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弄權禍國的慈禧太後

葉赫那拉氏（1835～1908），清文宗奕妃子，同治帝皇太後。小名蘭兒。父惠征，官安徽徽寧池廣太道候補道員。公元1857年被冊封為懿貴妃。穆宗即位後尊為“慈禧”皇太後。諡號“孝欽顯皇後”。她是中國曆史上把持朝政時間最長的一位女性，同時也是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災難最大的一位女性。從鹹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鹹豐帝病逝於承德，他的六歲兒子載淳繼承皇位，慈禧太後開始垂簾聽政，連續操縱兩位幼帝，玩弄內外權臣，隨心所欲地統治中國達48年之久。

○自小見識不凡的葉赫那拉氏少女

據史料記載：葉赫那拉氏是滿族中的大姓，也是起源較早的姓氏。葉赫那拉氏的始祖原來是蒙古人，到扈倫部，招贅在那裏。那拉的意思就是愛。他領有其地，並成為一國。因為他的國是在葉赫的河邊建立的城市，所以叫葉赫那拉氏。葉赫那拉氏是滿族八大姓氏之一，其中也先後出過許多文豪武將，如曆來被譽為“清初學人第一”的滿族傑出文人納蘭性德就姓葉赫那拉。但真正使葉赫那拉揚名天下的，當屬葉赫那拉氏的三位皇後。

葉赫那拉氏和愛新覺羅氏世世代代都是血統之親。努爾哈赤就是葉赫那拉氏所生，也是葉赫那拉氏家的姑爺。他的皇帝兒子皇太極也是葉赫那拉氏所生。在大清朝時有一個世代說法——葉赫那拉家世代出美女。努爾哈赤的皇後也就是皇太極的母親，就是大清第一位皇後孝慈高皇後。孝慈是葉赫部首領楊吉努之女，明萬曆十六年，她十四歲時作為建州女真與葉赫女真結軍盟的條件嫁與努爾哈赤。她與努爾哈赤生活了十五年，僅生下皇太極一子。她於二十九歲便病逝，於清崇德元年被皇太極追諡為太祖高皇後。在孝慈與努爾哈赤共同生活的十五年間，正是努爾哈赤積極向外擴張，統一女真各部，並收降一部納娶一妃的輝煌時期。努爾哈赤是用三十六年的時間統一蒙古與東北其他各部之後，最後才向葉赫那拉氏宣戰的!原因有一個：葉赫那拉的汗是他的親舅舅，各守關的將領都是他的表哥、表弟。當時，努爾哈赤帶著他的千軍萬馬，包圍了葉赫城，但他沒有馬上宣戰，而是跪在城前三天三夜，請求葉赫那拉氏投降，團結起來，共同對付明朝政權。可是葉赫納拉家族堅決不同意。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努爾哈赤下了一道令，凡是願意投降的，一律高官厚祿；凡是反抗的不管是誰，一律屍首分家。就這樣，努爾哈赤向葉赫那拉宣戰。經過激烈的戰鬥，努爾哈赤最終殺進城去，殺了幾萬人。而葉赫那拉氏的那些被包圍的首領也紛紛自殺，寧死不降。直到最後，老一代的都死了，剩下年輕的看到大勢已去，大勢所趨，才向努爾哈赤投降。這個故事在民間流傳頗廣，在關於慈禧的影視作品中也時常亮相。

也正是因為這個故事，一直流傳著葉赫那拉與愛新覺羅為世仇，宮中後妃與秀女，不選葉赫那拉氏的傳說。其實這是荒誕無稽之談，不僅太宗(皇太極)的生母是葉赫那拉氏，高宗乾隆的順妃，也都出於葉赫那拉氏。但讓葉赫那拉家族真正門庭顯赫、名揚天下的卻是慈禧皇太後!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慈禧出身於滿洲鑲藍旗(後抬入滿洲鑲黃旗)一個官宦世家。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曾在戶部任員外郎，遺下銀兩虧空，離開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東司任郎中。在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時，因沒能按時賠償其父吉朗阿在戶部任職時的虧空銀兩而被革職。外祖父惠顯，在山西歸化城當副都統。父親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筆帖式，是一個相當於人事部秘書、翻譯的八品文官，後有升遷。根據清宮檔案《內閣京察冊》(清政府對京官三年一次的考察記錄)記載：慈禧的父親惠征，在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時是筆帖式，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考察被定為吏部二等筆帖式。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時是八品筆帖式。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再次考察定為吏部一等筆帖式。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調任吏部文選司主事。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因為考察成績又是一等，受到皇帝接見，被外放道府一級的官職。同年四月，任山西歸綏道。鹹豐二年(公元1852年)，調任安徽的道員。

由於慈禧太後的特殊地位、身份、影響與作用，對她的身世，有多種說法。尤其是慈禧的出生地，可謂眾說紛紜。主要有六種說法：(1)甘肅蘭州；(2)浙江乍浦；(3)內蒙古呼和浩特；(4)安徽蕪湖；(5)山西長治；(6)北京。

第一，根據慈禧的父親惠征曾任過甘肅布政使衙門的筆帖式，認為慈禧出生在甘肅蘭州。傳說慈禧出生在當年他父親住過的蘭州八旗馬坊門。可專家查閱文獻、檔案，發現惠征雖然做過筆帖式，但其地點是在北京的吏部衙門，而不是在蘭州的布政使衙門。

第二，根據慈禧的父親惠征曾在浙江乍浦做官，認為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人民日報》曾發表一篇題為《史界新發現——慈禧生於浙江乍浦》的小文。這篇文章說：慈禧的父親惠征，在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年)間，曾在浙江乍浦做過正六品的武官驍騎校，而慈禧正是在這段時間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文章中說：在現今乍浦的老人當中，仍然流傳著關於慈禧幼年的傳說。當時的規定，京官每三年進行一次考核。有學者查閱了清朝考核官員的檔案記載：這時的惠征被考核為吏部二等筆帖式，三年後又被作為吏部筆帖式進行考試，可見這時惠征在北京做吏部筆帖式，為八品文官。所以，這種說法值得懷疑。

第三，根據慈禧的父親惠征曾做過安徽徽寧池太廣道的道員，道員衙署在蕪湖，因此說她出生在蕪湖。慈禧既然生長在南方，便善於演唱江南小曲，由此得到鹹豐帝的寵幸。許多小說、影視作品就是這麼說的。我們當然不能以慈禧擅唱南方小曲，作為她出生在南方的證據。根據曆史記載：惠征當徽寧池太廣道員是在鹹豐二年(公元1852年)二月，正式上任是在同年七月。而慈禧已經在鹹豐元年(公元1851年)入宮，被封為蘭貴人；檔案中還保存有蘭貴人受到賞賜的賞單。可見慈禧不會是生於安徽蕪湖。

第四，根據慈禧的父親惠征曾任過山西歸綏道的道員，認為慈禧出生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慈禧的父親惠征當年曾任山西歸綏道，道署在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據說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條落風街，慈禧就出生於落風街的道員住宅裏，甚至傳說慈禧小時候常到歸化城河邊玩耍。但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惠征任山西歸綏道道員時，慈禧已經十五歲，所以說慈禧不可能出生於歸化城。不過，慈禧可能隨父惠征在歸化城住過。

第五，慈禧出生在今山西長治。此說認為慈禧不是滿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征。今山西長治當地傳說：慈禧原是山西省潞安府(今長治市)長治縣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兒，名叫王小慊，四歲時因家道貧寒，被賣給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姓宋，名齡娥。到了十一歲，宋家遭到不幸，她又被轉賣給潞安府(今長治市)知府惠征做丫頭。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發現齡娥兩腳各長一個瘊子，認為她有福相，就收她作幹女兒，改姓葉赫那拉氏，取名玉蘭。後來玉蘭被選入宮，成了蘭貴妃。可經專家考證，在這段時間，惠征沒有任潞安府的知府。既然惠征沒有在山西潞安府做過官，那麼慈禧怎會在潞安被賣到惠征家呢?

