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請願，強烈要求改組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處決殺人凶手、釋放被捕工人，並且要求中央政府致電責問蔣介石。

第二天，毛澤東不畏艱險，在農講所校園內公然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討蔣大會。會後，又帶領全體師生遊行示威，要求懲辦背叛革命的蔣介石。下午，農講所又隆重舉行了陽新、贛州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呼籲廣大工農起來與反動勢力作堅決的鬥爭。

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振奮人心的演講，說在這革命勢力範圍內，竟不斷演出慘殺工農之事實，完全證明反動勢力正在秣馬厲兵，向革命反撲。我們要下定決心，向反動勢力進攻，如期達到真正目的。

大會發表的宣言指出：誣蔑農民運動“過火”、“胡鬧”，就是想製造反革命輿論，企圖“向我們貧苦農工民眾進攻”，陽新、贛州的慘案就是一個例證。宣言號召農友、工友團結起來，武裝起來，鏟除土豪劣紳、貪官汙吏，“實行農村大革命”。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為了挽救黨和革命，營救被捕的同誌，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在腥風血雨中四處奔走。在他領導下的農講所師生差不多每天都分成幾個小組，打著紅旗，深入街道、工廠、農村，發表演說、表演戲劇、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揭露蔣介石叛變革命、慘殺農工的罪惡行徑。就在此時，毛澤東的名字與另外一百九十七個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名字一起被列入“國民政府”秘字第一號通緝令上，要求“務獲歸案重辦”。

五月十七日，國民革命軍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在蔣介石的策動下，勾結四川軍閥楊森發動叛變，偷襲武漢。當時武漢國民政府所屬部隊大多開赴河南前線與奉軍作戰，在此危難之時，毛澤東果斷地將農講所四百餘名武裝學員編入中央獨立師第二團第三營，有力地配合了葉挺部隊反擊夏鬥寅叛軍的進攻。

夏鬥寅叛亂被平息之後，湖北境內時有土匪、叛軍騷擾，麻城的反動派還勾結土匪搗毀農協，殘殺農民。六月初，農講所三百餘人奉命開赴麻城剿匪。訓練有素的武裝學員旗開得勝，當地土匪望風而逃。學員凱旋歸來，第二天照常上課。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農講所還開展了肅反運動，清洗了混入農講所的“AB團”、國家主義派、西山會議派、孫文主義學會成員，還發動了學員捕捉外省外縣逃來武漢的土豪劣紳、貪官汙吏。湖北鬆濤縣知事、貪官汙吏劉樹勳逃亡武漢，被農講所學員捕獲、遊街後，送歸原籍處理。

經過三個多月的學習、戰鬥，農講所的學員已鍛煉成為能文能武的革命人才。六月十一日，農講所舉行隆重的畢業典禮，毛澤東向農講所全體學員頒發了刻有“農民革命”四個字的金光閃閃的銅質五星證章，勉勵他們到農村去，開展農村革命。

七月末的一個黃昏，烈日已沒，餘威尚存。江城的氣溫很高，毛澤東的熱情更高。他身著工人裝，為回鄉的農講所學員送行。當他回來路過六渡橋時，有兩個中年男子向他走來。麵對這兩個鬼鬼祟祟的家夥，已有警覺的毛澤東打算拐進另一條巷子回避，但又怕引起對方的懷疑。於是，心一橫，大搖大擺地與他們迎麵走去。

這兩個家夥果然是汪精衛的便衣特務，他們的任務正是在搜捕被通緝的共產黨“要犯”毛澤東。當毛澤東與兩個特務擦肩而過時，其中一個特務突然攔住毛澤東問：“喂，你看見毛潤之沒有？”

毛澤東心中一怔，隨即又鎮靜下來。從問話中可以判斷對方並不認識他們要找的“通緝犯”，於是佯裝不知：“毛潤之？”

另一個特務說：“他可是個大名鼎鼎的共黨，平時愛穿灰布長衫。看你像個書呆子，怎麼連毛潤之都不曉得。”

毛澤東臨危不懼，急中生智：“我剛才看到有幾個人從這裏過去，其中一個高高瘦瘦的，像個教書先生。”

“對，就是他。往哪個方向去了，快說！” 特務急不可待地追問。

“剛從這裏走過，向那個方向去了。” 毛澤東指著旁邊的一個小巷。

特務信以為真，急忙朝那條小巷追去。毛澤東一刻也不敢怠慢，轉身鑽進另一條巷子，拐了幾個彎來到碼頭，趕緊上船過江，抄近道回到武昌都府堤四十一號。他站在家門口向四周掃視一下，發現沒人跟蹤，這才舉手敲門。

“誰？”屋裏傳來楊開慧的聲音。

“快開門！”毛澤東急切地說。

門開了，毛澤東轉身又向後麵掃了一眼，側身閃入，楊開慧迅速把門關上。

看到毛澤東慌慌張張的舉動，楊開慧甚感詫異：“出什麼事了？”

“喂，剛才碰到兩個便衣，好險啊，差點被他們抓去了……”毛澤東把剛才與特務狹路相逢、化險為夷的情形述說一遍。

“天天在外邊跑，要多加小心啊！”虛驚之後的楊開慧極為關心丈夫的安全。

毛澤東笑道：“這些飯桶，真不曉得他們是怎麼吃這碗飯的！我毛澤東就在他們眼皮底下，邀功請賞的機會就這樣白白地溜走了，哈哈哈……”

“還笑呢，多危險啊！” 楊開慧心有餘悸地說，“大概他們嗅到了什麼，知道你就住在這一塊。我們還是換個地方吧，帶著三個孩子……”

毛澤東打斷妻子的話：“不用了！為了保存黨的實力，我們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安排。現在革命的重點是要深入農村，搞武裝鬥爭。”

楊開慧不無擔心地問：“是怎麼安排的？我們又要分開嗎？”

“不，我們一起回湖南。”毛澤東麵色嚴峻，“同凶惡的反動派鬥爭，就得用槍杆子！他們舉起了屠刀，我們就得拿起武器。臨山的上山，瀕湖的上船，能隱藏的轉入地下，能公開的就麵對麵，采取各種形式，同他們鬥！”

楊開慧點點頭，一往情深地望著毛澤東，一雙機靈有神的大眼睛撲閃著亮光，飽含著理解、信任和敬重。

當天晚上，毛澤東帶著楊開慧和三個孩子來到火車站。車站的裏裏外外有不少軍警、特務走來走去，毛澤東見勢不妙，就低聲對楊開慧說：“我們一起走目標太大，你帶孩子們先走，我另想辦法進站。”

汽笛一聲長鳴，列車啟動了，卻不見毛澤東的身影。楊開慧著急得坐立不安，直到在長沙車站的站台上看見毛澤東以後，她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放回去。原來毛澤東和楊開慧分手後，巧妙地繞開車站上的軍警特務，在鐵路工人的幫助下，乘一輛貨車提前趕到了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