第六，北京說。慈禧的直係後裔葉赫那拉?根正認為：“其他說法中的女子，有可能那個地區出過某些宮女，不一定是慈禧，把這些事往她身上說，因為畢竟慈禧的名聲太大。關於這個問題，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上炒作慈禧出生地問題的時候，我問過我的伯父景莊，他說：‘這有什麼可爭可辯的呀。慈禧就是咱們家的姑奶奶，家譜上寫著呢。’慈禧是1835年11月出生在北京西四牌樓劈柴胡同(她家老宅)，她當時是卯時生人，她出生以後，家裏請了幾個保姆、幾個嬤嬤、幾個管家都有詳細記載。”

總之，不管慈禧生長在哪裏，她都是出身於官宦家庭。而她從小就聰慧、伶俐，特別是具有普通孩子難得的謀略和遠見。據慈禧曾孫回憶：在慈禧十四歲的那一年，她家裏出了一件大事。慈禧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道光時擔任清戶部員外郎，負責中央金庫。但就在他卸任十幾年後，在查賬時，查到了庫銀虧空幾十萬兩。道光接到奏報以後，非常氣憤，下旨不管是誰，不管什麼時期，凡是在銀庫的工作人員都要一查到底。經過反複的調查，最後竟查不出個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道光下令，就從虧損的那一年一直到現在，所有工作人員平攤這些虧空的銀兩，已經去世的，由他的兒子、孫子償還。當時慈禧的曾祖已經去世，就把她的祖父給抓了起來。事情一出，家裏立時亂了。年少的蘭兒此時卻表現得非常鎮靜，她勸自己的父親惠征，將家裏僅有的一點銀兩拿出來，交了出去，又讓父親帶著她去親戚和朋友家，借了一些銀兩。但她沒有讓父親將這些銀兩全部交上去，而是用這些錢去上下通融。因為慈禧的祖父景瑞曾任刑部員外郎，認識很多的政府官員，有許多老關係，她的父親也時任安徽的後補道台，也有很多朋友關係。正是在年少的慈禧的指點下，惠征打通了上下關係。很快將她的祖父營救了出來。她也因此受到了當時她所接觸的那些滿族貴族，特別是她的父母的偏愛。由此可見，她具有一般女子所沒有的遠見、膽識、謀略和手腕。這些都讓她在後來的政治風雲中立於不敗之地。

○想辦法獲得皇帝歡心

慈禧在27歲時就已經掌握朝中大權，以垂簾聽政的方式，實現著自己的野心。她把持大清政權達半個世紀之久，這一切，都是始於深受鹹豐的寵愛。那麼，她是怎樣在眾多後宮佳麗之中脫穎而出的呢?

慈禧本名葉赫那拉蘭兒，是滿洲鑲黃旗人。她從小聰穎過人，胸懷大誌，以為入宮後前程必然燦爛。鹹豐三年，她如願進宮，成為一名宮女。一年後，被分配到離京城40裏的圓明園執役，住在“桐蔭深處”。皇上一年難得去圓明園幾次，“桐蔭深處”又是在比較隱秘的地方，在這裏等於是被打進了冷宮。於是，她進宮後很長時間，竟然連皇帝的麵都沒見著。

然而，命運就是這麼眷顧蘭兒。當時太平天國運動正值高潮，清兵屢戰屢敗，鹹豐皇帝心煩意亂，索性躲進圓明園內，寄情於聲色。蘭兒聽說每日飯後，皇上必定坐著八個太監抬的小椅轎，到“水木清華閣”去午睡片刻，有時經由“接秀山房”前往，有時打從“桐蔭深處”經過。富有心計的蘭兒算準了時刻，天天精心打扮，哼著小曲，希望以自己婉轉的歌聲吸引皇上。

蒼天不負有心人，蘭兒的歌聲終於吸引來了萬歲爺。一天，她在圓明園憑欄遠眺，不禁哼起了一首江南小調，曲中流露出一股幽怨之情。恰好此時鹹豐帝乘涼輿在園中遊玩，被歌聲打動。杏花、春雨、江南、美人，鹹豐帝一下子對蘭兒生出了百般憐愛。這一晚，葉赫那拉蘭兒沾到了天子的雨露，受到了皇上的寵愛。接下去一連幾晚薄暮時分，蘭兒便洗過了蘭花浴，輕勻脂粉，通體熏香，專等皇上寵召。

不久後，蘭兒就被封為“貴人”，住進了“香遠益清樓”。過了一段時期，又搬到“天地一家春”，開始幫著皇上批閱奏章了。鹹豐六年，即蘭兒21歲時，她懷上了身孕，鹹豐一高興便晉封她為懿嬪。後來，懿嬪為皇上生下一位皇子，取名載淳。皇上終於有了兒子，這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雖然當時中國南方烽火連天，但宮中卻熱熱鬧鬧地大肆慶祝，滿朝文武也都歡天喜地。由於滿足了鹹豐帝盼子心切的願望，蘭兒更是如魚得水，因子而貴。鹹豐一高興把懿嬪封為懿妃，等到皇子周歲時，再封為懿貴妃。至此，葉赫那拉蘭兒已經是後宮中的第三號人物了。

但是，在那個封建宗法製度十分嚴格的時代，嫡庶之分也涇渭分明，不可越雷池一步。曆史上皇後奪取庶出的兒子為己有，親生母親遭受廢黜甚至被殺之事比比皆是。然而，懿貴妃卻很幸運，比她小兩歲的皇後鈕祜祿氏並不爭風吃醋，善良本分，加上懿貴妃處心積慮，曲意逢迎，博得了皇後的好感，甚至在皇帝麵前為她美言，這也使懿貴妃得以一帆風順地朝上爬去。

由於鹹豐皇帝體弱多病，再加之當時內憂外患，皇上煩心得連奏章都懶得批閱，懿貴妃便主動代策代行。

鹹豐十一年，鹹豐帝病逝。

此後，26歲的年輕寡婦攜著一個懵懂無知的孤兒，挑起了大清帝國首腦的重任。

○讓權臣成為手下敗將

鹹豐臨終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二、命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祜瀛八人為讚襄政務大臣，八大臣控製了政局。三、授予皇後鈕祜祿氏“禦賞”印章，授予皇子載淳“同道堂”印章(由生母慈禧掌管)。顧命大臣擬旨後要蓋“禦賞”和“同道堂”印章。不久，八大臣便同兩宮太後產生了極大的矛盾。

當時，朝廷主要分為三股政治勢力：其一是顧命大臣勢力，其二是帝胤勢力，其三是帝後勢力。三股政治勢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勢力能夠同帝後勢力相結合，它就會增加勝利的可能性。當時的清廷內有“南長毛、北撚子”之憂，外有列強重起戰端之患。最高決策層為此產生了嚴重分歧，從而導致了其政治勢力的重新分解組合，出現了三股勢力集團。

第一股勢力集團是聚集於鹹豐周圍握有重權的端肅集團，核心人物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從該集團崛起來看，它是因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猛烈發展，鹹豐為使統治機構能夠發揮得力的鎮壓功能，把決策權由“軍機處”轉移到幾個幹練的禦前大臣手中而形成的。端肅集團對內主張堅決鎮壓農民起義。為此他們一方麵尚嚴峻法，力除積弊，但對漢人又心存疑慮。他們對外態度是排外的。肅順是鹹豐一朝對外政策的製定者和執行人。他的全部努力就是確保中國處於對各部族首領的控製地位，因此，要清帝與歐洲的蠻夷酋長平起平坐。這對於他人來說，是特別難以忍受的。這樣就使列強的政治經濟觸角向中國更廣、更深地伸展時受到阻礙。

為使清廷恭順地履行不平等條約，打擊端肅集團，培植為列強控製的集團就提到列強的議事日程上來。奕集團應運而生。奕曾是王位的有力競爭者，敗北後長期失寵，但他不是個甘於寂寞的人物。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給其境況帶來了轉機。他通過與列強接觸，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提出“滅發撚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處理“內憂外患”的行動原則，取得了站在階級鬥爭前沿的地主階級的擁護和支持。列強也需要從最高階層內部來扶植一派抗衡端肅集團，奕便成了他們的最佳選擇。奕集團的根基是地主階級與列強的支持。而奕為改受製於人的局麵，在政治上求得主動，在《北京條約》簽字後，曾請鹹豐回朝，其目的也正是想借洋人之力，推倒端肅，鉗製鹹豐。這些請求均遭鹹豐拒絕而作罷，但卻說明了列強已涉足清廷最高統治層，並且漸漸成為各派別較量的不可忽視的一顆砝碼。

鹹豐之死使本已複雜的權力之爭更加複雜。鹹豐彌留之際遺語六歲載淳為太子。載淳即位後立即宣布：“繼承大統，尊孝貞皇後為母後皇太後，尊懿貴妃為聖母皇太後。”這樣作為載淳生母的那拉氏取得了與鈕祜祿氏同等的政治身份。權欲極強的那拉氏，對鹹豐托孤的“讚襄政務”八大臣大權獨攬極為不滿，更對肅順效“鉤弋故事”的獻策懷恨在心，決意要從其手中分權。此時那拉氏對內外矛盾處理的主張與端肅並無二致，而為爭權她與奕合流後，則與當時兩大矛盾緊密相連了。

當時朝廷大臣實際上分為兩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肅順為首的“承德集團”，後者是以奕為首的“北京集團”。在北京的大臣，又發生了分化，一部分傾向於顧命大臣，大部分則傾向於帝胤和帝後勢力，從而出現錯綜複雜的局麵。“承德集團”隨駕，主要人物是讚襄政務八大臣。“北京集團”以恭親王奕為首，其支持者為五兄敦親王、七弟醇郡王、八弟鐘郡王、九弟孚郡王，還有軍機大臣文祥、桂良、寶鑒等人。

其實，鹹豐帝彌留之際的“後事”安排，是一種意在調適權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權力爭奪的行政製度。上諭“鈐印”的規定，從製度上確保了皇權不至旁落，排除了肅順等人挾製天子的可能，但同時也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權力提供了可能，使慈安、慈禧太後處於雖無垂簾之名而有臨政之實的地位，故此時人明確指出，實際是“(太後)垂簾(八大臣)輔政，蓋兼有之”的權力機製。慈禧取得代子鈐印權力後，便理所當然地成為皇權的代表，因而幹預朝政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

七月十八日，大行皇帝入殮後，以同治皇帝名義，尊孝貞皇後為皇太後即母後皇太後，尊懿貴妃為孝欽皇太後即聖母皇太後。

八月初一日，恭親王奕獲準趕到承德避暑山莊拜謁鹹豐的梓宮。據《我的前半生》記載：相傳奕化妝成薩滿，在行宮見了兩宮皇太後，密定計，旋返京，做部署。奕獲準同兩宮太後會麵約兩個小時。奕在熱河滯留的六天裏，盡量在肅順等麵前表現出平和的姿態，麻痹了顧命大臣。兩宮太後與恭親王，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斷，搶奪先機，外柔內剛，配合默契。他們密商決策與步驟後，返回北京，準備政變。此時，鹹豐皇帝剛駕崩十三天。

初五日，醇郡王為正黃旗漢軍都統，掌握實際的軍事權力。

初六日，禦史董元醇上請太後權理朝政、恭親王一二人輔弼的奏折。

初七日，兵部侍郎勝保到避暑山莊。勝保在下達諭旨不許各地統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後，奏請到承德哭奠，並率兵經河間、雄縣一帶兼程北上。

十一日，就禦史董元醇奏折所請，兩宮皇太後召見八大臣。肅順等八大臣以鹹豐遺詔和祖製無皇太後垂簾聽政故事，擬旨駁斥。兩宮皇太後與八位讚襄政務大臣激烈辯論。八大臣“曉曉置辯，已無人臣禮”。《越縵堂國事日記》記載：肅順等人恣意咆哮，“聲震殿陛，天子驚怖，至於涕泣，遺溺後衣”，小皇帝嚇得尿了褲子。最後，八大臣想先答應兩宮太後，把難題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說。殊不知，回北京等待他們的是難逃的厄運。

十八日，在承德宣布鹹豐靈柩於九月二十三起靈駕，二十九日到京。

九月初一日，同治上母後皇太後為慈安皇太後、聖母皇太後為慈禧皇太後徽號。

初四日，鄭親王端華署理行在步軍統領，醇郡王任步軍統領。兩宮太後召見顧命大臣時，提出端華兼職太多，端華說他隻作行在步軍統領；慈禧說那就命奕作步軍統領。奕作步軍統領就掌握了京師衛戍的軍權。沒過多久，奕又兼管善捕營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宮由避暑山莊啟駕。同治與兩宮皇太後，奉大行皇帝梓宮，從承德啟程返京師。

二十九日，同治奉兩宮皇太後回到北京皇宮。同治奉兩宮皇太後間道疾行，比靈駕提前四天到京。兩宮皇太後到京後，即在大內召見恭親王奕等。

三十日，發動政變。同治與兩宮皇太後宣布在承德預先由醇郡王寫就之諭旨，宣布載垣、肅順等罪狀：

(一)“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劃乖張所致。載垣等不能盡心和議，徒以誘惑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澱園被擾。我皇考巡幸熱河，實聖心萬不得已之苦衷也！”

(二)以擅改諭旨、力阻垂簾罪，解載垣、端華、肅順、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祜瀛退出軍機。

不久，同治帝在大典上穿小朝袍。初一日，命恭親王為議政王、軍機大臣。軍機大臣文祥奏請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清史稿?文祥傳》記載：“十月，回鑾，(文祥)偕王大臣疏請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命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侍郎寶望、文祥為軍機大臣。

這次政變，因載淳登極後擬定年號為祺祥，故稱“祺祥政變”；這年為辛酉年，又稱“辛酉政變”；因政變發生在北京，又稱為“北京政變”。其時，“辛酉政變”的三個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後二十五歲，慈禧皇太後二十七歲，恭親王三十歲，真可謂年輕帝胤聯盟戰勝了老邁的宗室顧命大臣。

正如閻崇年教授在《正說清朝十二帝》一書中所分析的，“辛酉政變”的成功有以下幾個直接原因。

第一，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抓住並利用官民對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火燒圓明園的強烈不滿，對“承德集團”不顧民族、國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莊的不滿，而把全部曆史責任都加到顧命八大臣頭上，也把鹹豐皇帝到承德的責任加到他們頭上。這樣便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爭取了官心、軍心、旗心、民心，顧命八大臣則成了替罪羊。

第二，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利用了顧命大臣對慈禧與奕的力量估計過低而產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兩宮皇太後掌握“禦賞”、“同道堂”兩枚印章，顧命大臣雖可擬旨不加蓋這兩枚印章卻不能生效的有利條件。

第三，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戰術運用合理：搶占先機，先發製人，沒有隨大行皇帝靈柩同行，擺脫了顧命大臣的控製與監視，並從間道提前返回，進行政變準備。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靈駕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濘，而遲至十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計劃晚了四天。兩宮太後於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變，時間整整差了三天。這為她們準備政變提供了時間與空間。

第四，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意識到：這是他們生死存亡的曆史關鍵時刻，唯一的出路就是拚個魚死網破。慈禧曾風聞鹹豐帝生前，肅順等建議他仿照漢武帝殺其母留其子的“鉤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後皇太後專權。但是，鹹豐帝沒有像漢武帝那樣做，而是用“禦賞”和“同道堂”兩枚印章來平衡顧命大臣、兩宮太後之間的關係，並加以控製。結果，這兩枚印章使得兩宮皇太後有能力打破最初的權力平衡結構。

“辛酉政變”的意義不僅在於它完成了清政府最高權力由“顧命八大臣”到慈禧太後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改變了清廷的內外政策，將其政權從瀕於滅亡的境地挽救出來，在於它改變了其權力布局，對晚清政治具有深遠的影響。通過政變登上政治舞台的慈禧太後，為擺脫危機而施行了新的內外政策：對外執行議和外交，以取得“中外相安”並討得列強對其政權的支持。為此，她采取了主動而積極的態度，以博得列強對其歡心。突出的事例就是在宣布端肅等罪狀時，就把“不能盡心議和，徒以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列為首要罪狀。就列強一方而言，麵對清廷動蕩的局麵，他們也清楚“實際上中國的前途是很黑暗的，除非外邊給它強有力的援助”，否則“這座房子就會倒坍下來，而我們最好利益也就此埋入廢墟。”列強對華政策由主要是“打”而變成“中立”。中外反動勢力通過政變達成了默契，出現了“中外和好”的局麵。

對內實行滿漢合流。太平軍的作戰力很強，八旗兵不堪一擊，綠營也腐敗透頂，湘軍成了能和太平軍相抗衡的唯一力量。為盡早將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清廷注意調整同曾國藩等人的關係，給他們以更多更大的權力。1861年11月即慈禧太後操權的當月，就令曾國藩統轄蘇浙皖贛四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文武官員悉歸其節製。不久，又加其太子少保銜和協辦大學士，又授權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藩集團成為地主階級當權派中最大勢力集團。這與鹹豐朝對漢族地主的猜忌、壓製恰恰形成鮮明對比。滿漢地主階級為鎮壓農民起義，密切地合作起來。在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下，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被鎮壓，清政權在風雨飄搖中得到了暫時的喘息機會。

政變的另一結果是葉赫那拉氏調整了權力布局。這集中地表現為她實行垂簾聽政，這種統治形式實質上是她個人獨裁專政。故此，在她統治的48年的時間裏，始終不惜以各種政治手腕竭力維護垂簾聽政式的政治局麵。權力布局的又一改變是：清政府的權力格局，由“內重外輕”變成“內輕外重”，中央極度專權和地方實力集團握有重權的矛盾現象為之解決。慈禧太後采取在地方實力派中扶植一派抗衡另派的手法，使他們之間相互製約，以利於她居間調節。但使用這種政策的結果則造成晚清政治中綿延不絕的眾多派別的紛爭。

○利用重臣撐持朝政

慈禧發動“辛酉政變”，本係權欲驅使，但權力一旦在握，她也活得很不輕鬆。與其同類武則天相比較，她所麵臨的時代要遠為複雜得多，堪稱“古今未有之變局”。慈禧太後垂簾聽政，一言九鼎。她的性格、心態和識見，對這場改革運動的進程和結局，幹係十分重大，因此這位宮廷頭號女人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以撐持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

慈禧發動政變後，以“自強”、“求富”為宗旨的洋務運動迅速拉開序幕。19世紀60~90年代這幾十年中，清政府一些洋務派官僚以“自強”和“求富”為口號，在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及外交等方麵進行了一係列的革新運動，史稱“洋務運動”。

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簽訂後，國門又一次被打開，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聯名奏請設立總理衙門，以適應列強對華外交的需要，清政府采納了這個建議。奕和文祥是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後，清政府又設立了管理南北各通商口岸的商務和處理各類對外事務的南、北洋通商大臣，洋務派地方大臣的代表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及張之洞。

洋務運動開始時，以“自強”活動為中心，開始在天津、上海、廣州、福州、武昌等地聘用外國教官、購買槍炮、訓練洋槍隊。洋務派官僚同時在各地創辦兵工廠，製造槍炮和船艦。最早的是鹹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設立的軍械所。後來，他還在蘇州設立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創立江南製造總局，專門製造槍炮和輪船。同年，李鴻章又把蘇州的洋炮局遷至南京，擴充為金陵製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創設專造輪船的福建船政局。1867年，崇厚在天津設立機器局，後由李鴻章接辦。19世紀70年代後，西安、蘭州、福州、廣州、北京等地都相繼設立了中小型軍火工廠。設立兵工廠對改造清軍的軍事裝備和促進中國軍事科技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875年，清政府又委派李鴻章、沈葆楨分別籌建北洋、南洋海軍。洋務派在建立大批軍事工業以後，出現了資金缺少、材料、燃料和運輸等方麵的困難。這時候，他們又提出了“求富”的口號，這樣，全國掀起了開辦洋務運動的高潮。

洋務運動的開展使中國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麵取得一定的發展，使中華文明開始具體地進入到一場學習西方文明的運動中，將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封閉的格局打破，並將它推到世界文明的大潮中，但它沒觸動社會製度的根本，所以最終洋務運動歸於失敗。

很難設想，如果沒有慈禧太後的支持，洋務運動怎麼可能在強大守舊勢力的阻擾下延續30多年?很長一段時間裏，慈禧被一些史家稱為“頑固勢力的總代表”，說她“一貫頑固守舊”，殊不知慈禧掌權正值國事衰微之際，她並不缺乏改革進取之心。滿清回光返照的“同治中興”正是發生在慈禧當政期間，而洋務運動如果可以算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話，這和慈禧大量信任、啟用洋務派有必然的關係。

洋務派每辦一事，必招致頑固派和清流黨的攻訐，朝廷上無一日安寧。麵對頑固派和清流黨的囂聲，慈禧太後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漸地減少來自他們的阻力。1866年，洋務派擬在同文館加設天文、算學館，選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進館學習。此議一出，文淵閣大學士、理學大師倭仁便率首反對。他認為以中國之大，何患無才，“何必師事洋人”。慈禧見倭仁振振有辭，即令他保舉數員精通自然科學的中國教師，另行設館授徒，以與同文館的洋教習相比試。倭仁見慈禧動了真格，趕快申辯，說所謂中國“不患無才”，不過是自己“以理度之”，為想當然之事，“應請不必另行設館，由奴才督飭辦理。況奴才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後竟鬱悶成疾，請求開缺休養。

清流派代表人物張佩綸也曾經領教過慈禧太後的厲害。中法戰爭期間，張佩綸放言高論，以談兵事為能，對洋務派的軍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顧。慈禧順水推舟，任命張佩綸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線指揮作戰。張佩綸臨事茫然，暗中卻叫苦不迭。據《中法兵事本末》記載：“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炮聲，即從船局後山潛逃。是日大雷雨，張佩綸跣而奔，中途有親兵曳之行……鄉人拒不納，匿禪寺下院，距船廠二十餘裏……適有廷寄到，督撫覓張佩綸不得，遣弁四探，報者賞錢一千，遂得之。”張佩綸的色厲內荏，慈禧的治人之術，由此可見一斑。

慈禧一麵應付頑固派、清流黨的訌鬧，一麵給備受委屈的洋務派打氣。1878年，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出使英法前夕，與慈禧有段十分耐人尋味的對話：

慈禧：“也是國家運氣不好，曾國藩就去世了。現在各處大臣，大多總是瞻徇。”

曾紀澤：“李鴻章、沈葆楨、丁寶禎、左宗棠均為忠貞、肱骨之臣。”

慈禧：“他們都還不錯，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趕不上。”

曾紀澤：“郭嵩燾總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拚卻聲名替國家辦事，將來仍求太後、皇上恩典，始終保全。”

慈禧：“上頭也深知郭嵩燾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後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

曾紀澤：“郭嵩燾恨不得中國即刻自強起來，常常與人爭論，所以挨罵，總之郭嵩燾係一個忠臣。好在太後、皇上知道他，他就拚了聲名也還值得。”

慈禧：“我們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僅對曾、左等洋務運動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頗有後繼乏人之慮。郭嵩燾作為洋務運動的新銳，是中國首任駐英法大使。他極力主張向西方學習，動輒與老臣們爭論，得罪了許多人。在頑固派眼中，郭嵩燾被看成士林敗類，名教罪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這首刻薄的對聯便是頑固派送給郭嵩燾的禮物。慈禧說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實際上在為郭嵩燾鳴不平，同時對曾紀澤也是一種激勵。

做為掌權者，慈禧無疑是支持改革的，但處在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她與一個最高統治者應有的知識素養和精神麵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沒有主動吸納新知識的渴求和行動，因而在不少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無知，如認為修鐵路破壞風水，火車要用驢馬來牽引，等等；她貪圖安榮享樂，不惜挪用海軍軍費修造頤和園。無知和私欲，直接影響到她所支持的洋務運動的實績。更為重要的是，她對事態的嚴重性、改革的進程和目標從未有過足夠的心理準備和通盤考慮，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動地調整政策，這也表明慈禧仍然夠不上一個卓越政治家的前瞻視野。

○突然襲擊，囚禁皇上

1895年甲午戰爭的戰敗，使洋務運動徹底失敗。甲午戰爭是日本蓄謀已久直接挑起來的。日本明治維新政府在新興資本主義勢力推動下，早已定下向朝鮮、台灣、滿洲擴張的國策，並步步試探和著手實施。

1894年7月，日本借口朝鮮東學黨事件迅速派遣大批海陸空，進占朝鮮王京和仁川港等要隘，完全控製朝鮮政府。接著便進攻中國，同時在豐島擊沉載有中國兩營援軍的高升輪，俘虜中國操江遠船，打響了這次戰爭的第一槍，迫使中國於8月1日對日本宣戰。緊接著日本陸海軍對中國展開了全麵攻擊，陸路攻陷了平壤，乘勝入侵中國本土，連續攻占了丹東、九連城、風皇城、海城、牛莊、田莊、營口等要地，直接通榆關和天津，威脅京城。海陸惡戰北洋軍於黃海，攻占大連、旅順，全陷遼東半島，攻占威海，全殲北洋海軍，中國海防全失，門戶洞開。交戰曆時僅8個月，雙方勝敗即已定局。日本出動的陸軍還有第一、第二兩個軍，總人數6萬人左右，海軍軍艦共11艘，總噸位也隻有36756噸，軍事實力並不比中國強多少，但日寇處處主動出擊，又采用迂回包圍、避實就虛戰略，前線軍官也比較果斷，加上清政府軍隊弱點很多，因而始終占上風。

中國的情況和日本相比恰恰相反。在這場戰爭中，中國和朝鮮是處於被侵略的一方，按常理講，應獲得軍心和民心的擁護。朝鮮與中國有著悠久的曆史淵源關係，不甘心受日本侵略，對中國的向心力很強，大有利用餘地，加上李鴻章一手經營的北洋艦隊和海防以及3萬新式淮軍，這些主客觀條件，應該說是不錯的。但是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當局，不僅未能充分利用以上有利條件，反而一再延誤，使這場關係時局的戰爭遭到慘敗，最終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華民族麵對空前嚴重的全麵危機，也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看到，抱殘守缺決不能救中國，隻有進行根本變革才是唯一出路。麵臨滅種之災的危險，在這民族危機的關鍵時刻，部分先進分子的思想發生了劇烈變化，許多人逐漸意識到抵抗外國侵略不能單靠朝廷的力量，而要靠人民共同奮起。救亡的迫切心情增強了人們的民主觀念和激發了全民族的憂患意識和救亡圖存的新覺悟，改變了先前人們隻在封建傳統中謀求發展的思維定勢，擯棄“中體西用”的教條。他們進而探求戰爭失敗的原因，對標榜“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進行尖銳批判，指斥洋務派的“師夷”是“得其貌，慕其名，忘其實”，長期主持洋務新政和甲午戰事經手簽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一時成為眾矢之的，遭到舉國一致的猛烈抨擊。這一事實表明，由李鴻章介導的通辦洋務使中國漸臻富強的思想和道路的破滅。人們開始尋求新的出路，於是1898年由光緒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應運而生。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

“百日維新”開始後，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維新運動的發展。有人上書慈禧太後，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劻、李蓮英跪請太後“垂簾聽政”；禦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9月中，光緒皇帝幾次密詔維新派商議對策，但維新派既無實權，又束手無策，隻得向光緒皇帝建議重用袁世凱，以對付榮祿。16、17日，光緒皇帝兩次召見袁世凱，授予侍郎；18日夜，譚嗣同密訪袁世凱，勸袁殺榮祿，舉兵救駕。事後，被袁世凱出賣。

1898年9月21日淩晨，慈禧太後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瀛台；然後發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政變”成功。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後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等六人殺害；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外，全部都被廢止。從6月11日～9月21日，進行了103天的變法維新，以戊戌政變宣告失敗。

在人們的印象中，戊戌變法運動是慈禧太後一手鎮壓下去的，慈禧此舉成了阻礙中國進步的關鍵。然而，慈禧並非從一開始就反對變法維新。甲午慘敗，老佛爺豈能無動於衷?據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即對光緒說：“變法乃素誌，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製械，以圖富強也。”“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光緒素懼慈禧，待到慈禧袒露心跡，抑鬱頓釋，也就在幾個書生的簇擁下大膽行動起來，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務在一個禮拜之內便大功告成。欲速則不達，反而適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他們的所作所為漸漸超過慈禧所能容忍的限度，以導致血腥政變。

慈禧的不滿大概有兩個方麵。(1)維新派有針對她的兵變計劃，直接威脅到她的地位和生命。陳夔龍《夢蕉亭雜記》雲：“光緒戊戌政變，言人人殊，實則孝欽並無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聞警告，即刻由澱園還京。”在權力之爭中，慈禧是比較心狠手毒的。如果改革要以犧牲她的權力為代價，那是萬萬不行的。(2)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主張，造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強烈震蕩，使許多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係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覺得受到了威脅。百日維新期間，上諭達110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員都怨聲載道，光緒帝嚴懲阻撓變法的官員，樹敵太多。至於廢除八股改革科舉製度，又在龐大士人群體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擔心全線出擊造成大廈傾覆，使出麵幹涉，穩定政局。

戊戌變法運動雖被鎮壓，可那隻是宮廷內的權力鬥爭，改革畢竟已是大勢所趨，關鍵在於由誰主持改革，以及如何進行改革。精明的慈禧太後通過戊戌政變確保了自己的地位之後，立即主動發出繼續改革的信息：“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製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說，為煽亂之謀。業經嚴拿懲治，以遏橫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慈禧的這一舉動，給政變後萬馬齊喑的局麵注入了興奮劑，使主張變法維新的社會力量重燃希望之火，這實為她政治上的高明之處。

正當慈禧意欲緩進地推行改革時，義和團運動爆發。義和團運動，打著“扶清滅洋”的口號，對於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後而言，一開始就頗對胃口。然而在如何對待義和團的政策上，是經過了激烈的爭論的，其間還夾雜著列強的幹涉。到了1900年，中國的事不僅僅牽涉到中國人。

○對義和團卸磨殺驢

1900年初，義和團的主力轉進直隸，逼進京畿。慈禧太後派刑部尚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去涿州調查情況。太後之所以對義和團采取慎重的態度，主要是義和團在痛恨洋人方麵和太後有相似之處。義和團提出“保護中原、驅逐洋寇”，他們要焚燒教堂，因為教會“勾結洋人，禍亂中華”。他們要“三月之中都殺盡，中原不準有洋人”。

慈禧太後在1898年後痛恨洋人，其根源在於她發動政變廢光緒，另立新君的舉措，遭到洋人的極力幹涉。據《庚子國變記》載：首先是法國醫官探視被後黨宣布為病重的光緒，結果發現沒事。“上雖同視朝，嘿不一言，而太後方日以上病狀危，告天下”。各國公使謁見，請法醫入視病，太後不許，各公使又亟請之，太後不得已，召入。出語人曰：血脈皆治，無病也。太後聞之不悅”。其次是康有為為英人庇護這事使太後憤怒。“遂以李鴻章為兩廣總督，欲詭致之，購求十萬金，而英兵衛之嚴，不可得。鴻章以狀聞，太後大怒曰：“此仇必報!對方食，取玉壺碎之曰：所以誌也。”第三是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反對太後廢光緒，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後決定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儀為大阿哥(皇位繼承人)，預定陰曆元旦(1月31日)使光緒帝行讓位禮。當時天下嘩然。“經元善等連名上書至二千人。載漪恐，遣人請各公使入賀，太後亦與各公使夫人飲，甚歡，欲遂立溥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太後及載漪內慚，日放謀所以報。會江蘇糧道羅嘉傑以風聞上書大學士榮祿言事，謂：‘英人將以兵力會歸政。因盡攬利權。’榮祿奏之，太後愈益怒。”

可見，太後發現有群氓從底層開始燒教堂、殺洋人的時候，其心態自是複雜的。一方麵，她得到剛毅等的複命，均力言義“民無他心，可恃”。另一方麵，她感到處處受洋人的“氣”，又找不到報複的機會。當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軍受義和團的影響在永定門殺死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並剖其屍後，局麵已愈發不可收拾。

據曾紀澤的女婿吳永(時任懷來縣知縣)回憶，慈禧太後對義和團的認識是這樣的：當亂起時，人人都說拳匪是義民，怎樣的忠勇，怎樣的有紀律，有法術，描形畫態，千真萬確，教人不能不信。後來又說京外人心，怎樣的一夥兒向著他們；又說滿漢各軍，都已與他們打通一氣了，因此更不敢輕說剿辦。後來接著攻打使館，攻打教堂，甚至燒了正陽門，殺的、搶的，我瞧著不像個事，心下早明白，他們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時他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滿眼看去，都是一起兒頭上包著紅布，進的進，出的出，也認不定誰是匪，誰不是匪，一些也沒有考究。這時太監們連著護衛的兵士，卻真正同他們混在一起了……這時我一個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鬧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麵稍稍地遷就他們，穩住了眾心，一麵又得製住他們，使他們對著我還有幾人瞻顧；那時紙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鬧出什麼大亂子，連皇帝都擔著很大的危險。以上西太後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緒高漲的情況下，她如何利用了義和團而又不可收拾的無奈心理。

真正導致局麵無法收拾的，是義和團入城後發生的不受控製的滅洋教、殺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導致的八國聯軍侵華。八國聯軍由英海軍提督西摩爾率領，自1900年6月10日自天津出發，16日向大沽炮台發出交出炮台的最後通牒。正是在11日發生日本外交官被殺、13日義和團入北京城的前後。15日，太後召大學士六部九卿入議，當著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許景澄是比較清醒的一個大臣，他進言：“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唯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交民巷使館，拳匪日窺伺之，幾於朝不謀夕，倘不測，不知宗社生靈，置之何也?”太常寺卿袁昶進言：“釁不可開，縱容亂民，禍至不可收拾，他日內訌外患，相隨而至，國何以堪?”慷慨激昂，聲震殿瓦。太後側目無視之。可見太後是不以為然的。

太後不僅認為有何大不了的，而且她是執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決心同各國一戰的，是端王載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出現了偽造的一份外交團照會。經榮祿進呈的這份照會，要求四件事：(1)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2)代收錢糧；(3)代掌兵權；(4)請太後歸政皇帝，廢了大阿哥。據剛毅的姻親景善記載：“剛毅來告訴我，他從未見過老佛爺那樣地發怒，即使當她聞悉康有為謀反時也沒有如此。彼族焉敢幹預之權!她高喊著：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當滅此朝食。現老佛爺準立決死戰，慈意所屬，雖沐恩甚優之榮相，亦不敢勸阻，恐生意外也。”

促使慈禧太後宣戰的另一個原因，是6月19日召開禦前會議的當天，上海的《字林西報》發表了一篇社論，用強硬的詞句斥責中國政府：中國與各大強國同時作戰，它是由西太後和她的奸黨的選擇而作戰的。他們萬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為他們能夠安全地抗拒列強……不管發生任何事件，這批奸黨若不自動離去，就必須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緒皇帝尋出來，把他重新置於皇位之上。現時必須對中國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戰爭的是西太後，我們不是對中國作戰，而是對那個篡奪政權的北京政府作戰。

慈禧太後被幾種力量推動著：一是她對洋人強烈地痛恨；二是周圍頑固派的火上澆油；三是義和團煽動的全麵的對洋人的仇恨情緒；四是洋人對她的攻擊。這一切都使太後感到了莫大的激憤和羞辱。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乘轎去總理衙門途中被虎神營士兵槍殺，使館中的外國衛隊得知後，結隊外出尋釁。義和團於是開始攻打使館。次日，清政府發布了“宣戰”上諭。

然而，慈禧太後真的是要傾全國之力與外敵決一死戰嗎?事實證明，當這口惡氣出得差不多的時候，她也就害怕起來。她的宣戰隻持續了5天。6月21日宣戰；6月22日又發給義和團2萬石粳米，同日懸賞洋人首級。據《景善日記》，“莊王出示懸賞，以勵殺敵，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很快又密諭各省遍殺洋人，但袁昶、許景澄將諭旨中的“殺”字改為“保”字或“保護”字。無人敢以此奏聞太後。同時，太後還賞給進攻使館的神機營、虎神營和義和團銀各10萬兩。

然而，自6月25日進攻使館第一次明顯的停火開始，7月18日至28日，8月3至4日，又有幾次停火。據赫德的記述：“有人從中給我們以部分的保護，這似乎是可能的事：曆次攻擊並不是由政府所能調動的數目的兵員所發動——攻擊沒有一次幹到底，總是正當我們恐怕他們一定要成功的時候停住了——假使在我們周圍的軍隊真的徹底而決心地攻擊的話，我們支持不了一個星期，或許連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種解釋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種保護——有人，或許是知道摧毀使館區將會對這個帝國和這個皇朝帶來怎樣的損失的一位聰明人，在發布命令和執行命令之間從中作梗。”其實，真正害怕的是慈禧太後本人。她從6月25日開始即派榮祿前往使館要求停戰，榮祿在當晚九時得到議和命令，次日帶隊往使館界，懸一牌，書奉太後諭旨，保護使館。洋人皆由館中走出，與榮祿商議，“於是有三刻鐘之久，不聞槍聲。”

慈禧態度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6月25日早上6點，端王、莊王、濂貝勒、瀛貝勒帶領60名義和團員入宮，尋找二毛子，至寧壽宮門，太後尚未起床，他們大聲呼喊，請皇帝出來，說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後在吃早茶時聽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這才意識到情況遠比她意料的要複雜而危險。自此，朝廷占主流的意見已經傾向於議和。而6月26日，東南督撫們在密不公布“宣戰”諭旨的同時，還和各國領事商訂了《中外互相保護章程》九條。“東南互保”導致中外關係出現奇特的不統一局麵。真正了解太後意圖的做法，看來隻有南方的地方大吏如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等。

太後還於7月20日起連日派人向使館送西瓜、蔬菜、米麵等物，又派人去慰問。8月2日，聯軍約4萬人自天津出發，6日攻陷楊村，7日，清廷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即日致電各國外交部，先行停戰。但列強執意要攻人北京。8月14日，聯軍攻入北京，15日，西太後挾光緒帝出奔往太原、西安。9月7日發出“上諭”，對義和團“痛加鏟除”。

出現這種無法收拾的局麵，雖然歸罪於義和團和辦事不力的下臣，但她並沒有完全逃避個人輕率魯莽的責任。她後來回憶說：“依我想來，還算是有主意的。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中間一段時期，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但雖是沒攔阻他們，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地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胡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不過我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人民，滿腔心事，更向何處訴說呢?”慈禧太後在決策時的處境，確實比較艱難。正如她自己所說：去涿州查看義和團的兩個國家倚傍的大臣(剛毅和趙舒翹)，回來複命時，太後曾問他們“義和團到底可靠不可靠?”他們並沒有給予“正經主意回複”。而餘外的王公大臣們，“又都是……要與洋人拚命的”。“教我一個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慈禧還是把客觀環境當作決策的理由，因此也擺脫了自身的罪責。這次打擊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鑾過程中，就急匆匆地準備在宮中召見各國駐華公使夫人，要開展“夫人外交”。一方麵表明她認識到妄自尊大可能會帶來毀滅性的危險，另一方麵，她也是極力地掩示對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太後在八國聯軍侵華後，一反常態地招待外國公使夫人。當時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請後非常氣憤，說：“還講什麼禮儀?應該把她踩在我們腳下!她用槍炮對付我們，應該請求原諒的是她，而不是我們對她彬彬有禮！”但1902年6月的這次召見，使她們感受到了身為一個沒落帝國之主的威嚴，她們“忘記了幾天前聚會時大家義憤填膺的神情，一個個都被慈禧太後威嚴的儀表和這種莊嚴的場麵深深震懾，都遵照覲見皇後的禮節給她行了三次大禮。”

○隨心所欲，揮霍無度

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光緒皇帝載湉15歲了，慈禧又到了結束聽政的時候。她戀戀不舍地答應次年把政權交還給光緒帝。這時，一些王公大臣迎合慈禧的心意，奏請她在結束聽政以後，再訓政幾年。慈禧當然無不答應。

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19歲的光緒皇帝已經完婚，慈禧不得不歸政。在歸政之前，她提出給自己建造一個好的“怡養之處”，於是便開始了大規模修建三海(南海、中海、北海)的工程。慈禧對工程要求極為苛刻，指令各殿閣內外的油飾、糊飾，一律要“見新”，要完全按照她的意旨設置，不許擅自更動。她一天兩次派寵信太監李蓮英去工地相看、督促。這項工程共計花掉白銀兩千餘萬兩，而19世紀80年代清王朝從德國伏爾艦廠買的兩艘6000馬力的“定遠”與“鎮遠”鐵甲艦、一艘2800馬力的“濟遠”鋼甲艦，才花了白銀400萬兩，修三海的錢是買這些戰艦的五倍。

“三海”工程結束後，慈禧便搬進去，開始了她的所謂“歸政怡養”的生活。慈禧歸政後，一方麵，恣意聽戲、作畫、玩賞珍品等奢侈的享樂，甚至專門讓人修了一條從中海儀鸞殿到北海鏡清齋的小鐵路，從法國進口了一輛豪華的小火車，供自己享用。更有甚者，她不願意聽到機車的聲響，便摘掉機車，改由太監拉著走；另一方麵，她始終牢牢地掌握著國家大事的裁定權，重要事情都要親自聽取大臣奏議，重要奏章和谘文都要親自閱定，即使不在養心殿上，光緒皇帝的一舉一動都在她的嚴密監視之下。

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六十大壽。慈禧希望這次整壽慶典超過曆代皇後，乃至曆代皇帝。為了搞好這次慶典，早在兩年以前就開始著手籌備。光緒十八年，皇帝發下諭旨，認為慈禧壽典是舉國盛事，所有應備儀式典禮，都必須專派大臣敬謹辦理，並成立了慶典處，抽調眾多親王、大臣專門負責辦理慶典事宜。待到慶典時，舉行了一係列筵宴、演出，其奢華糜費已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而正在這時，中日甲午戰爭打得火熱。不久，中國戰敗，李鴻章秉承慈禧意旨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一時間輿論大嘩，全國一片譴責之聲。慈禧見眾怒難息，隻好罷免了李鴻章等人，把失地賠款的責任推給光緒，然後帶上李蓮英跑到頤和園享福去了。

○鎮壓變法，賣國求榮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隨著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改良主義逐漸形成強勁的思潮。以康有為等人為代表，舉起“變法”、“維新”的旗幟，向封建專製製度提出挑戰。麵對這種局勢，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的態度截然不同。

光緒帝很希望利用改良派這股力量對付後黨，將慈禧手裏的大權奪過來，使自己和國家的處境都得到改善。光緒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光緒帝發表詔書，正式表示變法的決心。接著，他任用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一連發布了幾十道改革的命令，決定修鐵路、采礦藏、辦實業、開銀行、改革官製、興辦新式學堂等。這就是有名的“戊戌變法”。

對於光緒皇帝的這些舉動和變法維新者的一係列活動，守舊大臣們紛紛向慈禧反映，希望她盡快出麵阻止。慈禧表麵上不動聲色，裝出“既歸政，則不再幹政”的淡漠態度。但等光緒皇帝推行新政到了最熱烈的時候，她突然打出自己的“三張牌”：一是迫使光緒下令免去他的維新派老師翁同龢的職務，並逐回原籍；二是下令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大臣，都必須到她麵前謝恩，從而控製了用人權；三是任命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並且加文淵閣大學士，統率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的北洋三軍，從而掌握了軍事權。同時她又設下一個更狠毒的圈套：讓光緒皇帝陪著她到天津去閱兵，企圖利用閱兵的機會由榮祿舉行兵變，迫使光緒皇帝退位，另立一個新皇帝。

光緒帝得知慈禧的政變陰謀，密令維新派設法營救。維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統轄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身上，但是，袁世凱趕到天津向榮祿告了密。榮祿慌忙進京，密報了慈禧。慈禧聞後連夜率人從頤和園回到紫禁城，直接闖入光緒帝寢宮，破口大罵。然後把親信大臣召集來，把家法放到光緒帝麵前，訓斥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怎麼敢胡作非為?康有為的新法，能勝過祖宗立的法?你真是糊塗到頂點了!”接著，慈禧下令把光緒皇帝囚禁在瀛台(中南海裏的一個小島)，並盜用光緒帝的名義發布上諭，說他身體不好，再三懇請慈禧太後“訓政”。於是，慈禧又完全把持了朝廷大權，開始了她一生中的第三次“垂簾聽政”。

與此同時，慈禧命令搜捕和屠殺參與變法維新的人。除殺害了譚嗣同、楊銳等變法維新的骨幹外，其他凡是參與變法維新或有此傾向的人，或罷官或放逐或下獄。接著，慈禧又取消了已經采取的各項變法措施。

慈禧囚禁了光緒帝，對外界卻宣布光緒病得很重。各國公使不相信，要求派法國醫生進宮探病，慈禧堅決不允；在各國公使的極力強求下，才答應把法國醫生召進宮來給光緒帝看病。沒想到，這位醫生看完病以後對人們說：“皇帝血脈正常，根本沒有什麼病。”對此，慈禧很是惱火。

慈禧對光緒皇帝反對自己、支持變法運動一直耿耿於懷，因此她要廢掉光緒，另立一個聽話的皇帝。不久，她選中了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儶，立為大阿哥(即皇儲)，準備繼承皇位。沒想到，她這種做法竟遭到了中外許多人的反對。慈禧派人去說服各國駐京公使，讓他們前來祝賀。但各國公使都不來捧這個場，使得慈禧非常下不來台。

恰巧在這時候，有一個謠言傳入慈禧的耳朵，那就是洋人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她把政權交給光緒。慈禧大怒，決定向美、英、法等八個國家宣戰。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六月慈禧召開禦前會議，正式向八國聯軍宣戰。誰知宣戰才幾天，慈禧出爾反爾，竟派榮祿前往各國使館慰問，表示願意馬上停戰議和。榮祿親自領兵來到北禦河橋，在一塊木牌上寫著“欽差大臣榮祿，奉慈禧太後之命，前來盡力保護使館”。在戰爭進行最激烈的時候，慈禧派奕劻去慰問各國公使，送去瓜果、蔬菜、米麵，放到使館聚集的東交民巷街口，任由洋人自行拿用。慈禧還無恥地說：“這是我關懷籠絡外國人的一點意思。”

八國聯軍很快逼近了北京城。光緒二十六年七月，慈禧扮成農婦模樣，攜帶光緒皇帝和大阿哥，在部分大臣和太監的簇擁下，狼狽西逃。臨行前，珍妃出麵請求皇上不必西去，應該留下來處理和各國講和的事情。慈禧平日最不喜歡珍妃，此時見她又反對自己，竟命令太監將珍妃推入井中淹死了。

在西逃過程中，慈禧這個不可一世的女人吃盡了苦頭。但是，境況稍有好轉，她便又作威作福起來。逃到西安以後，慈禧把巡撫衙門作為行宮，又過起了紙醉金迷的生活。單是每頓飯選菜譜就有一百多種，雞鴨魚肉、燕窩海參，應有盡有，每天都要用二百多兩銀子。慈禧卻說，這比在北京節約多了。

早在西逃路上慈禧就派李鴻章充當全權大臣，與八國聯軍談判求和。並用光緒帝名義發布上諭，賴掉她“宣戰”的責任。八國聯軍明知宣戰責任在慈禧，也不再追究。光緒二十六年底，外國侵略者提出“議和大綱”十二條，慈禧連忙下令：“所有十二條大綱，應即照允。”沒有經過多少談判就於第二年九月簽訂了《辛醜條約》。賣國求榮的慈禧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滿心歡喜，就於次年八月在西安城張燈結彩，鑼鼓喧天，然後三千多輛馬車，滿載著金銀、古董，浩浩蕩蕩起駕回京。

○清末新政的“無言結局”

與戊戌變法相比較，清末“新政”實際上是一場更具現代化性質的改革。但對於滿清政府而言，“新政”的果實他們覺得並不那麼甜美。政治上，它在沿襲戊戌變法裁汰閑衙冗官方針的基礎上，設立外務部、商部、學部、巡警部、郵傳部等新的政府機構，使傳統的六部體製不複存在；經濟上，首先肯定了戊戌變法時獎勵工商、發展實業的各種措施，而後頒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商會簡明章程》等多種經濟法規，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法製保障；軍事上，戊戌變法時的主張為整頓團練、令八旗改練洋操，並著手改革軍製，而新政則致力於用現代化軍隊建製編練新軍，使軍隊組成、武器裝備和指揮水平可明顯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變法時提出改革科舉製度、設立新式學堂、獎勵遊學，新政則宣布廢除科舉製度，大規模地開辦新式學堂和派遣士人出國留學，並參照日本模式製定出中國最早的學製——《欽定學堂章程》以及《奏定學堂章程》。

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對新政寄予厚望。她在接近古稀之年，還對魏源的《海國圖誌》、徐繼佘的《瀛寰誌略》等介紹外國曆史地理的書籍產生極為濃厚興趣，時常閱讀以廣見聞。新政推行過程中，雖有著種種弊端，但決非無善可陳。新政的推行，確實在為中國逐步積累著現代化資源，為社會的轉型準備著物質和社會方麵的條件。《清史稿?後妃傳》中稱：“(慈禧)晚乃壹意變法，怵天命之難諶，察人心之將渙，而欲救之以立憲，百端並舉，政急民煩，陵土未乾，國步遂改。”不過，當時的國內外環境沒有再給中國提供一個穩健改革的機遇。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島夷小國日本戰勝了龐然大物俄羅斯。國內外輿論認為，這是立憲國戰勝專製國的鐵證，“皆謂專製之政，不足複存於天下”。於是國內立憲的呼聲，由微弱轉為高漲。慈禧在強大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將新政歸於憲政改革。憲政改革，意味著要突破政治體製中最核心的部分。這一重大的舉措，給清末改革帶來功能性紊亂，也給慈禧招致難以承受的壓力。

本來，後起國家的現代化在初期需要一個集權的中央政府，以便整合社會力量，充分調動和使用各種資源，穩健地推動現代化的進程。日本即是一個成功的先例。

日本從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到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曆時二十餘年。而中國在實行新政不久即轉入憲政改革，其結果隻能導致政治資源的分散，使原已就“內輕外重”的政治格局更趨嚴重。當時國內就有人痛切地指出：“論日本之政，其所以致富強者，以其能振主權而伸國威也。今之議者不察其本，而切切以立憲為務，是殆欲奪我自有之權，而假之以自便自私也……夫日本以收將權而存其國，而我國以限君權而速其禍，不可謂善謀國者也。”

1906年，光緒奉慈禧諭旨，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並以官製改革為下手處。官製改革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獨立為基本原則，“總使官無屍位，事有專司，以期各有責成，盡心職守。”由於官製改革牽涉權力和利益的重大調整，引起統治集團內部的躁動不安。有關官製改革的條陳如雪片般飛到慈禧的眼前，其意見之紛雜、鬥爭之激烈實屬罕見，老佛爺感覺“如此為難，還不如投湖而死。”區分清楚中央與地方的權限是官製改革中最頭痛的問題之一，清政府本欲通過官製改革收取督撫的兵權和財權，哪知督撫卻以設內閣、開國會相要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更形突出。官製改革陷於進退維穀的境地。

1908年，憲政編查館頒布九年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與此同時，慈禧和光緒帝聯名發布《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事宜諭》。上諭中指出：“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內外臣工同受國恩，均當警覺沉迷，掃除積習……所有人民應行練學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該管衙門，在外由各省督撫，督飭各屬隨時催辦，勿任玩延。”又雲：“至開設議院，應以逐年籌備各事辦理完竣為期，自本年起，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行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召集議員之詔。”這是慈禧生前頒布的最後一道諭旨，也可說是慈禧的政治遺囑。不久，慈禧悲鬱而逝，權力軸心頓成虛弱，要求速開國會、速立憲法的呼聲更趨高漲。立憲派的鞭策和清廷的拖延，導致兩者合作的最終破裂。清王朝在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呼喊聲中土崩瓦解，清末改革以失敗而告終，中國也開始進入一個更沒有“重心”的時代。

○雖得生前榮，卻遭死後恥

慈禧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沒有放棄權力。光緒帝死後，她立即立了醇親王載灃的兒子溥儀為皇帝，定年號為“宣統”。當時溥儀年僅三歲，自然什麼事也不懂，因此慈禧又一次發布懿旨：“小皇帝年紀還小，應當專心學習，所有軍國政事，都按我的訓令施行。”第二天，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三日，慈禧便死在了中海儀鸞殿，終年74歲。

慈禧死後，由徽號加諡號通稱：“孝欽慈禧端佑康頤照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光聖顯皇後。”十一月十六日，慈禧入殮。後葬東陵。從慈禧斷氣，到把她埋入地宮，折騰了將近一年，耗白銀達一百二十多萬兩。

不可否認的是，慈禧深深迷戀權力，這是她難以擺脫的弱點。權力這兩個字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對權力的渴望根植於人性深處。這個東西使得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超越意識得到最充分的實現，這是任何強者都難以抵禦的誘惑。從這點上來說，慈禧的失敗是由於人性的普遍弱點而不是自己的性別因素。其實，作為統治者她有足夠的智慧和權威。慈禧太後垂簾聽政期間在軍機大臣領班的職位上呆過的隻有兩個人——恭親王和慶親王。前者被貶黜過許多次，其榮譽被剝奪殆盡，而後者在三十年裏則始終是個“不倒翁”，所得到的榮耀全都原封未動地保存了下來。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這三位傑出的總督、大學士也是這樣。慈禧太後從來都讓他們擔任重要職務，但他們從未遭過她的貶黜。因為他們都是她的國家裏最進步的官員，但其中沒有一個人強大到足以危及她的統治，所以沒有必要提醒他們上麵有個強權人物。因為，曆史和事實都已經讓所有人知道：隻要她大筆一揮，就可以讓任何官員從天上掉到地下。

慈禧就是這樣一個女人。她有著那個時代普通女人所沒有的叛逆性格，卻跳不出那個時代人們的局限。她嫵媚又潑辣，她聰明又無知，她大膽又保守，她勤奮又貪圖逸樂。她不太理解政治，政治也給了她千載罵名。

女人慈禧由著自己的性情，風風光光、曲曲折折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後，她好像有一點後悔。她在病榻上留給人們的最後一句話是：“以後勿使婦人幹政。此與本朝家法有違，須嚴加限製。”她承認自己不成功地涉足了政治。她希望別人不要效仿她，而要做單純的女人。可是，如果她不涉足政治，她怎麼可能把女人做得那樣風光?她給不出這個問題的答案。

而她或許會料到自己身後的罵名，但卻萬萬想不到自己死後，會遭受盜陵拋屍的奇恥大辱，這也許是她最擔心的!

慈禧生前在政治上權威顯赫，在生活上享盡了人間富貴，而她為自己所修築的陵墓更是極盡奢華。慈禧的陵寢，是清東陵建築群中最有看頭的一景。明樓紅牆，黃瓦飛簷，雖與同為皇太後的慈安陵隔一道馬槽溝，以完全相同的規模和樣式坐北朝南並立，但內在裝修與細節設計卻不能同比。有關建陵的曆史記載和傳說，便合成了一個讓人驚歎的“女權”故事。

鹹豐皇帝駕崩後，慈禧的親兒子載淳繼位。在這年僅六歲的同治皇帝背後，慈安和慈禧作為東、西太後垂簾聽政。同治五年(公元1870年)後，兩位皇太後即選中東陵的風水寶地菩陀峪和普祥峪建陵寢，由於清二百年曆史上還沒有兩個皇太後一起建陵的先例，如何建陵便成了無製可依、無章可循的難事。在承修大臣提出的同葬一陵(棺槨並排無高低貴賤之別)，或者一陵兩地宮的上奏被慈禧否定後，最終實施了建兩座陵的方案。建陵經費則通過提高賦稅的方法解決。這兩座陵於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八月同時開工興建，到光緒四年(1879年)同時完工，慈安陵居西，慈禧陵居東。兩座陵墓建築規模大體相同，但慈安陵共用白銀260萬兩，而慈禧陵隻用了227萬兩。當時雖為兩宮皇太後共同執政，可慈安地位高於慈禧。慈禧是一爭強好勝女人，哪能甘居他人之後呢。其實兩宮太後的陵墓在所有皇後陵中均屬上乘，可是慈禧對此並不滿足。慈安死後，慈禧大權獨攬，唯我獨尊，於光緒二十年(公元1895年)借其陵寢滲水之機，下令拆除三大殿重新修建。整個工程長達十三年之久，耗資巨大，直至慈禧死時才完工。雖然陵製已定，老佛爺在陵寢局部的規模與樣式上不僅另辟新徑，還極盡揮霍之能事，在內裝修和建築細節上大做文章，使重修的慈禧陵成為清代最豪華獨特的一座皇家陵寢。

重建的慈禧陵，用料之精美、工藝之高超、裝修之獨特，均居明清帝後陵之首，堪稱慈禧陵之“三絕”。

一絕，用料之精美。步入慈禧陵隆恩門，一眼就看到獨具一格的紅褐色門窗菱花和梁枋鬥拱，渾然一體，給人以清心悅目之感。乍看不如宮廷中常見的紅漆彩梁柱那麼豔麗，細瞧才可發現木質紋理精細、色彩典雅。這是一種名貴的黃花梨木，多產於海南島。遍訪各處建築，用此木建殿堂者，唯有慈禧陵一處。在三殿六十四根柱子當中，除隆恩殿七米高的金柱、中柱為包廂外，其餘均為直徑一米、高365米的獨根筆直的原木。這些名貴的材料，構成了慈禧陵木質精美之一絕。據清史記載，僅三大殿所用的葉子金就達4592兩以上。而這貨真價實的金碧輝煌雖然經過盜墓者貪婪的洗劫，如今依然可見那“金絕”的豪華殘跡與碎片。至於木絕，也足以讓人瞠目。三大殿的梁枋都是用中上品黃花梨木製成的。據說這種木質堅硬、紋理細密的木料現在已瀕絕種，其價以斤而論，稱得上是寸木寸金。而慈禧的棺槨，更是用極名貴的金絲楠木製作的。

二絕，工藝之高超。慈禧陵三殿裏裏外外梁枋各處彩畫，全部貼金。三殿六十四根柱子，完全采用鍍金嵌飾，比北京故宮太和殿內的六根金柱還要華麗。三殿內外的大小三十塊磚牆及二百二十八平方米的範圍內，雕刻著“五福捧壽”、“綾帶盤長”、“萬字不到頭”等，並在磚上節掃紅、黃金粉，使之顯得更加金碧輝煌。金飾的豪華、美輪美奐堪稱一絕。

三絕，裝修之獨特。為顯示女人當政，隆恩殿周圍石雕欄杆上，均雕刻了“鳳引龍”圖案。殿前正中長318米、寬16米的陛階石上，雕刻著一龍一鳳：丹鳳淩空展翅，穿雲俯身向下；蛟龍出水曲身，騰空昂首向上。鳳引龍，相戲火珠。在隆恩殿周圍六十九塊漢白欄板上，也精心雕刻了“鳳引龍”圖案。尤其是欄板之間的七十六根望柱，最為標新立異。皇家建造的石欄望柱中，“龍鳳望柱”等級最高，大都在望柱頭上以一龍一鳳相間排列。慈禧陵的月台望柱更不同一般，單單雕刻著穿雲翔鳳，神態洋洋自得。整個雕欄共雕琢了二百四十隻鳳，三百零八條龍，像這樣寓意其中的雕刻，實屬罕見，怎能不稱這為之一絕呢!這種出自皇室的獨一無二的”一鳳壓兩龍”的造型，與石欄板上龍追鳳的圖案彼此呼應，一起強化並張揚著皇權的性別寓意；殷前龍鳳丹陛石上的雕刻更是石雕珍品。它的構圖打破了傳統的龍鳳並排格局，顯示的是新穎獨特的鳳在上龍在下圖案，加之高浮雕與透雕所創造的栩栩如生的立體感和鳳舞龍飛氣勢，將皇權的性別強調指向極致。

慈禧陵的“三絕”，演繹著無比奢華的“女權”故事。這“女權”二字，所包涵的自然不是女權革命意義上的婦女“權利”，而是封建統治的最高“權力”。早在清末，一位叫何震的女子就否定了女性的同一觀念，對婦女的社會性別進行階級論審視。在她看來，男女平等並不單純是男子不壓抑女子的性別平等，而是“人人平等”的社會與階級平等。英國的維多利亞、中國的呂後、武則天、慈禧都是女人執掌政權，卻沒有根本上改變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如此，慈禧陵的一鳳壓兩龍也好，鳳在上或在前、龍在下或在後也好，絕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指涉婦女權力的“女權”象征。而陵墓的豪奢也並沒有帶來身後的榮耀，反而帶來了滅頂之災。

1928年夏，流氓軍閥孫殿英在河北省遵化縣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盜陵竊寶案。所盜的兩座墓葬中，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後的東陵。

民國初年，軍閥連年混戰，割據為王者比比皆是。孫殿英也乘勢而起，糾集了一批土匪、賭鬼、煙販等組成隊伍，稱雄一方。後來，孫殿英率部投降蔣介石，被任命為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在河北遵化一帶駐防。1928年夏，孫殿英率部駐紮薊縣馬伸橋，這裏與清東陵隻有一山之隔。

對於孫殿英來說，清室皇陵無疑是他垂涎已久的一塊大肥肉。清室皇陵共有五處，三處在遼寧省，兩處是滿清人關後在河北省遵化縣和易縣的東西二陵，這是清陵的主要部分。乾隆時期是滿清最鼎盛的時期，慈禧太後則是滿清掌權者中窮奢極欲者之一，所以，這些陵墓也以乾隆皇帝及慈禧太後的陵墓最為奢侈，裏麵放置了無數稀世珍寶。

當年清室讓位時，東陵不僅設有護陵人員，機構仍然承襲清製，而且還有旗兵、綠營兵駐陵守護，宗人府、禮工部等機構分別承擔陵寢一切事務。但是隨著世事的變遷，東陵漸漸脫離清室的掌握，落入北洋軍閥手中。護陵大臣名存實亡，常不在官署，不僅不能有效保護陵墓，反而串通他人，倒賣財物。於是，對東陵的破壞與日俱增，直至有人企圖全麵挖掘偷盜，大發橫財。

1928年7月上旬，孫殿英部以軍事演習施放地雷為名，驅走全部守陵人員，封鎖關隘，實行戒嚴，大肆洗劫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東陵。由於封鎖嚴密，所以外界雖有傳聞，卻不明真相。

7月10日、11日，二十餘輛大車滿載珠寶回到孫殿英司令部。此時，全國的報紙仍沒有登出任何消息。直到8月初，路透社才有電訊透露此事，某些報紙予以采用，但仍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事發一個多月後的8月13日，《中央日報》才報道了“匪軍掘盜東陵的慘狀”。這才轟動全國。此事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特大新聞。

根據《孫殿英投敵經過》中的記載，孫殿英曾回憶說：“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極了，棺材裏的屍體已經化了，隻留下頭發和辮子。陪葬的寶物不少，最寶貴的是頸項上的一串朝珠，有一百零八顆，聽說是代表十八羅漢，都是無價之寶。其中最大的兩顆是朱紅的，我在天津與戴笠見麵時送給他做了見麵禮。還有一柄九龍寶劍，有九條金龍嵌在劍麵上，劍柄上嵌了寶石。我托戴笠代我贈給委員長或何部長，究竟他怎樣處理的，由於怕崩皇陵案重發，不敢聲張。慈禧太後的墓崩開後，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寶物卻多得記不清楚。慈禧從頭到腳，一身穿掛都是寶石，量一量大約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頭是一隻翡翠西瓜。我托戴笠贈給宋子文院長了。她口裏含的一顆夜明珠，分開是兩塊，合攏是一個圓球，分開透明無光，合攏則透出一道綠色的寒光，夜間在百步之內可照見頭發。聽說這個寶貝可使屍體不化，難怪慈禧的棺材劈開後，老佛爺好像在睡覺一樣，隻是見了風，臉上才發了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將這件寶貝夜明珠托戴笠代我贈紿了蔣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寶物之後，引得孔祥熙部長夫婦眼紅。接到戴笠的電告後，我選了兩串朝鞋上的寶石送去，才算了事。”此外，孫殿英還送給閻錫山價值五十多萬元的黃金，送給監察院長珍貴的古玩……無怪乎這些當官掌權的國民黨要員起初積極查詢此案，到後來卻隻是做一些表麵文章。因此，孫殿英才得以逃脫法網。